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曳杖过烟林(2)

　　如果按西方罗兰·巴特他们一派的观点，那作品一写成，作家也就“死”了，批评家要做的事，只是研究“本文”，管他是张三还是李四写的呢，为作者写传，简直完全多余。但对于西方汉学家来说，欲解读《红楼梦》的本文，那不仅不能绕过对作者的了解，而且，还必须迈进好几道门槛，才能登堂入室，初悟其妙。对于西方一般读者来说，很难想像，当他们拿到《红楼梦》的西文译本时，会完全不看译者所写的序引，完全不参照译者提供的附注，便能在本文中自由翱翔。其实就是我们中国当代读者，完全抛开对《红楼梦》本文以外的必要信息的了解，恐怕也是难以进入那种独特的艺术世界和文化空间的。
　　但为曹雪芹写传，关于他本人的资料之匮乏及互相抵牾，还不是惟一的困难，问题是如以他为圆心，则半径首先必须延及他的家族，而曹氏家族的福祸荣枯，又与清朝康、雍、乾三朝皇室的权力斗争息息相关，于是叙述的半径又要再延及相关的历史，这段历史的文化当然还是大中华汉唐文化的延续，可是又有其阶段性的特点，便是满族文化和汉文化的相激荡和相融合，于是又要再次延长半径，涉及那一代中国文人的总体生存方式、群体素质、心理定势与习尚、修养、趣味及他们的分流。这也还不是半径的顶端，因为《红楼梦》的哲学内涵、其终极追求的力度和向彼岸靠近的热诚（这是许多西方人最感兴趣的《金瓶梅》所没有的），又是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发展到那一阶段的有根之木、有花之果，于是写传者又把半径再伸向李贽、汤显祖等先贤及其思想。又由于《红楼梦》是中华古典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具有百科全书的特点，前人早就指出：“一部书中，翰墨则诗词歌赋……爰书戏曲，以及对联扁额、酒令灯谜、说书笑话，无不精善；技艺则琴棋书画、医卜星相及匠作构造、栽种花草、养蓄禽鱼、针黹烹调，巨细无遗；……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娼妓优伶……色色俱有；事迹则繁华筵宴……宫闱仪制、庆吊盛衰……事事皆全；……可谓包罗万象，囊括无遗，岂别部小说所能望其项背。”所以那半径又不能不随机抖动，涉及有关的话题。偏《红楼梦》又是一部并未完全竣工而且只传下八十回的残书，它并没有一个绝对无可争议的本文，推测其失传部分内容的主要根据又是脂砚评语，所以在半径的旋转中又不得不提及有关它的版本、脂批及程、高补入后四十回后竟得以公开化，“一时风行，几于家置一集”的原因……《曹雪芹新传》从曹雪芹这个“圆心”出发，不断伸出半径，辐射旋动，又不时由远点回缩“圆心”，浓化对曹雪芹思想、人格和艺术追求的皴染，导引读者层层迈进《红楼梦》一书以“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大情怀，以“沁芳”之笔，所营造出的远非一般“爱情悲剧”或“大家族黑幕”式的作品所能望其项背的艺术空间，读来却有深入浅出、丝丝入扣、云龙蟠舞、汁浓味醇之感。
　　周汝昌先生１９６４年所出的《曹雪芹》和１９８０年所出的《曹雪芹小传》，基本上是纵向叙述的方法，这本《曹雪芹新传》取用了“画圆”的手法，围绕曹雪芹这个“圆心”画出了许多个同心圆，这虽很可能是面对外国汉学界或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这些特殊读者，急中生智，逼出来的招数却构成了一大特色——它不再仅是对一个中国文化巨人的描述，它成为了通过这位巨人将你吸入伟大的中国文化磁场的马蹄铁，而且，这样的写法，对于无“学术性前提”准备的中国读者，也颇有吸引力和教益。
　　但画圆的风险在于，半径伸得越长，其圆周接触的未知面或混沌面争议面便越大，因而派生出的疑窦和讼案便可能越多。而周先生在把握笔法时，“稍稍运用上一点儿推想和文学手法”，为的是“使内容变得生动一些”，用心良苦，却犯了西方汉学家做学问的大忌。这些本拟显瑜之处，很可能倒成了他们眼中的瑕疵。第三十五章代曹雪芹拟的长歌，绝非即兴之作，凝聚着周先生多年来在曹雪芹精神世界里掘进的心得，因曹翁的满溢奇气胆魄的诗作除两个残句外竟毫无所传，为显现其大诗人本色，作传时这样延臂求髓，我很理解，也颇赞赏，但似宜于放在《小传》的增订本中，那不失为供读者参考以加深对传主理解的一种尝试，在这主要是对外的《新传》中，我以为恐怕不能为西方读者理解（能读中文的亦未见得能品味，译成西文则更“隔”），甚或会伤及他们对此书学术价值的充分评估，所以不如不放。
　　不知为什么，当我掩上《曹雪芹新传》的时候，心上总粘着曹雪芹好友张宜泉《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废寺原韵》的收句：“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谁曳杖过烟林？”不禁鼻酸。曹雪芹究竟是谁？如梦如烟！他本应像莎士比亚一样，成为全世界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耳熟能详并能进入其艺术世界的作家，却由于巨大的文化差异、东西文化交流中的强势入差，特别是他身世资料的极度匮乏，因而到目前为止，情形仍极不如人意。不错，《红楼梦》在国外已有二十余种文字的译本，英文的就有好几种，国际上也开过关于《红楼梦》的研讨会，“红学”已是超国境的一界，但相对而言，日本、东南亚、外籍华人中的“红学”家较多，在西方汉学界中，“红学”还远不是显学，“人到罕”、“有谁过”？正如本文开头所说，无论《红楼梦》还是曹雪芹，都还没能进入西方教育的常识符号系列，一个西方大学生不知道这本书和这个人不会被认为“无知”，而如果问一个中国大学生莎士比亚是谁他说不知道，并且也举不出一个莎翁剧本的名字来，我们中国人自己就会奚落他“没常识”，他自己也会脸红。这种不平衡是令人遗憾甚至惆怅的。因之，挖掘爬梳新的史料，深化这方面的研讨，写出更多更好的面对内外不同层次的“曹传”，使曹雪芹的伟大与莎士比亚的伟大并帜于东西方所有有知者的脑海中，成为不争的常识，应是中国“红学”界不懈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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