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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已经到了三月的最后几天,一年中开始暖和的日子,而送来的却是春的虚假的信息,每年在这以后还会急剧地冷起来。
  格罗梅科一家正忙着收拾行装上路。在这幢住户大大增加、人数比街上的麻雀还要多的楼里,他们把这件事做得好像复活节前的大扫除一般。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一度反对迁移。他并不干预他们的准备工作,认为这种多此一举的行动不会实现,希望在关键的时刻一切告吹。然而,事情颇有进展并且接近于完成,于是就到了必须认真地谈一谈的时候。
  “这么说,你们都认为我不对,我们还是应该走?”他用这句话讲完自己的反对意见。妻子接过话头:
  “你说是再勉强凑合一两年,那时候调整好了新的土地关系,可以在莫斯科郊区申请一块地,开个菜园子。不过当中这一段日子怎么过,你并没说出个主意。这才是最让人关心的事,想听的正是这个。”
  “完全是说梦话。”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是支持女儿的。
  “那好,我投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同意了。“让我裹足不前的就因为这一切都还是未知数。我们是眯着眼睛向下滑,木知道往哪儿去,对那个地方毫无所知。在瓦雷金诺住过的三个人当中,妈妈和祖母两个人已经去世,剩下的第三个人就是祖父克吕格尔,他如果活着也准会在铁廖后面当人质。
  “战争的最后一年,他在森林和工厂方面做了一些手脚,装作把它们卖给了某一个冒名顶替的人或银行,也许和什么人象征性地办了过户手续。对这些勾当,我们谁了解?那些土地如今是谁的,我指的不是那该死的所有权,而是谁在照管?哪个机关负责?林木有没有砍伐?工厂还开不开工?最后,那地方是谁的政权,等我们到了以后又会变成谁的政权?
  “对你们来说,米库利钦就是救命的寄托,这是你们常爱提到的人。可是谁告诉过你们,这位老管家还健在,而且照旧住在瓦雷金诺?除了祖父好不容易说出这个姓名才让我们记住了以外,对这个人还了解什么呢?
  “不过还争论这些干什么?你们决定要走,我也同意。现在就是需要弄清楚这事该怎么办。不要再拖了。”
  为了办这件事,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就到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去了。
  直穿大厅的一条两边有栏杆的小通道,使外出的人流不能走得很快。大厅的石头地面上躺着许多穿灰色军大衣的人。他们不住地翻身,咳嗽,吐痰,只要彼此一讲话,声音都异乎寻常地高,毫不考虑在共鸣很强的穹顶下面会造成多么大的回声。
  这些人大多数都是传染斑疹伤寒的病人。因为医院超员,危险期一过,第二天就让他们出院了。作为一个医生,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自己也遇到过必须如此办的情况,但是不知道这种不幸的人会有这么多,而且车站成了他们的栖身之地。
  “您应该弄个出差证明。”一个系着白围裙的搬运工对他说。“每天都得来看看。现在车次很少,要碰机会。事情明摆着……(他用拇指在食指、中指上捻了捻)得用点什么打点打点。不花钱就走不了。哦,就这个……(他用手指弹了弹喉咙)这可是宝贝。”
  就在这段时间前后,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被邀请去参加了几次国民经济高级会议,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则被请去给一个得了重病的政府要员看病。两方面都给了在当时来说是最高的奖赏——可以到刚设立的第一个内部供应点领东西的配给券。
  供应点设在西蒙诺夫修道院内卫戍部队的一个仓库里。医生和岳父穿过教堂的和营盘的两道院子,直接走进没有门槛就从地面逐渐延伸下去的地下室,上面是石砌的拱顶。展宽了的地下室的尽头横着拦了一条长柜台,旁边站着一个神态安详的保管员,正在不紧不慢地称发食品,发过的就挥动铅笔从单于上划掉,偶尔离开一会儿去库房取货。
  领东西的人并不多。“拿出你们盛东西的口袋。”保管员很快地看了一眼医生和教授的单子,就对他们说。他们看着往那几个用女式小枕头套和大靠垫罩做的口袋里装进去的面粉、大米、通心粉、白糖,接着又塞进了成块的猪油、肥皂和火柴,然后每个人又给了一块用纸包着的什么东西,到家以后才知道是高加索干奶酪,当时两个人惊奇得眼珠子几乎都要瞪了出来。
  女婿和丈人尽快把许多小口袋捆成两个可以搭在肩上的大包,免得在这里磨磨蹭蹭,让保管员讨厌,他那种宽容大度的神气已经让他们感到很不自在了。
  从地下室上来走到露天地里,两个人像喝醉了似的,但不是因为可以享受一点口腹之乐,而是意识到他们并非庸碌无为地白白活在世上,回到家里还能赢得年轻主妇东尼娜的夸奖,能让她领情。
  男人们一天到晚忙着去各有关机关办理出差的证件和保留现在住的这几间屋子的契约,这时候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就在家里挑选应该打点的东西。
  在目前登过记属于格罗梅科一家的这三间房子里,她心事重重地走来走去,每当要把随便一件什么小东西放到应该带走的那一堆行李以前,都没完没了地在手里掂量来掂量去。
  只有一小部分较为值钱的东西放到个人的行李当中,其余的都准备在路上和到了目的地以后当作交换手段去使用。
  从敞开的小气窗吹进来的春风,带着点地刚切开的新鲜白面包的味道。院子里有鸡在叫,还听得见玩耍的孩子们的说话声。房间通风的时间越长,从箱子里拿出来的冬天穿的那些旧衣服就发散出更浓的樟脑丸的气味。
  至于说什么东西应该带着走,什么东西不能带,可是有一整套的道理。那是先走的一些人研究出来的,在留下来的熟人圈子里依旧照办。
  这些嘱咐都是简短的、非照此办理不可的交待,清晰地出现在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脑子里,以至于她在想象中似乎随着院子里麻雀的叫声和做游戏的孩子们的喧嚷都能听得到,又仿佛是有个神秘的声音从外面不断地向她提醒。
  “布匹,布匹之类的东西,”想象中的声音说,“最好裁开,木过路上要检查,这也危险。最可行的办法是弄成一块块的,做成把毛边缝起来的样子。一般来说,可以带衣服料子或者半成品,成件的衣服也行,顶好是穿得木太旧的上衣。不值钱的、分量重的东西越少越好。因为经常要靠自己拿,别想带什么篮子、箱子。这些经过多次挑选出来的为数不多的东西,要捆成女人和孩子都能拿得动的小包袱。盐和烟草最有用,这是实践证明了的,不过也有很大的风险。钱要带二十或四十卢布面额的纸币。最难办的还是证件。”另外,还有诸如此类的其他注意事项。
  出发的前一天刮起了暴风雪。风把一片片灰云似的飘荡的雪花吹到高高的天空,然后又变成一股股白色的气旋降落到地上,飞入黑暗的街道深处,给街道铺上一条白色的被单。
  屋子里的一切都收拾停当了。照看这几间房屋和里边留下的财物的事,托付给了叶戈罗夫娜在莫斯科的一家亲戚——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去年冬天通过他们卖了些旧破烂和用木着的家具,换来了劈柴和土豆,这样才同他们认识的。
  这事不能指望马克尔。他现在把民警局当成了自己的政治俱乐部,在那里虽然没有控诉过去的房主格罗梅科一家喝他的血,但是后来却责怪他们以往这些年总是让他无知无识,有意不让他知道人是从猴子变成的。
  叶戈罗夫娜的这两位亲戚,男人过去是商业部门的职员,这时正由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领着最后一次检查各个房间,捐给他们哪把钥匙开哪把锁,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同他们一起把柜橱的门打开又关上,把抽屉拉出来又推进去,什么都要教给他们,一切都要解释清楚。
  房间里的桌椅都推到墙边,路上带的包袱放在一旁,所有窗户都取下了窗帘。狂暴的风雪要比那为了防寒把门窗遮得严严实实的时候更加无阻拦地从外面窥视着空落落的房间。这就使每个人都回想起来一点什么。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想起了童年和母亲的死,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想到的是安娜·伊万诺夫娜的逝世和葬礼。一切都让他们觉得这是今后再不会见到的这幢房子里度过的最后一个夜晚。在这一点上他们都想错了,不过,当时是在不愿让对方伤心而彼此都不承认的迷们心情的影响下,每个人都在心中重新回顾在这个屋顶下所过的生活,都强忍着在眼睛里打转的眼泪。
  但这并没有妨碍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在外人面前保持上流社会的礼节。她不断地同受托照管房屋的那个女人交谈。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不住地夸大她帮忙的意义。为了表示不能白白地接受他们的关照,她一次又一次地向她道歉,到隔壁房间去一下,从那里一会儿给这个女人拿出一块头巾、一件女短衫,一会儿又拿出一块印花布或薄绢,当作礼物送给她。所有这些东西的料子都是黑色衬底上面带白格子或白斑点的,仿佛是雪地里黑暗的街道衬托着砖墙上一个个白色的楼空方格,在这临别的夜晚注视着没有遮挡的光秃秃的窗户。
  天刚蒙蒙亮他们便上火车站去了。这幢房子里的住户都还没有起床。住在这儿的一位姓泽沃罗特金娜的妇女,平时最爱凑热闹,这时挨家挨户跑着敲那些还在睡觉的人家的门,一边喊着:“注意接,同志们!去告别吧!快点,快点!先前在这儿住的格罗梅科一家子要走啦。”
  出来送行的人拥到墙边和备用楼梯的遮檐下面(楼前的正门现在一年到头都上了锁),贴着台阶围成半圆形,仿佛聚在一起照集体相似的。
  不住打哈欠的人们佝偻着腰,免得技在肩上的单薄的短大衣滑下来,一面哆哆咦噱地倒换着匆忙中套上毡靴的光脚。
  在这个见不到一滴酒星地的时期,马克尔居然能灌得烂醉如泥,现在像是被砍倒了一样,瘫倒在楼梯栏杆上,让人担心会不会把栏杆压断。他自告奋勇要把东西送到车站,遭到回绝还生了气。他们好不容易才摆脱掉他的纠缠。
  天还没有亮。雪在无风的空中下得比头天晚上更加稠密。鹅毛大雪懒洋洋地落下来,在离地不远的空中停滞一会儿,似乎对是否降到地面还迟疑不决。
  从巷子里走到阿尔巴特街的时候,天色亮了一些。飘着的雪像一面白色的蠕动的帘幕悬挂在街道上方,它那毛边的下端摆动着,和那些行人的脚混在一起,让人觉得他们像是在原地踏步似的。
  街上还看不到一个人影。从西夫采夫走来的这几个赶路的人,迎面没有遇到任何人。不久,一辆像是在湿面粉里滚过的沾满雪的空马车,赶上了他们。驾车的驾马也是满身白雪。讲妥了只用当时值不了什么的低得出奇的几戈比的价钱,马车就连人带东西都装了上去,只有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除外,他要求不带行装徒步走到车站。
  在车站,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和父亲已经站到挤在两排木栏杆里的数不清人数的长队里。如今不是从月台上车,而是从离这儿差木多半俄里远的出站场旗处的路轨附近上车,因为要清理出靠近站台的通道人手不够,车站周围的一半地面上都是冰和污物,机车也不开到这儿来。
  纽莎和舒罗奇卡没有和妈妈、外祖父一起站在长队里。他们自由自在地在进口处外面的大遮檐下边走来走去,只是偶尔从大厅过来看看是不是该和大人们呆在一起了。他们两个人身上发出很浓的煤油味儿。为了预防伤寒病的传染,在他们的脚腕、手腕和脖子上涂了一层煤油。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一看到丈夫赶到,连忙朝他招手,但是没让他走过来,而是从远处喊着告诉他在哪个窗口办理出差证件。他于是就朝那边走去。
  “拿来看看,给你盖的是什么章。”刚一回来,她就问他。医生从栏杆后边递过来几小张折起来的纸。
  “这是公务人员车厢的乘车证。”站在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后面的一个人,从她肩上看清了证件上加盖的印鉴以后说。站在她前面的另一个了解在各种情况下的一切规章、通晓刻板法令的人,更详细地作了解释:
  “有了这个图章,您就能要求在高等车厢,换句话说就是在旅客车厢给座位,只要列车挂上了这种车厢的话。”
  这立即引起了所有排队的人的议论。
  “要等一等,高等车厢得到前面去找。人真是太多啦。现在能坐到货车的缓冲器上,也得说声谢谢。”
  “这位出公差的先生,您别听他们的。您听我给您说说。现在已经取消了单一编组的车次,只有一种混合的。它既是军车,也是囚车,既能拉牲口,也能装人。舌头是软的,随便怎么说都行,不过要是让人家明白,就应该给人家讲清楚。”
  “你可真能解释,够得上是个聪明人。他们拿到了公务人员车厢的乘车证,这不过是事情的一半。你应该替他们往下一步多想想,然后再说话。这么显眼的身份,难道能上那个车厢?那节车上坐的都是部队的弟兄们。水兵不只是眼光老练,腰带上还有枪。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有产阶级,何况还是原先老爷堆里的医生。水兵抄起家伙,就能像拍苍蝇一样给他一下子。”
  要不是又有了新情况,这番对医生和他~家人表示同情的议论不知道还会扯到什么地方去。
  候车的人群早就透过车站的厚厚的窗玻璃把目光投向远方。长长的月台上的遮檐只能让人看到远处线路上的落雪。在这么远的距离,雪花看起来像是停在半空中,然后慢慢地落下去,好像是沉到水里喂鱼用的面包渣。
  早就有一群群的人和单个的人朝很远的地方走去。当走过去的人为数不多的时候,影影绰绰地出现在雪花帘幕的后面,让人以为是些铁路员工在检查枕木。可是他们~下子聚成一堆。在他们要去的远处腾起了机车的烟雾。
  “开门,这帮骗子!”排队的人吼叫起来。人群拥上来靠到门前。后面的开始向前边拥挤。
  “瞧他们干的好事!这里用墙挡着,那边不排队就绕进去啦!人家一会儿就把车塞得满满的,我们还像绵羊一样站在这儿!开门,鬼东西!我们砸门啦!喂,伙计们,用力挤,加油!”
  “傻瓜,你们羡慕什么人呢?”那位无所不知的懂法律的人开了口。“那帮人是从彼得格勒押解来眼劳役的。原先派到北部地区的沃洛格达,现在又往东部前线赶。不是自愿的,有押送队。去挖战壕。”
  路上已经走了三天,不过离开莫斯科并不远。沿路一片冬日景象,铁路、田野、森林和村舍的屋顶都理在雪下。
  日瓦戈一家幸运地在车厢左侧靠前的上层铺位安顿下来,旁边是一扇长方形的昏暗小窗。一家人坐在一起,没有分开。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是头一次坐货车。在莫斯科上车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用双手把女人们举到车厢上,车厢边沿上有一扇沉重的活动拉门。上路以后,女人们开始逐渐适应,自己也能爬上这辆取暖货车了。
  开始,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觉得这些车厢就像是装上轮子的牲畜栏。照她的想法,这种小笼子似的东西,一碰撞或者震荡肯定就要垮掉。但是一连三天在行进途中经过改换方向和弯道、岔道前后左右的晃动,整整三天车厢下面的轮轴像玩具鼓鼓相似的敲敲打打,火车还是顺顺当当地行驶,说明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担心毫无根据。
  由二十三节车厢组成的列车(日瓦戈一家坐的是第十四节),只能有一部分,或是车头,或是车尾,或是中间的几节,能靠
  近沿路那些很短的站台。
  前边的一些车厢坐的是军人,中间的是普通乘客,尾部是征集来服劳役的。
  后一类乘客将近五百人,包括各种年龄和形形色色的身份、
  职业。
  这一类形形色色的乘客占了八个车厢。除了那些穿戴得很好的有钱人、彼得格勒的交易所经纪人和律师以外,还可以看到那些被列人剥削阶级的胆大妄为的马车快、地板打蜡工、澡堂杂工、买卖旧货的邀靶人、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病人以及小商贩和
  修道土。
  第一种人围着烧得通红的小炉子坐在立放着的短圆木桩上,彼此你一言我一语地高声谈笑。这些人都有各种关系。他们并不灰心丧气,家里有影响的亲属正在为他们打点,在途中就可能得到赦免。
  第二种人穿的是高筒靴和开襟的长袍,或是外套和一件束了腰带的长衬衫,光着脚,有的蓄了胡须,有的脸刮得干干净净。他们站在闷热的取暖货车的稍稍推开一点的车门跟前,手扶着门框和栏在门前的横杠,阴郁地望着沿路经过的地方和那些地方的人,不和任何人交谈。他们没有所需要的熟人,也没有什么可以指望的。
  所有这些人并没有都坐上规定的车厢。一部分散在列车的中部,和普通乘客混在一起。第十四节车里就有这类人。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在上边躺得很不舒服,而且碍着低矮的车顶又直不起身子。每逢列车临近一个车站的时候,她总要从上铺位垂下头,从开着的门缝看看远处出现的停车点,判断一下是不是有东西可换,值不值得从铺位上下来到外面去。
  这一次也是如此。减慢的车速把她从瞌睡中惊醒。取暖货车在许多条道岔上颠动着,说明这是一个大站,停车时间不会短。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错曲着身子坐起来,揉了揉眼睛,理了埋头发,然后把手伸到装东西的口袋里,从底下翻出一条大毛巾,上面绣着几只公鸡、几个青年小伙子、一些弧形线条和几个车轮。
  这时候医生也醒了,他第一个从铺位上跳下来,然后帮着妻子从铺位上下来。
  也就在这个时候,随着几声汽笛和闪过的灯光之后,打开的车门外面已经出现了车站的树木,上面压着一层沉甸甸的积雪,挺拔的枝干像捧着面包和盐似的迎向列车。车还开得很快就首先跳到没有被人踩过的站台雪地上的是那些水兵,他们赶在所有人的前面跑向车站站房的拐角后边,那儿常常是凭借山墙的遮挡而藏着一些出售违禁食品的买卖人的地方。
  水兵的黑色制服、无檐帽的飘带和越向下越肥大的喇叭裤,使他们的脚步显出一种冲击猛进的姿态,让人不得不像面对着飞速冲过来的滑雪或滑冰的人那样闪开一条路。
  车站拐角后面,附近村子里的农妇激动得仿佛等待算命似的,一个接一个彼此遮挡着躲在那里,带来的有黄瓜、奶酪渣、煮熟的牛肉和黑麦纳渣饼,为了防寒,都用缝好的棉套使这些东西保持住热气和香味。妇女们和姑娘们把头巾扎到短皮袄下面,被一些水兵开的玩笑弄得脸像罂粟花一样涨得通红,同时又非常害怕,因为各种反投机倒把和禁止自由买卖的行动队大部分都是由水兵组成的。
  农妇们不知所措的情绪并没有持续多久。列车停稳以后,其余的乘客接踵而来。人群开始混杂,生意马上兴旺起来。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围着这些做生意的女人转圈子走着,把那条大毛巾搭在肩上,装作要在车站旁边用雪擦擦脸的样子。人堆里已经有人好几次朝她喊着:“喂,喂,那位城里来的太太,想用毛巾换点儿什么?”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并没停下来,和丈夫一起继续朝前走。
  在卖东西的行列最末尾的地方,站着一个女人,围着黑底红花纹的头巾。她发现了那条绣花的毛巾,锐利的眼睛立刻一亮。她看了看两侧,确认不会有什么危险,然后就快步走到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的紧跟前,把盖住自己要卖的东西的布掀开,飞快地喷着热气悄声说:
  “看看这是什么。大概没见过吧?不流口水吗?好啦,别划算太久,不然会被没收的。用毛巾换这半只威兔子吧。”
  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没听清楚她最后这句话,心里想着她好像说的是一条什么毛巾,于是又追问了一句。
  这女人说的就是她手里拿着的那半只从中间劈开、从头到尾整个用油煎过的兔子。她重又说:“用毛巾换这半只兔子。你还瞧什么?兴许以为是狗肉吧。我男人是打猎的。这是兔子,是兔子呀。”
  交换成功了。双方都认为自己占了便宜,对方吃了亏。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感到很羞愧,觉得是不诚实地愚弄了这个可怜的农妇。那女人对这笔交易很满意,于是急忙离开这块是非之地,招呼一个也做完生意的女邻居,踏上雪地上踩出来的向远处延伸的一条小路,一同回家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人群里起了骚动。一个老太婆不知在什么地方喊叫:
  “往哪儿走,骑兵老爷,给钱哪?什么时候给过我,你这没良心的?喂,你这个贪得无厌的东西,人家喊他,可他只管走,连头也不回。站住,我说你站住,同志先生!哨兵!有强盗!抢东西啦!就是他,就是他。把他抓住!”
  “怎么回事?”
  “就是那个没胡子的,一边走还一边笑呢。”
  “是那个胳膊肘破了的?”
  “不错,就是。哎呀,老爷子们,抢东西啦!”
  “是那个袖口打了补丁的?”
  “不错,就是。哎呀,老爷子们,抢东西啦!”
  “出了什么怪事?”
  “那家伙要买老太太的馅饼和牛奶,吃饱喝足了,拔腿就走。她不是在那儿哭嘛,真坑人。”
  “不能白白放过他。应该抓起来。”
  “别忙着去抓。没看见他身上缠满了子弹带。他不抓你就算便宜了。”
  第十四节车厢里也坐上了几个被征到劳役队的人。看守他们的是个叫沃罗纽克的押送兵。他们当中由于种种原因最引人注意的有三个人:彼得格勒一家公营小酒店的出纳员普罗霍尔·哈里托诺维奇·普里图利耶夫,车上的人都管他叫“出纳”;小五金店的一个十六岁的男学徒瓦夏·布雷金;头发已经花白的合作主义者革命家科斯托耶德一阿穆尔斯基,在旧时代曾经服过种种的苦役,到了新时期又尝到许多新的滋味。
  这些被征集来的人原本互不相识,只是随着无可选择的机遇凑到一起,一路上才彼此熟悉起来。从车上的谈话当中才知道,出纳员普里图利耶夫和学徒瓦夏·布雷金原来是同乡,都是维亚特省的人,而且过不了多久,火车就要路过他们出生的地方。
  普里图利耶夫本是马尔梅田市的小市民,他身材长得敦敦实实,留着平头,脸上有些浅麻点,浑身上下邀迫退遏。他穿了一件已经发黑的灰色敞领上衣,腋下浸透了汗渍,紧贴在身上,仿佛是女人的长裙上半截紧包住丰满的腰身的那一段。他很少讲话,显得有些迟钝,一连几个小时都在想心事,一面不住地找两只生有雀斑的手上已经开始化脓的小疣子,直到挠出了血。
  前一年的秋天,他在涅瓦大街和铸工街拐角上正好遇到一次街上的大搜捕。人家检查他的证件。他拿的原来是发给非劳动分子的第四类的食品供应卡,不过凭这张供应卡从来没领到过任何东西。根据这个就把他扣住了,接着就和许多因同样理由在街上被拦住的人一起被押送到了兵营。用这个办法收拢来的一批人,按照先前去阿尔汉格尔斯克战线修战壕的惯例,开始是要发送到沃洛格达去,后来中途返回,又经过莫斯科派往东部战线。
  普里图利耶夫在路加还有妻子,来彼得堡以前的战前年代,他就在那里工作。妻子听说了他的不幸,就直奔沃洛格达去寻找,打算从劳役队里把他解救出来。可是两个人走的路线不一样,她的辛苦成为徒劳。如今是一切毫无头绪。
  在彼得堡,普里图利耶夫和一个叫佩拉吉娜·尼洛夫娜·佳古诺娃的女人同居。在涅瓦大街的十字路口他被拦住的时候,刚好他和她在街角才分手,准备到另一个地方去办事,在铸工路的行人当中,他远远地还能看到她那逐渐消失的背影。
  这个佳古诺娃是个体态丰满、仪表端庄的女人,有两只很美的手,每逢长叹一口气的时候,背后的一根粗辫子就从这边或那边的肩上甩到胸前。她自愿随车陪送普里图利耶夫。
  在像普里图利耶夫这样有几个女人追求的偶像身上能找出什么美好的地方,也真令人难以理解。除了佳古诺娃之外,在离机车不远的另一节取暖货车上,还有普里图利耶夫另一个相好的——姓奥格雷兹科娃的姑娘,头发是淡黄色的,身材瘦小。佳古诺娃轻蔑地管她叫“大鼻孔”和“喷壶”。
  这~对情故水火不相容,都避免直接见面。奥格雷兹科娃从不到这节取暖货车上来。教人猜不透的是她究竟用什么办法和自己崇拜的对象见面。也许,在全体乘客一起往车上装木柴和煤的时候能打个照面,她就满足了。
  瓦夏却另有一番经历。他父亲是在战争中被打死的。母亲把他从乡下送到彼得堡,在叔叔那里当学徒。
  在阿普拉克欣大院开小五金店的叔叔,冬天有一次被叫到苏维埃去说明一些情况。他认错了办公室的门,走到指定的那一间的隔壁去了。凑巧那里是劳役委员会的接待室,里边人非常多。等到应召的人数凑足了的时候,来了一些红军士兵把他们包围起来,带到谢苗诺夫兵营去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押到车站,准备送上开往沃洛格达的火车。
  这么一大批人被征去的消息在市民当中传开了。第二天,不少家属都到车站去给亲人送行,瓦夏和他婶娘也在其中。
  在车站,叔叔请求卫兵放他到栅栏外边去一会儿,见见自己的妻子。这卫兵就是如今在第十四节车厢押送这批人的沃罗纽克。瓦夏的叔叔没有提出一定回来的确实保证,沃罗纽克就不能同意放他出去。叔叔和婶娘于是就提出把侄子留下作担保。沃罗纽克这才同意了。瓦夏于是被关了进去,叔叔被放了出来,可是叔叔和婶娘从此就没再回来。
  瓦夏对换人毫没有存过疑心,发现了这个假把戏以后,不禁痛哭失声。他倒在沃罗纽克的脚下,吻他的两只手,哀求把他放了,但是毫无结果。这个押送兵如此无动于衷并非性格残忍。当时是非常时期,制度是严厉的。押送兵对点过名交他押送的人数是要以身家性命负责的。瓦夏就这样到了劳役队。
  合作主义者科斯托耶德一阿穆尔斯基无论是在沙皇时代还是现政府的治下,都受到所有看守的敬重,他和他们也总保持一种亲密的关系。这回他也不止一次请押送兵注意瓦夏所处的无法容忍的境况。后者也承认这的确是骇人听闻的误会,不过又说在手续方面中途还不能了结此事,只好指望到了目的地之后再去澄清。
  瓦夏是个五官端正、长相很好的孩子,酷似肖像画里的沙皇御前侍卫和上帝身边的小天使。他少有地喜欢整洁,并能够保持。这孩子最大的乐趣就是坐到大人们脚边的地上,两手交叉着拢住膝盖,仰起头听他们的谈话。每逢这种时候,从他那忍住眼泪不哭或含笑不露而引起的面部肌肉的动作上,就能判断出人家说的是什么。他那表情丰富的脸就像一面镜子,反映着谈话的内容。
  科斯托耶德坐到上铺日瓦戈一家人这里来做客。他滋滋响地吸吮着请他吃的一块兔子的肩肿骨肉。这人特别怕穿堂风和感冒。“怎么一个劲地吹!从哪儿来的风?”他一边问,一边改换坐的位置,想找个避风的地方,最后总算在一个风吹不到的地方坐定了,就说:“这下子行啦。”他啃完了骨头,舔净了手指头,又用手帕擦了手,并且向男女主人道了谢,又接着说道:
  “你们这儿窗缝透风,应该堵上。不过渐渐还是回到刚刚争论的正题吧。您说得不对,医生。油煎兔子肉——这当然是了木起的美味。不过,要是因此认为农村的生活挺不错,对不起,这种看法至少是过于轻率,这个认识的飞跃也太冒险了。”
  “唉,您先别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反驳说,“请看看这些车站。树木没有被砍掉,栏栅围墙也完好无缺。还有这些小市场!还有那些卖东西的妇女!想想看,这够多么心满意足!有些地方还过着正常的生活,还是有人高高兴兴的。木是所有的人都唉声叹气。这一切都能说明问题。”
  “那好,就算如此吧。不过,这并不真实。您从哪儿得出这个结论?您不妨离开铁路走出一百俄里去看看。农民到处接连不断闹事。您一定要问,他们反对的是谁?既反对白党,也反对红色分子,这就要看是谁掌权。您一定又要说,好哇,这种乡下人是任何一种制度的敌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要的是什么。对不起,您不要过早地得意。他们要比我们知道得更清楚,不过,他们要求的完全不是你我所要求的那些。
  “一旦革命唤醒了农民,他们就认定几百年来梦想的一家一户的独立生活就要实现,希望能靠自己双手劳动建立无政府的田园生活,不隶属于任何方面,也不向任何人承担义务。但是从被推翻的旧的国家体制的束缚下解脱出来以后,他们又落入了新的革命的超国家体制的更狭窄的夹缝。所以农村就要作乱,什么地方都不安定。您还在说农民心满意足。老兄,您是什么都不了解,依我看,您也不想了解。”
  “那又怎么样,我当真也不想了解。完全不错。啊,您先别忙!我为什么要全都了解呢,为了这个还得费力气吧?时代共木买我的账,而是随心所欲地强加于我。现在我也要蔑视一下事实。您刚才说,我的话不符合实际。可是,如今在俄国还有没有实际呢?我认为,实际已经被吓得躲了起来。我宁愿相信农村已经取胜而且正走向繁荣。如果连这一点也是糊涂认识,那么我该怎么办?我将靠什么生活,听信谁的?但是我要生活,我是个有家室的人。”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把手一挥,让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去和科斯托耶德争论到底,自己挪到铺位边上,探头去看下边的人在干什么。
  在下边,普里图利耶夫、沃罗纽克、佳古诺娃和瓦夏几个人正在一起谈话。因为火车离故乡越来越近,普里图利耶夫就说起了到那里去的路途,在哪一站该下车,下一步怎么走,是徒步还是骑马。瓦夏听到说起那些熟悉的家乡村镇,两眼亮闪闪地不断站起身来,兴奋地重复看那些个地名,因为数说这些地名对他来说就已经像是一个神奇的童话。
  “您是在苏霍依渡口下车吧?”他气喘吁吁地问。“那还用说!是我们的会车站!然后,您大概朝布依斯克耶村那个方向去吧?”
  “对,往下就走布依斯克耶土路。”
  “我说的就是它——布依斯克耶乡道。布依斯克耶村,哪能不知道!我们就是从那里拐弯,到我们那儿去得往右走,一直往有,直到韦列坚尼基镇。要是到您那里去,哈里托诺维奇叔叔,我看是该往左,朝离开河的方向走。听说过佩尔加河吧?那还用说!就是我们的那条河。到我们那儿去是沿着河岸走,照直顺着河岸。我们的韦列坚尼基镇就在这条河上,在佩尔加河上游不远的地方,那就是我们村。村子在陡岸边上,河岸真陡!我那地管它叫采石场。站在那里都不敢往下看,就这么陡。简直就像要掉下去似的。一点儿也不假。那里的人都会开采石头,做磨盘。我妈妈就是韦列坚尼基镇的人。还有两个妹妹,阿廖卡和阿里什卡。帕拉莎大婶,佩拉吉娜·尼洛夫娜,我妈妈也和您一样,长得又白又年轻。沃罗纽克大叔!沃罗纽克大叔!我以基督上帝的名义求求您……沃罗纽克大叔!”
  “干什么?你怎么总像布谷鸟似的反反复复地叫我‘沃罗纽克大叔,沃罗纽克大叔’?难道我不知道我不是大婶?你想要干什么,求我什么?让我悄悄地放了你?你说,是不是?放了你,我可就完蛋啦,蹲小房子去啦!”
  佩拉吉娜·佳古诺娃心不在焉地朝一边远处的什么地方张望,默默地不说一句话。她用手抚摩着瓦夏的头,在想什么心事,一面拨弄着他那淡褐色的头发。她偶尔用点头、眼神和微笑向这孩子作暗示,意思是让他放聪明些,不要公开当着大家的面和沃罗纽克说这件事。她似乎是说,过一段时间,问题自然就会解决,只管放心好了。
  当旅途远离中部俄罗斯地带向东方延伸以后,意外的情况就不断发生。列车开始穿越不安定的地区,那一带是武装匪帮出没、不久前才平息了叛乱的地方。
  列车在旷野频繁停车,车厢周围有拦阻的队伍往来巡视,检查行李和证件。
  有一次夜里又停了车。没有人查看车厢,也没有让大家起来。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出于好奇,同时也怕发生什么不幸的事,从取暖货车上跳了下去。
  夜色漆黑,列车看不出为什么偶然地停在正常区间的一个路标附近,路基两边是一片人工种植的云杉林。比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先下去的几个邻座的人,在取暖货车前的地上跺着脚,告诉他说,据了解并没出什么事,似乎是司机自己停的车,理由是这一带有危险,如果探路的检道车不能确保这个区间情况正常,就拒绝继续开车。据说,旅客代表已经去劝说他,必要的话还可以塞点儿钱。可是,又风传水兵们也插手干预,这些人可要把事情搞坏。
  就在大家向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说明情况的时候,路基前方机车旁边一片平坦的雪地像筹火的闪光一样,被机车烟筒和取暖炉灰箱里迸出的火星照亮。其中的一道火舌突然照亮了一小块雪地、机车和几个顺着机车旁边跑过去的人影。
  前面的人影一闪,看来大概就是司机。他跑到踏板一端,向上一跳,越过缓冲器的长杜就从视线中消失了。在后面追赶的几个水兵接着重复了同样的动作。他们也是跑到踏板一端,跳起来在空中一闪,落下去就不见踪影了。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被看到的景象吸引住了,就和另几个好奇的人朝前边的机车走了过去。
  在列车前方空旷的一段路基上,他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场面:枕木一侧光滑的雪地里站着司机,身子一半理在雪里。水兵们像追捕野兽的猎手一样站成半圆形围住了他,同样有一半身子埋在雪里。
  司机喊道:
  “谢谢你们啦,小海燕们!居然到了这个地步!拿起枪来对准自己的工人弟兄!我干吗说这车不能再往前开呢?乘客同志们,请你们大家作证,这是个什么地点。随便什么人都能在这儿把铁路道钉拧走。滚你们的蛋,你们要干什么,难道是为了我自己?我只不过给大伙儿开车,不是为了我,是为你们,怕大家出事。一片好心却得到这样的回报。行啊,朝我开枪吧,你们这些吃了火药的!乘客同志们,请你们给作证,我连躲都不躲。”
  站在路基上的人群发出了各式各样的叫喊。一部分人惊慌地叫着:
  “你这是怎么回事呀?……清醒点儿……没有的事……谁能让他们这么干?……他们就是这个样子……吓唬一下……”
  另一些人挑逗地高声叫喊:
  “别理他们,加夫里尔卡!别松劲,加足了汽!”
  第一个从雪堆里拔出腿来的水兵,原来是个棕黄头发的魁梧大汉,脑袋也特别大,所以显得脸是扁平的。他不慌不忙地转身朝向大家,嗓音极低地轻声说了几句话,也像沃罗纽克一样夹带着乌克兰的字眼儿:
  “对不起,干吗都聚在这儿?难道不怕喝西北风,公民们?大冷的天,回车厢去吧!”在这个深夜不寻常的情况下,他那非常镇静的态度倒使这几句话显得有点可笑!
  当散开的人群渐渐返回各自车厢去的时候,这个棕黄头发的水兵来到还不十分清醒的司机跟前,说道:
  “别发神经啦,机师同志。还不从雪窝子里出来,开车走吧。”
  第二天车行平稳,但时常减慢速度。因为担心刮起来的大风雪埋住路轨使车轮下滑,列车终于停在一处毫无生气的旷野,见到的只是被大火烧毁的车站遗迹。在那被烟熏黑的残垣断壁的正面,可以辨认出“下开尔密斯”的字样。
  不只是站房保留了火烧的痕迹。车站后面也看得到一个被雪覆盖的空荡荡的小村落,以及把它和车站隔开的那片凄凉的空地。
  村落最靠外的一栋房子已经烧焦,隔壁一家屋角的几根圆木坍落下来,一头搭到室内;路上到处是烧剩下的雪橇残骸、倾倒的篱笆墙、生锈的铁器和破碎的家用什物。被烟垢和焦灰弄得肮脏不堪的积雪露出一片片烧秃了的黑糊糊的地面,流进去的污水结了冰,把一些烧焦的碎木头和着火与灭火的痕迹冻在一起。
  村落和车站还没有完全断绝人烟。一两处仍然可以看到人影。
  “整个村子都烧啦?”跳到站台上去的列车长同情地问着从废墟中走来的站长。
  “您好。祝贺您顺利到达。烧是烧了,不过情况要比火烧还要糟。”
  “不明白您的意思。”
  “最好别多问。”
  “莫非是斯特列利尼科夫?”
  “就是他。”
  “你们犯了什么过错啦?”
  “根本不是我们,完全没有关系。是我们邻居惹的事,把我们也扯到一起了。看见后面那个村子了吧?他们是祸首。就是乌斯特汉姆金斯克乡所属的下开尔密斯村。全都因为他们。”
  “他们怎么啦?”
  “好几桩滔天大罪。赶跑了贫农委员会,这是一桩;抗拒向红军交送马匹的命令,而且您要知道,动靶人本来是个个都骑马的,这又是一桩;不服从动员令,这是第三桩。您看,就是这些。”
  “原来是这么回事,都明白了。所以就挨了炮轰?”
  “就是。”
  “从装甲车上开的炮?”
  “那可不是。”
  “真惨,太可惜啦。不过,这不是我们该议论的事。”
  “况且事情已经过去了。再没有什么好消息能让您高兴啦。在我们这儿停几天吧。”
  “别开玩笑。我这车上坐的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什么人,是给前线补充的兵员。我可不习惯停车。”
  “这可不是开玩笑。您自己看吧,这些雪堆。这么大的风雪在整个区间刮了一个星期才停住。找不到人除雪。半个村子都跑光了。让剩下的人都去干也干不完。”
  “啊,您现在是两手空空!这下可是糟了,真糟糕!现在怎么办?”
  “总得想办法把路清出来让你们走。”
  “雪堆得多吗?”
  “还不能说特别多。是一条一条的雪优。风是斜着刮的,同路基有个角度。中间的一段最困难、要措三公里。那地方确实伤脑筋,理得相当厚。再过去就没什么了,树林子给挡住啦。需要挖的前面这一段也不要紧,因为是平川地,风把雪都吹跑了。”
  “唉,那就让您见鬼去吧。真是莫名其妙!我把车停在这儿,让大家都来帮忙吧。”
  “我想也只好这样啦。”
  “可是不要惊动水兵和赤卫军战士。这儿有整车的劳役队,还有将近七百人的普通乘客。”
  “那就足够了。只要把铁锹运来就可以开始。现在工具不够,已经派人到附近的村子去了。能弄到的。”
  “我的老天爷,这又是糟糕事!您认为能办到吗?”
  “没问题。俗话说,众志成城。这是铁路,是交通的大动脉。您别那么想啦。”
  清路的活儿干了三天三夜。日瓦戈一家,包括纽莎在内,都实实在在地参加了。这是他们路上最好的一段时光。
  这个地方有一种内在的、难以言传的气氛。它让人感到此地还保留着普希金笔下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的遗风和阿克萨科夫所描写的那种蛮野特色。
  村落的破坏和少数留下来的居民那种不露声色的态度,更增加了这个地方的神秘色彩。村民们已经被吓坏了,都避免同车上的乘客接触,他们互相之间也不交往,怕有人告密。
  铲雪的工作不是全体乘客同时参加,而是分批进行。作业地点的周围有人把守。
  清除线路的积雪是把人分成小队,在不同的地段同时从各自那头开始的。各个清除干净了的地段最后都留了一个雪堆,把相邻的小队隔开了。这些雪堆要留到全线的工作结束时再一起铲掉。
  严寒的晴明天气,乘客们白天被送出去干活儿,晚上才回车厢过夜。劳动是间隔很短就倒班轮换,所以并不累,因为铁锹木够而干活儿的人多。这种轻松的劳动给人带来的只是一种享受。
  日瓦戈一家参加劳动的地点是个景色优美的开阔地。从他们所在的路基开始,地势向东缓倾,然后呈波浪状起伏上升,直到远方的地平线。
  山包上有一幢四面没有遮挡的孤零零的房屋,周围是个花园。在夏天它肯定有着斑斓的色彩,如今稀稀落落的树木在霜雪之下对房屋起不到丝毫保护作用。
  那一带的雪层更显得浑圆而平坦,不过从几处起伏的坡度来看,积雪不可能覆盖住斜坡,春天一到肯定会沿着弯曲的谷地化作一条小溪流到路基下面旱桥的涵管里,后者现在被厚雪埋住,仿佛是个从头到脚用松软的毛毯裹住睡在那里的一个婴儿。
  房子里还有没有人住,或许是已经毁坏了,空在那里,由乡或县土地委员会造册登了记吧?它先前的主人如今身在何方,遭遇如何?他们也许已然隐居国外?还是在农民的手下丧了命?也可能凭借赢得的好名声作为有专长的人在县里作了安排?要是他们一直留到最后时刻,是不是会得到斯特列利尼科夫的宽恕?还是和富农一起受到他的惩治?
  这幢房屋在山包上不时地撩拨人的好奇心,自己却哀伤地默默耸立在那里。当时并没有人提出和回答这些问题。明晃晃的阳光照到无垠的雪地上,雪白得让人目眩。铁锹从它上面方方正正地切掉一块又一块!铲下去的时候散开的干燥的雪花又多么像一粒粒钻石粉末!这不禁使人回想起遥远的童年,幼小的尤拉头戴有银饰的浅色长耳风帽,身穿一件缀了一圈圈卷毛黑羊皮的小皮袄,在院子里也是用这样白得耀眼的积雪堆出金字塔、方柱、奶油蛋糕、一座座城堡和岩洞。啊,那时候的生活多么香甜,周围的一切都是那样让人看不够,享用不尽!
  三天的户外生活给人的印象是充实而丰富的。这自然有其原因。每天晚上给参加劳动的人发放的是不晓得按什么规定、从什么地方运来的新烤的精粉面包。喷香的面包脆皮泛光,两边撑开裂口,下面是烤得焦黄的厚厚的一层外皮,上边还沾着些小粒的煤渣。
  正像在白雪皑皑的山间旅行途中短时间的驻留会让人流连木舍一样,大家都很喜爱这个残破的车站。它所处的地势、房屋的外观和受到破坏的一些特征,已经刻印在记忆当中。
  傍晚回到车站的时候,正值日落。夕阳对过去是无限忠诚的,依旧在报务员值班室窗边那片苍老的白禅林后面的老地方逐渐沉落下去。
  这间房子的外墙是从里面坍塌的,不过残砖碎瓦并没有把房间堆满,完好的窗户对面靠后的一角仍然空着。那里的东西都还保留着,未受损坏,包括咖啡色的壁纸、瓷砖火炉和浑圆的通风口上用链子拴住的铜盖,另外还有镶在黑镜框里挂在墙上的财产用品登记表。
  沉到地平线的太阳仿佛是很不幸地触到了炉灶的瓷砖,为咖啡色的壁纸增加了热度。余辉映挂到墙上,白禅树的阴影像是给它披上了一条女人的披巾。
  房间的另一侧有一扇封起来的通向接待室的门,上面还留着大概是二月革命开始那几天或是不久前写的字,内容是:
  鉴于室内存有药品和包扎敷料,请诸位患者暂勿入内。
  根据上述原因,此门已封闭。乌斯特涅姆达高级医士某某谨
  此通知。
  最后的雪被铲掉以后,隔在各个工段之间的小山丘似的雪堆一扫而光,开始可以看到笔直伸向远方的平坦的轨道。路的两侧由抛出去的雪堆成了白色的山脊,外缘镶嵌了两道黑松组成的林墙。
  极目望去,轨道的各个地方都站着手执铁锹的一群群的人。他们是第一次看到全体乘客在一起,对人数如此之多感到吃惊。
  虽然天色将晚,黑夜就要到来,但据说列车再过几小时就要开出。发车以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最后一次走去欣赏清理干净的线路上的风光。路基上已经圆无人迹,医生和妻子停下来向远方看了一阵,互相交换了几句感想,然后转身朝自己的那节取暖货车走去。
  回来的路上,他们听到两个女人对骂的凶狠而又伤心的喊叫声。夫妇两个立刻就听出了这是奥格雷兹科娃和佳古诺娃的嗓音。两个女人和医生夫妇走的是同一个方向,从车头走到车尾都是这样,只不过是在对着车站的列车的另一侧。当时,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和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正走到路旁树林的末端,两对人中间隔着连绵不断的车厢。那两个女人总是离医生和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不很近,走得比他们稍稍靠前或者靠后一截。
  她们两个都很激动,但双方花的力气互有增减。这大概是走路途中偶尔陷到雪里,或是腿脚发软,由于脚步不平稳,所以嗓音有时高得像喊叫,有时又低得像耳语。看得出,佳古诺娃是在追赶奥格雷兹科娃,赶上之后可能还动了拳头。她向对手像连珠炮似的骂出那些精心挑选的不堪入耳的话,但它们出自这个仪态万方的女士的悦耳动听之四,就显得比男人难听的粗鲁的咒骂更不知羞耻。
  “你这个婊子,你这破烂货!”佳古诺娃喊叫道,“你上哪儿,她马上跟到哪儿,身子一扭一扭,乱作媚眼!你这母狗嫌我那个傻瓜不够,还要眼巴巴地盯住那可怜的孩子,想勾引他,非要把这小孩子给毁了不可。”
  “这么说,你是瓦先卡合法的妻子噗?”
  “我让你瞧瞧我这合法妻子的厉害,你这臭不要脸的瘟神。你别想活着从我这儿走开,别让我犯罪!”
  “哟,瞧瞧,还张牙舞爪的!把手放回去,疯子!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要让你断了气,下贱货,痴皮猫,无耻的东西!”
  “说我什么都行。当然啦,我是猫狗不如,这都清楚。你可是有爵位的不寻常的人哪。你是阴沟洞里出身,门缝底下举行的婚礼,和大耗子一起怀的胎,生下来的是个刺猖……哨兵啊,哨兵啊,好心的人哪!这凶娘儿们要杀我。喂,救救我这个姑娘家,保护我这孤苦伶仃的人吧……”
  “快点走吧。我真听不下去,太让人厌恶啦。”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催丈夫快走。“这不会有好结果的。”
  突然间,地势和天气一下子都变了。平原已经消失,现在的路是在山丘和高山之间。前一阵不住刮着的北风也停了,从南面飘散过来阵阵暖空气,像是从炉灶里吹出来的。
  两侧山坡的台地上有一片片的树林。从这里穿行过去的铁路路基不得不开始爬坡,到中间又变为平缓下降。列车喘着粗气在树林当中艰难地行驶着,仿佛上了年岁的护林员徒步走着,带领一群东张西望、对什么都感兴趣的游客。
  不过,现在还没有什么值得观赏的。密林深处仍像沉浸在冬日的恬静睡意之中。只是偶尔有几丛灌木和大树藏籁地抖落下部技极上的积雪,仿佛摆脱了箍在脖子上的脖套或是解开了领口似的。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完全被克制不住的睡意纠缠住了。这几天他一直在上边的铺位上躺着睡觉,醒来的时候就想心事,而且希望能听到些什么。然而,暂时还什么也听不到。
  就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怎么也睡不够的时候,春天娜娜降临,不断消融着大量的积雪。那雪还是从他们离开莫斯科的当天开始下起,一路不曾停过,在乌斯特涅姆达又有整整三天铲雪,这真是以不可思议的厚度一层又一层地覆盖了几千俄里空间的大雪。
  开始,雪是从内部融化的,悄悄地不让人觉察。当这鬼斧神工之举完成一半的时候,就再也木可能掩盖下去。奇迹开始显露出来,从松动的雪层下面已经有了温湿流水。人迹罕至的密林抖擞精神,那里的一切也都苏醒了。
  任流水倘佯的天地是广阔的。它从悬崖上飞落,蓄成一处处清潭,然后就四面八方地漫溢出去。木久,茂密的林子里就响起了它那沉闷的响声,升起氛氯的水雾。一股股的水流像蛇似的在林中蜿蜒前进,遇到阻挡的积雪就钻到下面,在平坦的地面上沙沙地畅流过去,一旦向下跌落,还伴随着扬起的一片水的尘埃。土地已经容纳不了更多的水分,于是那些令人目眩的耸入云天的几百年的云杉用自己的根须把它吸吮进去,树根周围留下一团团变干的浅褐色泡沫,仿佛是喝啤酒的人唇边留下的残迹。
  天空也染上了春日的醉意,惺极呼呢之中盖上了片片乌云。毛毡似的黑云低悬在森林上空,垂下的云脚不时地洒下散发出土腥气的暖乎乎的阵雨,冲掉了地面上最后剩下来的碎裂的黑色冰块。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终于睡醒了。他把身体挪到那扇取掉了窗框的方形小窗口,把头支在撑起的臂肘上,开始倾听外面的声音。
  列车离矿山区越来越近,这一带的人口也越来越稠密,区间缩短,靠站停车的次数越发频繁。乘车的人也有了较多的流动,多数是在中间小站上下车的短途乘客。路途更短的人,并不需要安顿下来久坐和躺下睡觉,夜里就在车厢中部靠门的地方凑合呆一会儿,彼此小声地谈些只有他们才了解的当地的事,到了下一个换车点或者小站就下了车。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最近三天车厢里不断变换的当地人谈话的片言只语当中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白党分子在北边占了优势,已经或者准备攻占尤里亚金。除此以外,如果传闻属实而又不是和他在梅留泽耶沃医院的一个同伴同姓的话,在这个方向指挥白党武装的就是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很熟悉的那个加利乌林。
  在这个谣传没有得到证实以前,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对家里人只字没有谈这件事,免得让他们白白担心。
  在深夜刚刚开始的时候,一种模糊不清但相当强烈的幸福感使尤里·安德烈耶维奇从睡梦中醒了过来。列车已经停下。车站笼罩在凝滞的半明半暗的白夜之下。这源俄的夜色渗透着某种纤细而又恢宏的气氛。它说明列车停下的地方是开阔的,车站坐落在一个视野宽广的高地上。
  沿着站台有几个人影无声地从车厢旁边走过,互相交谈的声音很轻。这也在尤里·安德烈耶维奇的心中唤起一股柔情。从这小心翼翼的脚步和悄声低语当中,他感觉到这是对深夜时刻的一种尊重和车上睡着的人的关心,似乎是战前和更早的年代才会有的情况。
  其实医生的感触完全错了。和其他地方一样,站台上也是~片喧嚷的人声和皮靴沉重的走动声。木过附近有个瀑布,它送来的清新自在的空气扩大了白夜的范围,也让医生在梦中生出一种幸福感。一刻不停的瀑布的轰鸣压倒了车站上的所有声音,让后者有了一个寂静的假象。
  虽然没有想到有这瀑布,但是当地这种奥妙而强劲的空气使医生又沉沉地入睡了。
  铺位下边有两个人在谈话。一个问另一个:
  “怎么样,自己人都安静下来了吧?对那帮人给点教训没有?”
  “那些小铺老板,是吗?”
  “对,就是那帮粮食贩子。”
  “都老实啦,非常听话。为了杀一儆百,从他们当中处置了一个,其余的就都老实了。罚的款也拿到了。”
  “一个乡罚多少?”
  “四万”
  “你瞎说!”
  “我干吗瞎说?”
  “好家伙,四万!”
  “四万普特。”
  “嗯,你们干得真不错,好样儿的!都是好样儿的。”
  “四万普特精磨粉。”
  “想想看,这事也真巧。地点是没说的,正是做面粉生意的头等好地方。沿着雷尼瓦河往上一直到尤里亚金,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都是码头,都是粮食收购点。舍尔斯托比托夫弟兄几个,还有佩列卡特奇科夫和他那几个儿子,都是干倒手批发的!”
  “轻声点!别把人吵醒。”
  “好吧。”
  说话的人打了个呵欠,另一个就说:
  “躺下再迷糊一会儿,怎么样?车好像又开了。”
  这个时候从后面传来迅速变大的震耳欲聋的隆隆声,淹没了瀑布的轰响。在停着的这列车旁边的第二股道上,一列老式的快车响着汽笛全速赶上来,闪过几点灯光,随即毫无痕迹地消失在前方。
  下面的人又开始了谈话:
  “嗯,这回该开车了。停够啦。”
  “快啦”
  “大概是斯特列利尼科夫。这是有特殊任务的装甲快车。”
  “可能就是他。”
  “他对付反革命分子就像一头野兽。”
  “他是去追赶加列耶夫。”
  “追赶什么人?”
  “白党的长官加列耶夫。据说是带了一批捷克人守在尤里亚金附近。这家伙占了一个码头,就守在那儿。加列耶夫长官。”
  “也许是加利列耶夫公爵,你记错了。”
  “没有这个姓的公爵。恐怕是阿里·库尔班。你弄混啦。”
  “也许就是库尔班。”
  “那就是另一回事啦。”
  快天亮的时候,尤里·安德烈耶维奇又一次醒来。他又梦到了一些愉快的事,心里始终充满着一种乐陶陶的解脱之感。列车还是停着,也许是在一个新的小站上,也可能仍旧是原先的那一站。轰轰的瀑布声也照旧,很像是先前的那个站,也许是另外一个。
  尤里·安德烈耶维奇接着又进入了梦乡。但在瞌睡中却依稀听到了乱糟糟的叫嚷声。原来是科斯托耶德和押送队队长吵了起来,两个人对着叫喊。车厢外面的气氛变得比前一阵更好。空气中散发出一种原先没有的味道。这种味道很奇怪,像是春天所特有的,又像是五月间飘来一阵灰白色的淡薄稀疏的雪花,落下来不仅显不出~片白色,反而使土地更加黝黑。空气中还像是有一种灰白透明而又芬芳好闻的东西。“啊,是稠李!”尤里·安德烈耶维奇虽然没有醒过来,但却猜到了。
  清早,安东宁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就说:
  “不论怎么说,尤拉,你可真奇怪。你整个人是由各种矛盾构成的。有时候飞来只苍蝇就能把你惊醒,一夜到天亮再也合不上眼。这里又吵,又闹,又乱,你却怎么也醒不了。夜里,那个出纳员普里图利耶夫和瓦夏·布雷金都跑了。想想看,还有佳古诺娃和奥格雷兹科娃。等一等,我还没说完。另外还有沃罗纽克,对,对,也跑了,都跑了。你瞧这事。再听我说,他们怎么逃的,一起行动,还是分散开来,用什么办法,完全是个谜。可以想得出,这个沃罗纽克一发现其他人都跑了,为了逃避责任,当然也要自找活路。可是另外那几个呢?全都自觉自愿地走了,还是有谁受了胁迫?比方说,那两个女的就让人起疑。不过,她们谁又能杀害谁呢?是佳古诺娃害了奥格雷兹科娃,还是奥格雷兹科娃害了佳古诺娃?谁也不清楚。押送队队长车前车后跑了个遍。‘你们好大的胆子,’他扯开嗓子喊着说,‘居然敢给发车信号。我要以法律的名义要求在找到逃跑的人以前不准开车。’列车长可不理这一套。他说:‘您是不是发了疯。我这趟车是给前线补充兵员的,是最重要的紧急任务。难道还能听您的指挥!亏您想得出!’于是两个人都责备起科斯托耶德来。作为一个合作主义者,应该是有头脑的人,况且就在旁边,却不去阻止那个两眼漆黑的没觉悟的士兵走这要命的一步。‘还算个民粹派呢!’队长就这么说。依我看,科斯托耶德没什么责任。列车长说:‘真有意思!照您这么说,囚犯倒应该把看守管起来?那可真是让母鸡替公鸡打鸣啦。’当时我从旁边推你,又扳你肩膀,喊着叫你:‘快起来,有人跑了!’你可真行,大炮也轰不醒……对不起,这以后再说吧。现在是……啊,真不得了!……爸爸,尤拉,你们快看,多壮观哪!”
  在他们躺着探头张望的窗口外面,展现出一片无垠的泛滥的水面。不知是什么地方的河流漫过了堤岸,一侧的水已经淹到了路基跟前。因为是从很高的铺位上往下看,造成距离缩短的错觉,平稳行驶的列车就像是直接滑行在水面上。
  它那平滑的表面只有极少的几处染了~层铁青色,其余的部分任凭温暖的清晨的阳光追逐着一片片镜面似的油亮的光斑,真像是一位厨娘用浸了油的羽毛在热馅饼上涂来涂去。
  在这酷似无边际的水域,一条条拱形的白云的云脚,也和那些草地、坑洼、灌木丛一起沉没在水中。
  中间的一处,可以看到有一窄条土地,上面的树木似乎是悬在天地之间的双重影像。
  “鸭子!是家鸭!”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朝那个方向望去,便喊了一声。
  “在哪儿?”
  “小岛旁边。别往那边看。往有,再往有。唉,见鬼,飞走了,吓跑啦。”
  “啊,不错,看见了。我有些话要和您谈谈,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另找个时间吧。咱们车上那几个服劳役的和那两位太太真是好样的,都跑掉了。我看不会出什么事,只要别给什么人添麻烦就没关系。跑就跑啦,这和水总要流动一个样。”
  北方的白夜已经过去了。什么东西都看得很清楚,不过一切又都像是缺乏自信似的,一座小山、一片树林和一处悬崖,仿佛是人造出来的。
  树林刚刚染上了一层嫩绿,林中几丛稠李已经开花。这片林子长在峭壁下面一块向远处倾斜的不大的平地上。
  不远就是瀑布。但不是从每个方向都能看到,只有从峭壁边上顺着小树林的方向看过去才行。瓦夏已经疲乏得走不到那里去,既感到害怕,又觉得惊奇。
  周围没有任何东西能和这瀑布相匹敌。这独一无二的景观使它令人望而生畏,仿佛它具有生命和意识似的,变成了一条神话中的龙蛇,掠取贡品并让这一带荡然无存。
  跌落到半空的瀑布,被突出的悬岩利齿不断地劈成两股。上边的水柱看起来几乎是停住的,下面的两股一刻也不停地微微向左右两侧摆动,整个瀑布总像是刚刚要滑倒,紧接着又挺起身来,刚要滑倒,立刻又挺起身来。
  瓦夏把羊皮袄垫在身下,在林子里的一片空地上躺了下来。曙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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