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由谁来买单？

周恩来总理在1961年视察西双版纳时说：印度的恒河和埃及的尼罗河，是古代人类文化的发源地，当初土地肥沃，农业昌盛;但是不合理的开发，破坏了森林，后来都成了沙漠。我们敦煌一带，恐怕也是这样的一种结果。人类破坏水环境引发灾难，历史上已上演过多次。徐迅雷由此而得出结论：“绿如蓝的不一定是春水，它可能是蓝藻;高增长的GDP不一定是福祉，它可能是魔鬼”。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古今中外的经济学家都把人们对私有财产的追求当作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通过人类的常年辛勤劳作，原始森林和草原变为牧场、良田和村镇，河、湖、江、海沿岸建起了城市，农、牧、商业的交流把土地、牛羊、房产、粮食、矿产、金银统统变为财富。可是好景不长，人类排水造田导致江河干涸和土地沙化，中国西部沙漠相继吞噬了楼兰重镇、罗布泊湖泊，中国京都由西安迁至北京，依然遭受风沙的侵蚀。楼兰的消失，使丝绸之路变为死亡之旅，千年积聚的亿万财富顷刻间化为乌有。财富的多年疯狂积聚和骤然的锐减消亡，构成了人类财富的循环怪圈，而人类为争夺财富发动的战争，更加剧了财富的消亡速度。

水利和水患是财富循环的关键环节。在自然界的旱涝循环中，雨期把大陆变成到处是沼泽湖泊，地下水也得到最大限度的补充。旱期到来的时候，动植物就可以靠丰富的地表水和地下水来维持生存，直到下一个雨期。人到来之后，与淡水争夺生存空间。旱期排水造田减少了陆地蓄水面积，雨期为保护农田则修堤筑坝，让淡水沿江河白白流回大海。久而久之，地表水被排尽，地下水被抽干，它们都得不到自然的补充而失去流动与自净化能力。水草肥美的草原最终变为沙漠。自然界是生涝以备旱，人类是排涝以生旱。违反自然规律必然受到自然的惩罚。不仅撒哈拉地区是这样，中国的沙漠随都城的东迁而东迁，埃塞俄比亚首都随土地沙漠化和干旱而八次南迁，都表明人类活动加剧了土地沙漠化。其主要原因是大面积热带雨林、地表水和地下水遭到严重破坏，使植被失去了生存的基础。要恢复自然界的旱涝平衡，就必须给人类生存必需的物质—淡水、空气和其它生物留有足够的存在空间，如中国目前实行的退田还湖、退田还林措施。

中国和世界历史都有关于创世之初大洪水的记载，大禹治水是变堵截为疏导而获得成功的典型范例。疏导意味着大量地表水白白地流归大海，他虽然给人类留下了大量陆地空间，但最终导致地表水的流失和沙漠化的逐步发展。在人类的自我保护意识中，排涝保护农田是自身生存的需要，随之而来的沙漠化却同样威胁人类的生存。这样看来，大禹治水的成功恰恰表明人类对沙漠化负有责任。

恩格斯曾对人类盲目的实践作过精彩深入的分析：“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效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光了，但是他们夢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因而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这一精辟的分析同样适用于人类对洪水的胜利。土地沙漠化是自然界对人类破坏地表水资源的惩罚。

土地沙漠化是对西方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高风险、高速度、高消费及弱肉强食和“利重于道”的竞争原则的一种否定。在经济利益驱使下，人类全方位侵入地球一切空间,砍伐森林，破坏地表植被，使沼泽湿地干涸，加速土地沙漠化。相反，古老的东方文化更注重自然与人的和谐统一，即“天人合一”和“重道轻利”的自然唯物主义思想。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传统使人能从长远利益出发与他人与自然和睦相处。不是通过军事侵入，不是依靠经济扩张，这种思想逐渐同化了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形成生态平衡和心态平衡统一的东方文明。四川这个“天府之国”是世界上所有处于北纬30度古文明发祥地唯一没有被沙漠化的地区，中国古人的伟大生态农业工程——都江堰和山地梯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依靠惊人的知识和智慧，都江堰和山地梯田保证了生态环境良性循环，是知识经济的典范，可获得生态农业世界第一的称号。这是中国古老文明的结晶，继承与发展这些宝贵遗产与优良传统， 減緩土地沙漠化才有可能和希望。

应该注意的是，风蚀造成的沙漠化和风飘流水造成的尘土和泥沙搬运过程是自然夷平作用的必然过程，是与造山作用相对应平衡的地质过程。过量减少水土流失会造成江河断流、入海口土地退缩、盐碱化、沿海水域营养结构失调和地壳均衡运动失衡等灾害。人类不可能杜绝土地沙漠化，只能把它限制在适合人类生存发展的一定限度之内。技术失控和开发过度将破坏地球的生态平衡，这是人类认识的一大飞跃。因此，应该多学科、多层次、多领域、多角度、多方位地研究人类活动(特别是重大工程)对生态平衡的影响，避免盲目实践所造成的重大负面效应。砍伐森林、排水治洪加劇土地沙漠化的教训应该引以为鉴。人类在向大自然索取的同时，要承担起保护地球生态环境的责任。

聚集财富的商品生产所造成的环境破坏已经彻底摧毁了自由贸易的公平性：少数生产者通过破坏自然环境而暴富，把多数人置于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之中。商品的环境成本由谁来买单?

徐迅雷最近指出，如今，把太湖、巢湖、滇池“三湖”治理列为“国家工程”，投入的又将是以亿为单位的资金，一些人恐怕又开始心中窃喜了：我可以从中赚来多少啊!办企业污染了环境，我赚了一票;包工程治理那污染，我又赚了一笔。地方官可能也爽得一颗心在胸腔里不停打转：办企业尽管污染环境，但GDP上去了;治污染投入巨资，同样能创造新的GDP数字!“污染”是我得利，“治污”又是我得利，天下这等“双赢”的好事，干得!“国家工程”如果成为傻大头，那么只有百姓吃苦头。千百亿巨资的投入，可以让湖水好上三天，然后一阵风吹走治污成果，一瞬间又将湖水染成黑色，一高温又能够变成绿色。所以，“三湖”水环境的治理，最重要的是如何将“国家工程”真正变成“百姓工程”，至少是千万双百姓的眼睛能够将它盯着的工程。看来，国家为商品的环境成本买单只能加剧环境污染和财富怪圈的恶性循环。

九折臂竟成了良医，多年的磨难让文化人也看透了生意经。徐迅雷的分析入木三分，一语道破了开发商持续暴富的玄机。世界经济已陷入“财富困境”，富者自富，劳者空劳，资源和能源日益枯竭，生存环境不断恶化，虚假的财富符号节节攀升。GDP 和“绿色GDP”恰恰反映了对世界财富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度量和计算标准。如果把资源和环境计入社会财富，一些高污染地区不是越发展越富有，而是越发展越贫穷。他们不得不牺牲更多的GDP来恢复环境。世界上有很多过程是不可逆的，当生态环境彻底崩溃，只能“食尽鸟投林，落得个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

卫生部部长陈竺说，中国今后应对医学和健康领域的研究增加投入，少做一些“形象工程”。我们要明白，人的生命和生活质量是重要的战略投资。中国在医学领域的科研应该注重预防、注重改善环境因素，这样投入少而见效明显，13亿人的健康，不可能光靠看病吃药解决，加强预防和保护环境是根本。环境污染已经影响到中华民族的体质和健康。有人说，中国人在60岁前是用命换钱，60岁后是用钱换命。钱能买来健康吗?这种恶性循环导致医疗费用恶性膨胀，其根源仍然是人们关于财富的旧观念。

环境保护者利奥波德早就说过发人深省的话：“人们不断地回到起点，以重新开始寻找那些永恒的价值观。”环境污染已经成为万恶之源。当商品变为财富的起点，追求财富愿望的最大恐惧就是：让污染者为商品的环境成本买单!

当水和电突然消失，现代城市就变为钢筋混凝土铸成的巨大墓穴;当海平面上升100米，沿海城市将变为海底坟场。历史已经重复过多次类似的过程，大自然无数次地惩罚人类争夺财富的贪婪欲望。拥有财富还是拥有环境?人类必须作出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