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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

玄学是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也可以说是道家之学以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故又有新道家之称。

东汉末年至两晋,是两百多年的乱世,随着东汉大一统王朝的分崩离析,统治思想界近四百年的儒家之学也开始失去了魅力,士大夫对两汉经学的繁琐学风、谶纬神学的怪诞浅薄,以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普遍感到厌倦,于是转而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地,醉心于形而上的哲学论辩。这种论辩犹如后代的沙龙,风雅名士(以嵇康、阮籍为代表赫赫有名的"竹林七贤"恰是魏晋风度的化身),聚在一起,谈论玄道,当时人称之为"清谈"或"玄谈"。

从嵇康、阮籍、张湛等玄学家的思想可以看出,如果说,魏晋玄学是精致的形而上的哲理玄思,则当时的道教可谓是通俗的信仰和实践中的操作,这二者,构成了互为表里的关系。对此,汤用彤早已指出:“中华方术与玄学既俱本乎道家自然之说。汉魏之际,清谈之风大盛,佛经之译出较多,于是佛教乃脱离方术而独立,进而高谈清净无为之玄致。其中演变之关键有二要义,一日佛,一目道。由此二义,变迁附益,至魏晋之世遂进为玄理之大宗也0”①牟宗三先生也说过:“道家工夫自心上作,而在性上收获。无论是‘不离于宗’之天人,或不离于精不离于真之至人、神人,皆是从心上作致虚守静之工夫。从此作虚静浑化之玄冥工夫,始至天人、至人、神人之境,而养生之义亦摄于其中矣。”这一论断甚为精透。道家本体的实体性、实在性,透过养生、长生说即可转化为神仙术。他又说:“通过修炼之工夫而至长生,成仙,则是顺道家而来之道教,已发于第二义。当然第二义亦必通于第一义。”他认为:“原始道家并不自此第二义上着眼,嵇康之《养生论》却正是自此第二义上着眼,而向、郭之注庄,却是自第一义上着眼。”②这是哲学与宗教的差别。由修行或服药登仙,是人为的,而非自然的自化内化。不过,把玄学与道教的关系视为哲学与宗教,这只具有相对的意义。道教当时也出现了颇有哲理意味的著作,如《周易参同契》、《抱朴子》等。如果说玄学重在通过语言文字认识事物的方式是认知,则道教重在通过实践修炼认识事物的方式是证知。二者的终极目标都是形而上的哲理和信仰。这决定了道教与魏晋玄学之间不可能完全没有相互影响。例如,葛洪在《抱朴子·用刑》中说:“世人薄申韩,嘉老、庄之诞谈……道家之言,高则高矣,用之则弊,辽落迂阔……。”这里抨击的对象就是魏晋玄学,说明葛洪对魏晋玄学并非不知情。前面说过,王充、扬雄的思想是玄学的前导和渊源,而葛洪对这两个人都有极高的评价③,颇为欣赏他们的思想。这说明葛洪对玄学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持赞成态度的。其实,按《晋书》卷七二《葛洪传》和刘知几《史通·序传》的观点,葛洪也是玄学的清谈家之一。只是此说并未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

因佛教开始流行,初与道家文化相结合,依附道教宏传,故有佛道之争,老子化胡之说。安世高与支谶等自西域东来译经,佛学渐盛,不过“佛教在汉世,本视为道术之一种,其流行之教理行为,与当时中国黄老方技相通。”中国古代文化以道家为本,在魏晋时代,老庄的玄学特盛,“方术与玄学,俱本乎道家自然之说,汉魏之际,清谈之风大盛,佛经之译出较多,于是佛教乃脱离方士而独立,进而高谈清净无为之玄致。”以故般若学与老庄学相近。佛教到东晋时,其势大盛,西域大师接踵而来,中国寺僧,渐具规模。般若之学大行,谈玄说妙。最可称道者为罗什之东来,法显之西行,道安之领袖群伦,罗什之大开译业。什之门下十哲四圣,皆当时精研老庄的第一流学者。时北方世乱,道安高足慧远隐居匡庐,研究般若,毗昙,提倡弥陀净土,一时名贤大集,成为江南佛法之重镇。后有真谛之译唯识诸论,罗什法显等又译十诵、五分、四分等律。诸宗经论于是大备。从僧肇道生以来,中国佛教则因容纳了老庄道家的对规律性实在性等的认识,使佛性论原有的条件性相对性的成分继续保留的同时,真实性与永恒性的因素空前增长。中国化佛教肯定了真实无妄的本体世界的存在,突破了印度佛教的范围,弥补了印度佛教的逻辑断裂,使其认识得以进一步的深化。就此而论,佛教教义只有在中国化佛教中才真正走向了圆融之境,达到了佛教对宇宙人生认识的最高水平。

据清代学者赵翼《二十二史剳记》称,清谈之风始于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何晏、王弼可以说是创始人,他们都是当时贵族名士,影响所及,便成一代风气。《晋书》上所谓"正始之音"也正是指整个魏晋时期玄谈风气。

何晏、王弼主张"贵无论",说"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又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说。其后阮籍、嵇康主张"越名教任自然"(《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并"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难自然好学论》),"非汤武而薄周孔"(此句也是出自《与山巨源绝交书》,此篇文采斐然权不谈,一般来说可以算是嵇康的宣言书,甚至是当时魏晋二三子的宣言书,但窃以为,依当时历史情势来看,嵇康其意并非真的"越名教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而是作文明志而已,说地明白点,便是让那司马家知道自己的心思,而事实上显然不是真的坚决"越名教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这在嵇康其它文章中可知一斑)。其后完成于郭象,其作《庄子注》,此书一出,玄学大畅,"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晋书·郭象传》)。

总的来说,玄学是当时一批知识精英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修齐治平),对宇宙、社会、人生所作的哲学反思,以在正统的儒家信仰发生严重危机后,为士大夫重新寻找精神家园。南北朝时,佛教为了扩大在本土的影响力逐附会玄学,佛教以玄学语言阐述佛理传教,由此佛教大为盛行,玄学家也有以谈佛理见长者,玄佛合理。东晋后,玄学已与佛学合流,玄学衰落后分别被道教,般若,禅宗所继承。做为一种时代思潮的玄学也就"笑渐不闻声渐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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