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中

张大中人物资料：

张大中1948年3月出生于北京，是大中电器创始人。他燕京大学肄业后从事家电零售。2007年12月，国美以36亿元收购大中电器。此后，张大中隐退。2011年3月，在国美董事长陈晓离任后，张大中任国美董事长。

中文名：张大中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北京

出生日期：1948年3月

职业：北京大中电器有限公司创始人

张大中本科，哲学专业，北京大中电器有限公司创始人;1984年以电子元器件贸易挖到第一桶金;1993年，张大中创建了大中音响城，开始进入家电零售领域，并在1998年突破亿元的年销售额大关;1999年，大中电器正式成立，并在2004年达到了80亿元的销售额，占领了北京家电零售市场50%的市场份额;1982年4月，张大中注册成立"张记电器加工铺"，这是当时唯一允许私营企业注册 的名字。工厂是自己家、饭桌是工作台，找几个熟人帮忙……"张记"以制造音响放 大器为主营业务，1988年9月，营业额首次突破10万元。 至1988年12月，"张记"占据音响放大器90%以上的市场份额。

身兼数职：是操作工也是营业员，是业务经理也是技术员。从照像制版、腐蚀打孔、焊接组装、检测调试直到包装封箱，七、八道工序有条不紊地进行。……大中电器创始人张大中在实践中增长着对成本、利润、价格的认知，也积 累着关于生产、管理、服务的经验，小作坊成功了。1989年初，营业面积仅有10平米的"大中音响公司"在北京西单开业，进行元器件销售。这是大中电器的第一家门店。1989年4月，大中音响公司成立北京第一家专业音响工程部，提供音响工程设计咨询与安装服务。至1992年12月，大中音响公司拥有员工100名、年营业额突破1000万元。

1999年，大中电器作为电器专卖连锁店正式启航;2000年，大中电器开出6家连锁店;2001年，店面总数达到12家，营业额达9亿元，员工超过1200人;2002年，代表大中电器服务精神的"蓝马甲"正式启用，"为您服务我最佳"成为大中电器核心服务理念;至2002年12月，营业额达30亿元，大中电器连续10年被评为"重合同守信誉"单位，大中电器创始人张大中担任北京市政协常委。

2003年，大中电器开店量增至32家，占据北京电器销售50%市场份额，成为覆盖北京内城、社区及远郊县的电器连锁商之一。同年，大中电器的第一家外埠店--天津黄河道店开业，标志大中电器走出北京、成为全国性电器连锁销售商。

2005年，大中电器加快全国连锁步伐，全国连锁店总量达近百家，稳居北京地区电器销售之冠，荣膺"北京十大商业品牌"。

张大中2006年，大中电器将秉承"北京更强，全国更精"和"突破数码，实现3C"的发展思路，继续推进自身的纵深发展，使大中电器从电器产品的提供者转变为电器消费的引导者，从产品(服务)的提供者转变为品牌(文化)的传播者，从规模制胜的全国连锁转变为引领行业走向的国际品牌。

2011年3月9日，国美电器通过港交所发布公告表示，大中电器创始人张大中将接任国美董事局主席职务，并担任非执行董事。虽为非执行董事，但终能代表大股东以及中小股东的共同利益。对国美未来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公司简介

大中公司始建于1982年，几年后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音响设备制造厂。1989年，正式注册为北京市大中电器有限公司。大中公司在全体员工顽强拼搏、锐意进取的精神鼓舞下共同努力，发展至今，已成为拥有数千名员工，北京地区43家分店，天津、河北、内蒙、山西、宁夏等100多家连锁店，总营业面积近20万平方米，经营国内外2万余种商品的大型家电连锁经营企业，与国内外上百家知名厂商保持着密切的业务往来。

公司经营的电器主要包括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厨卫用品、碟机、摄像机、家庭影院、音响等。公司下属的专业音响工程部可承接具有国际水准的声、光、像系统及大型影视音响工程。 公司以优质的商品、充足的货源及可靠的售后服务享誉京城。特别是近年来，每年举办"家电节"、"制冷节"、"音响、视听产品展示会"等大型活动来回报广大消费者，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赞誉。 1993年至2000年大中电器连续被北京市工商局评为"重合同，守信誉"单位，并获得了"百强企业"、"十佳私企"、"售后服务信得过单位"及"市级先进单位"等称号。

【结盟"中永通泰"，打造家电流通业超级航母】

面对充满商机的国际市场及国内家电连锁企业的挑战，北京大中联合上海永乐、广东东泽以及豫、鲁、川、浙、深、汉等地的13家当地家电连锁实力最强势的企业于2002年共同出资组建"中永通泰"，总部设在上海，由北京大中电器集团董事长张大中任董事长，原上海国美老总杨大康出任中永通泰总经理。

联合体成员现有北京大中、上海永乐、河南通利、山东雅泰、东泽电器、浙江五交化、成都百货、深圳铭可达、武汉工贸、重庆商社、重庆百货等十三家区域零售大户。13家企业2001年销售额共计160亿元之巨，是日前中国最大的家电流通网络。一时之间这个区域性家电巨头结成的大联盟被称为中国家电流通行业的超级航母。

该联盟成立以来2个月时间里，联合采购订单总额就突破了30亿元，其中仅与海尔集团就签订了2003年10亿元的销售合同，与康佳、创维、LG、东洋、澳柯玛等国内知名厂家也已正式签订了采购协议，数额相当巨大。 在目前以"买断和包销定制"为竞争利器的家电零售市场上，联盟将采购成本与管理成本降低，家电产品的最终市场价格将有更大下调余地，为各成员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增加了强大的竞争力。

凤凰卫视1月10日《冷暖人生》，以下为文字实录：

解说：一个七个孩子的母亲，一个“精神病人”，一个死刑犯。四十年，她是儿女心头巨大的伤口与阴影。血色减褪，历史的烟尘散去，谁来回望母亲的身影。《冷暖人生》寻找母亲王佩英。

张大中，63岁，近些年来，他总是回忆起四十年前自己还是一个青少年时的岁月，尤其是有关母亲的一幕幕情景。

张大中：我们有时候经常能够在住宅区里看到啊，她们从食堂打饭回来，经常几个被劳改的人，一串几个人，当然我们只是远远的看着。

陈晓楠：不能走过去?

张大中：心里面没有敢走过去的，远远看，哎呀，在我印象中第二个女的好像是我老娘，总觉得很不光彩，那时候觉得娘是不光彩的。

陈晓楠：张大中，想必很多人熟悉他的名字，国内大型家电零售连锁集团的董事长，知名企业家。而刚刚他所描述的那一幕，是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1969年。

之所以这一幕格外的让他魂牵梦绕，念念不忘，是因为他那个时候远远看到的身影竟是母亲在人世间留给他的最后印象。

一年之后，母亲永远的离开了，而给张大中和其他的几个兄弟姐妹留下沉重阴影的是，母亲是作为一个死刑犯被枪决的。多年以来，母亲的死是全家心头的创伤和巨石，也是一个禁忌。

即使在长大之后，兄妹们相见，也会特别小心的避开所有关于母亲的话题。1980年，一份法院的再审判决书递到了张家，这个文件说，查明王佩英从1963年开始患精神病，原罪行是在其精神病状态下的胡言乱语，不应负刑事责任。

这纸判决给母亲可以说从法律上平了反，但是张大中觉得他心头的巨石却更加沉重了。往事一遍又一遍的涌上心头，他总是在想，母亲难道真的是一个精神病人吗?又是近30年过去了，花甲之年的张大中决定，不再苦苦的等待答案，他开始寻访母亲的老同事老邻居们，而且找到了一些研究历史的独立学者。面对这些人，他诚恳的说，我就想拜托你们帮我搞清楚，我的母亲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张大中：你等于是1980年是按一个疯子给平反的。

陈晓楠：心里一直是有这个结啊?

张大中：我心里一直是说耿耿于怀也好，心里一直是不平的，尤其做儿子的事业有成了一点，就更感觉对不起老娘，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理清楚。

2008年的一天，外出归来的张大中在办公桌上看到了一份材料，读完了这几页纸，张大中如遭电击，激动万分。

张大中：哎呦，我当时一看到之后，我当时就非常之(激动)，哎呀，想不到我老娘在那个年代，表现的那么，哎呀，我老娘太不容易了。

解说：母亲王佩英生前的最后两年，是在牛棚中度过的。而这份材料，正是她的牛棚难友林克明所写的这字里行间的母亲，令张大中无比惊讶，又无比震撼。

张大中：她就给我讲了当时批斗现场的情况，老娘是不服批斗的，你老娘怎么振臂高呼，后来一片混乱，所以我母亲可能被批斗过无数次，但是每次批斗的时候，我老娘都是绝不下跪，书记和院长跪在那儿，她在旁边站着，在我们当时全国那种氛围之下，我老娘能当着院里的那几百人，高呼“刘少奇万岁”。当时你喊完这个口号，有可能会乱棍之下给你打死，老娘不怕。

解说：一瞬间，那山呼海啸，红色笼罩一切的时代，又浮现在张大中眼前。随后的两年，经过不断的寻访以及兄妹间点滴回忆的拼接。那个离去四十年的遥远的、残缺的、神秘的母亲王佩英一点、一点在他们的心中还原、复活。

王佩英1915年出生于海南开封一个富裕家庭，16岁进入教会静宜女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上学期间她爱上了一个大她四岁的大学生张以成，并且一毕业就嫁给了这个穷小子，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1942年，张以成开始为八路军从事地下工作，后来又成为郑州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在此期间，王佩英一直掩护并协助丈夫的地下工作，由此树立了信仰，并在1950年入党。1955年，张以成带着妻子和六个儿子来到新中国的北京，进入铁道部工作。在张大中记忆中，刚来北京的那几个年代，是全家人最快乐的时光。

张大中：我们当时刚来到北京的时候呢，生活感觉到非常的蒸蒸日上，也非常的丰富多彩。周末呢，去郊游去，景山公园、故宫、颐和园、紫竹院、动物园，而我感觉我母亲呢，当时也对未来充满着憧憬，有一次她跟我大哥在聊天，聊什么内容呢?聊这些孩子们未来做什么事情，他们就分析每个孩子特点，老二什么特点，老三什么特点，老四什么特点，都设想着未来都很不错的工作。

解说：作为职工家属，王佩英先是在铁道部做幼儿园阿姨，后来又做勤杂工，1956年家里最小也是唯一的女儿出生了，心满意足的王佩英给女儿起名“可心”。然而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1960年父亲张以成病重，住院期间，他思念孩子们，于是七个孩子到照相馆拍了人生第一张合影。

在一个暗淡的黎明，张大中醒来，第一次看到了母亲的眼泪。

张大中：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母亲坐在我床头呢，在掉眼泪呢，我不知道这时候我父亲已经不在了，实际上可能我父亲已经被推到太平间去了。

解说：父亲去世，又正值国家的大饥荒年代，王佩英和七个孩子陷入了生活的窘境。男孩子们都到了长身体的年龄，忍受着饥饿的煎熬，张大中记得母亲下班后，还要帮人洗衣服，缝缝补补，挣点三毛五毛的零钱。

张可心今年55岁，她人生中最早的记忆，就是母亲在灯下做活的画面。

张可心：晚上有时候睡觉醒来，就看见母亲在那儿，缝鞋衲鞋底儿，把那个碎布什么的，粘到一个板子上，打咯吱嘛，一醒了就看见母亲在那做活，或者做衣服，这是我印象特别深的，因为家里孩子多呀，衣服鞋什么的都是她自己来做的。

解说：1960年代初的中国，正值反右，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三年大饥荒之后的阵痛，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暂时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恢复生产上来。

当时十多岁的张大中当然无法理解这时代变化的深层原因，他只知道随着大哥二哥陆续参加工作，家里的生活慢慢有了点起色。然而这几年当中，母亲的性格却发生着相反的转变。

张大中：在我小时候记忆里边呢，我感觉我母亲好像很开朗啊，随和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就感觉我母亲的性格上，有些变化了，自从我父亲去世，那以后的我母亲呢，应该说，逐渐的有些沉默寡言了。极个别的一段时间，我母亲竟然抽烟了，一个人坐在床头，闷闷的，一根儿接一根儿的，我们看了呢，感觉很凄凉，但是又插不上什么话，又不好询问什么事情。

解说：1965年的一天，母亲单位的一位领导找到了在中学住校的张大中，交给他一项秘密的任务。叫他注意观察母亲平时都写了些什么。

张大中：后来我就非常注意的在家里的桌子啊，抽屉里边啊，寻找母亲究竟写些什么东西呀，有一次看到了，母亲写的是什么呢?大多是歌颂，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周恩来对他们的工作表示了颂扬，像周恩来辛辛苦苦搞外交啊，刘少奇勤勤恳恳为人民呐，什么朱德怎么、怎么着啊，彭德怀怎么、怎么着啊。

当然也提到毛泽东，觉得呢，毛泽东应该退出历史的舞台，那可能呢，我理解呢，就对毛泽东那段时间的工作呢，应该说评价不高的。

当然我那时候十五六岁，对这些看不明白，也不懂。

解说：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母亲所写的这些东西，张大中很难完全理解，他只是隐隐约约觉得，这一切都带有一丝不祥的气息。

起初，张大中以为母亲那时的苦闷仅仅是因为父亲去世带来的打击，但到了晚年，越来越多的了解了母亲的经历后，他才猛然领悟，生活的磨难没有将一个勤杂工一个带着七个孩子的寡妇吞没，反而让她将目光投向了这苦难的人间，而正是这份对政治与民生的关切，将母亲推向了无尽的深渊。

1965年初，铁道部门的领导经常听到一些群众的反映，勤杂工王佩英经常散布“反动言论”对党的领袖提出公开的批评。那时在单位里，已经没有人敢和王佩英讲话，当天四月，王佩英更是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她提出退党。

张大中：我不能理解，我小孩我就觉得哎呀，党员多光彩啊，是吧，你要退党就多不光彩啊，1965年的7月份，我母亲就被送到安定医院了，我也希望我母亲是有病的人，因为她说这些语言，如果要是正常人的话，如果要是非常头脑清醒的话，将会给自身找来很大的麻烦的。所以我非常希望母亲有病，在医院呆着吧。

解说：过后张大中得知，正是出于同样的考虑，铁道部的同事们为了保护王佩英，将她送进了精神病院，同时为了照顾几个年幼的孩子，单位将老六大圃和小妹可心送到了一位老职工家寄养了半年。上小学后才回到自己家中。大哥二哥挣的36块5的工资，养活着一家七口。可心和六哥小小年纪，就要买菜做饭捡煤核，看望母亲的责任就落在老三张大中肩上。

从1965年到1968年，每隔一个月，张大中都要骑着自行车到远郊的精神病院探视。张大中说母亲那时因服用了抑制类药物，反应显得迟钝，探视的一个小时中，母子俩时常是相对无语。

张大中：每次我都象征性的给母亲带点东西，因为我从哥哥那儿拿到一块钱，每月只能给我一块钱，有时候我买点水果糖啊，有时候买点藕粉啊。她从来不跟我谈这些事情(政治)，从来不谈论，每次看的时候，大约探视时间一个多钟头，我现在想起来也就是母亲和儿子在一起相处虽说相视无语，但是也充满着一种愉悦的。

解说：一天，一位精神病院洗衣房的阿姨找到张家，对孩子们说，母亲想念他们，希望他们拍一张合影带给她。于是在大哥的带领下，七个孩子来到照相馆，拍下了人生中的第二张合影。照片中的张可心刚上小学还笑得无忧无虑，她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阴云密布。母亲入院后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虽然身处与世隔绝的精神病院，王佩英还是敏感的嗅到了空气中的血型。

张大中：探视即将结束了，母亲要回病房了，母亲跟我说，儿子很对不起啊，我的事以后会给你们添麻烦的，我当时对这话很震惊，但是我马上紧接着，哎，妈不要乱想，不要乱说。我一直认为我母亲有病，因为她要不有病，这些话拿到社会上肯定是很麻烦的，所以我企盼她是有病。

解说：然而张大中这点可怜的期盼也很快落空，1968年，王佩英公开支持的刘少奇，被打为“叛徒、内奸、工贼”，精神病院再也不敢收治她，于6月6日责令她出院，病例上这样写道，生活自理如常人，无精神异常，入院期间思想反动，故由机关接出处理。而这时一直在试图保护王佩英的铁道部也早已自顾不暇。

张大中：有一天他们单位那个书记突然的在楼下叫我了，那个阿姨在以前对我们是很温和很友善的，突然呢，感觉到很冷漠、很严肃。

陈晓楠：她在底下叫你说什么?

张大中：说，你准备个脸盆，准备一条毛巾，送到什么、什么地方去。哎呦，我一听坏了，那我母亲现在已经不在精神病院了，拉回单位了，我觉得问题就非常之严重了。

我当时说不好，我是不愿意去，还是恐惧，说不好是一种什么感觉，我就让我妹妹去了。把这个艰苦的工作给了我妹妹。

解说：1968年夏天，王佩英被赶出精神病院，和铁道部的其他“牛鬼蛇神”们一起被关进了牛棚。当时12岁的张可心受三哥委托，给母亲送洗漱用品，见证了母亲初进牛棚的一幕。

张可心：端着一个脸盆就去了，到哪儿了以后，他问我找谁，我说找我母亲王佩英。然后呢，那个门当时给推开了，我就看见一个背影，她跪在那个一个桌子前面，然后也许母亲听到我说话了可能。略微的侧了一下身子，可能想看我，在她转身的时候，我就看见她戴着一个大口罩，这时候那工作人员就把脸盆给接过去了，就把门关上了，就让我走了，就再没看见(母亲)。

1968年7月，王佩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了牛棚，此后的一年多，子女们失去了探视她的资格，只是有几次，张大中在路过铁道部大院时，远远的看到母亲和几个牛棚难友排队去食堂的身影，但又不敢靠近。

而在家属区，原本同情孩子们的叔叔阿姨，也再也不敢走进张家的门，作为“狗崽子”几个还在上学的弟妹，也被同学如躲避瘟疫一样隔离。

1969年冬，五十七中召开一场批斗大会，开会前张可心被班主任单独找去谈话。

张可心：她说下午开大会有你母亲，她的意思就是让我参加，她说这是你跟母亲划清界线的一个最好的行动。

最后还是去了，但是开会的时候，自始至终我都没敢抬头，一直就低着头。

记者：还是抬头看了一眼是吧?

张可心：我看嘴上好像戴着东西呢，不让她说话。

记者：台上喊着你母亲的名字的时候，打倒王佩英，或者是之类的，或者底下跟着喊的时候，你那时候?

张可心：那时候也得举手，跟着一块儿。

记者：喊什么呢?

张可心：打倒现行反革命，王佩英，母亲的名字。

张大中：在1969年12月份的时候呢，我哥哥曾经找过我，说最近我们单位传达了一批现行犯革命的讨论名单，这名字里可有咱娘啊，我说我印象中我们党的政策除了杀人放火放毒的，那一个不杀，我心想我母亲这个罪过，在监狱待着，也还行吧。

但是没有想到，我们也非常之幼稚的把这个“放毒”呢认为是往井里投毒了。而没有想到什么呢?就是说你批评啊，对方如果觉得你批评得不对，就认为你是放毒。

1970年1月27日，北京市工人体育场罗克、王佩英等二十余名“反革命”在万人公审大会上，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当天晚上，和同学聚会的张大中才得知了消息。

张大中：可能有几个工人，刚参加完公审会，回来，特意聊到说今天公审的时候还有两个女同志啊，我心想这可能是其中有一个我老娘。完了他们说，现在已经六点钟了，估计此时此刻那些人都上西天了，我当时一听，哎呦!我才知道那一刻我才知道我母亲判什么刑了，脑子瞬间确实是，我才体会到什么叫脑海里一片空白。

那天晚上给我印象是非常恐惧的，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暴力，我作为学生是看到无数的，我心想，以后我恐怕也就是所谓的这种被专政的对象的子女了，那未来在社会上生存将会极其困难的。

解说：在长安街上徘徊到深夜，张大中才敢走回家门，望着熟睡的弟弟妹妹，他五内俱焚。第二天早上，张大中和四弟五弟被叫到居委会开会，会上宣读了对母亲的判决。

张大中：白天我就看到那布告了，王犯54岁，河南开封人，1964年到1968年书写反革命标语，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押期间，反革命气焰嚣张到了极点，我就感觉哎呀，反革命气焰嚣张到了极点，这句话我觉得是我母亲性格的一个写照。

当时表现不出太大的悲痛，也不敢表现，也不能表现。

陈晓楠：连表现特别悲伤的权利都没有。

张大中：对对对，不能表现出悲伤，只能跟大家说要划清界线，而要还得当着大家的面，还得说老娘十恶不赦，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政府处理的非常之正确。

解说：兄弟几个表态后是居委会代表发言，其中一位阿姨的发言，令张大中无比震撼，终生难忘。

张大中：老太太说，孩子们，你们未来生活不容易啊，你们一定要好好生活，长大了要做好样的孩子，充满着同情，那个老太太说完了我感觉好像那个老太太都哭了。后来40年之后，我一直问这个老太太是谁家的，因为我自从听了这个老太太的话，才知道，才感觉由昨天晚上的恐惧而变得心里踏实了。就是人民群体对此不是非常的憎恨，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很同情的。

解说：之后的岁月，几个弟妹中学毕业后，纷纷上山下乡，1976年，文革结束。1980恩年，刘少奇平反，同年铁道部为王佩英平反，并给每个孩子发了1000元的抚恤金。改革开放之初，张大中辞职下海，以母亲的1000元抚恤金作为本钱，开始创业，最终创建了遍布全国的连锁集团。四十年过去了，七个孩子有的已经病故，活下来的都已年近花甲，母亲的身影从未在他们的心头散去。

2008年开始，张大中和妹妹可心遍寻母亲生前故旧和牛棚难友，母亲最后几年的人生，隔着历史的迷雾，渐渐显现出来。

张大中：我没有想到啊，在刘少奇遇难的时候，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高呼“叛徒内奸工贼”的时候，我老娘坚持，刘少奇是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的卓越的国家领导人，刘少奇不应该受到迫害，她在牛棚里接受专制改造的时候，还这样坚持，她牛棚难友给她点儿吃的嘛，她说不用了，她说我估计活着不会出去的，你们早晚还会出去为党工作的，我是出不去了。

所以那时候，她把生死置之度外。

在寻访过程中，孩子们还了解到了很多现在想来仍惊心动魄的细节。当年在无数次的审讯和批斗会上，母亲都拒绝悔过，拒绝低头认罪，为防止她当众呼喊反动口号，她的嘴上被勒上了给牲口用的嚼子。在临行前的最后一次审讯中，审讯人员威胁她，给她最后认罪的机会，否则就永远见不到子女了。那一次母亲哭了，但也是她被捕后的唯一一次流泪。

1970年1月27日，母亲在万人公审大会后被处决，至今孩子们也不知道母亲的尸骨遗落何方，卢沟桥畔的刑场，野草青了又黄，一年年生长。

2010年3月27日，王佩英去世四十周年，子女们为母亲举办了一场纪念会，王佩英生前故交、牛棚难友以及铁道部老职工五百余人赶来参加。

陈晓楠：所以这个时候几十年之后觉得离她更近了?

张大中：我就一切都以作为儿子，对得起老娘，因为我觉得老娘还是应该说很对得起我们。同时呢，应该说，老娘也更对起我们的社会况且我在事业有成的过程中，应该是非常得益于老娘的，拿血换来的钱吧。

陈晓楠：其实拿1000块钱也是你老娘走了以后，还仍然和你生命发生了一个特别深刻的关联。

张大中：对对，所以我这一点我非常之感激。

陈晓楠：如果活着，王佩英应该是90多岁的老人了，正是儿孙满堂，尽享天伦的时候。我曾经问张大中，如果母亲看到他今天的成就，会不会觉得特别欣慰呢?没想到他回答说，那可不一定，说不定母亲还会批评我呢。

随后他就讲了一件他印象特别深的小事儿，小时候他曾经从垃圾堆里呢捡来一个废弃的灯管，放在卫生巾里挂毛巾，竟然遭到母亲的喝斥，责令他一定要送回去，因为在母亲看起来，不是自家的东西就绝对不能拿，哪怕是别人不要的。

张大中总是在说一句话，母亲不食人间烟火。在曾经饱受磨难的日子，在精神病院探视母亲的时候，他曾经劝过母亲说，这世界不是你想象中的样子。或许到了今天，他还要这么劝慰母亲，这世界不是你想象中的样子。

那么母亲想象中的世界又是什么样子呢?也许仍需继续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