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退还是进

“从1960年吴阶平教授实施第一例肾移植手术以来，我国肾移植手术逐年上升，从2000年开始，肾移植手术就已经达到了5000例，但是直至现在，肾移植例数仍然徘徊在5000例左右。”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副所长陈实说。6月3日，在卫生部牵头召开的“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合作项目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上，云集了国内器官移植界的精英。肾移植手术连续几年徘徊在5000例的现象，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主要原因是因为肾源有限，社会所能提供的供体肾只有这么多，这家做多了，那家就做得少。”陈实说。

“供体器官来源不足”是我国医学界公认的问题，但是由于牵涉到伦理道德、传统观念、公众情感、国家立法等社会“敏感”因素，故讨论一直限于小范围内。就在前年春天的一次采访中，一位医学专家还就“移植器官来源”问题“太敏感”，叮嘱记者“不要提及具体数字和医生”。而此次会议首次公开发布了“一些听起来敏感”的数字，被认为“展示了社会和官方的开明”。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和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的增加，器官缺乏的现象会日益严重，要想使这个矛盾得到缓解，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在更广的范围讨论，如脑死亡立法、医疗保险机制改革等，这不但需要政府支持，而且需要公众参与。”与会专家一致认为。

供体器官在全球均告缺乏

在中国尤其严重

“器官缺乏是一个全世界移植界面临的共同问题，但在中国尤其严重。”陈实坦言。

在器官移植中，肾移植历史最久，最为广泛，成功率最高。20多年来，我国已经进行了4万余例肾移植手术，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据了解，我国每年有100万尿毒症患者，有50万患者等待肾移植，有5000患者可以得到移植，即1%;在美国，每年约9万人在等待肾移植，约2万即20%多的人可以获得移植;这个比例在欧洲更高一些;在伊朗则由于政府的补偿机制，有供者“等待”受者的罕见现象。

不仅肾移植面临器官资源缺乏，肝脏、心脏等移植手术也是如此。

“一方面要增加器官来源，另一方面要节省器官资源。”陈实介绍说，在我国的几个优秀的器官移植中心，医疗技术和设备与国际相差无几，我国肾移植患者的最长存活时间已经达到了27年。但是近几年，很多医院都开展了器官移植项目，但技术上存在着良莠不齐，这使得部分器官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他说：“在美国，国家设有一个专门的器官调控中心，统一分配器官。这样能够使得器官充分利用、节省器官资源，但在我国还没有这样一个机构。”

手术费和传统观念

制约亲属肾移植推广

“能够解决资源缺乏问题的可行办法就是亲属肾捐赠，但是亲属肾少得可怜。”陈实和唐孝达告诉记者，唐是国内另一家优秀的器官移植中心——上海市器官移植研究中心的顾问。

此次会议公布的另一组“敏感”数字是：在2002年中国内地进行的5000多例肾移植手术中，只有76例为亲属间活体肾移植，所占比例约为1.5%;而美国2000年进行的肾移植中，亲属肾所占的比例就已经达到了52%;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比例分别约为22.6%、19.1%;在日本，据说达到了70%。

据了解，器官移植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供、受双方的基因型是否“相配”，而“基因相配”比例在兄弟姐妹、父母子女之间最高，因而移植成功率最高;另外，共同生活20年以上的夫妻，肾移植成功率也非常高。资料表明，亲属间活体肾移植与尸肾移植比较，5年存活率分别为76%和63%，而且亲属间活体肾移植产生的身体排异反应小，大大减少了移植药物的使用，节省了医疗费用。

那么，为何亲属肾这样少?陈实的分析是：“与传统观念影响、缺乏科学知识有关，但重要的是手术费用问题。”唐孝达也同意这个观点。据了解，在我国，健康供体的手术及住院费用不能由医保报销，以肾移植为例，这部分费用约为2万-4万元——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亲属的捐肾行为。另外，传统的观念不能接受“把自己的一个肾割除，捐给别人”的做法，这也制约了亲属间肾移植的开展。

手术费用能否降低?

有待医保制度改革

专家们倾向于认为，在我国，相对于传统观念等因素，供者数万元的手术费用难以由医保报销，是目前制约亲属间器官移植推广的最大困难之一。据了解，尿毒症最有效的治疗方式是血液透析和肾脏移植，前者每月的花费在5000元左右，后者术后的药物维持费用约为3000元。有观点认为“肾脏移植能显著地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且亲属间移植用药量较少，故综合而言，肾脏移植比透析更利于减轻社会医疗负担。”

“对于二者造成的医疗经济负担，国内目前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故目前无法判断。但是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关注。”卫生部国际交流合作中心对外联络与合作部部长周简对记者表示。据介绍，与供者医疗费用能否报销相关的医保制度改革，决定权在劳动保障部门，而短期内仍难以改变。而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伊朗等国家，政府会对活体肾脏供者在经济等方面给予补偿，以此鼓励亲属间器官捐赠。

去年，卫生部与瑞士诺华制药公司名下的诺华人与环境基金会，曾在去年签署了“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合作项目”协议，此次学术会议即是在这个项目的支持下召开的。诺华制药公司在1984年，研制出了抗移植排斥反应药物环孢素A。这种药物被认为“对移植手术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导致此后20年全世界的移植手术有了戏剧性的增长。”

由诺华制药设立的“诺华亲属肾移植基金”，是中国首个向肾移植供者提供资助的基金。该基金将在2004年到2006年3年间，每年提供33万元、共计100万元人民币，用于资助经济困难的亲属肾移植供者，支付其部分手术费用。据了解，这个基金资助的额度是每例手术5000元，每年约66例亲属间肾移植供者将得到帮助。但是相对于50万等待肾移植的患者来说，这种企业公益行为提供的帮助仍是“杯水车薪”。

“器官移植事业的发展，有待于政府支持和公众参与。”与会专家认为。

传统观念上难以接受

“脑死亡”法近期难出台

虽然，专家一再强调，制定脑死亡标准的目的不是为了“方便器官移植”，但无疑，“脑死亡”的立法和实施，会扩大移植器官的来源。

今年5月，一则“我国脑死亡标准即将出台”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震动，但随即中国卫生部以极其坚决的语气否认此消息。

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孙东东对媒体明确表示：“《脑死亡判定标准》肯定要出台，但最近不可能出台。”孙是卫生部脑死亡立法起草小组成员之一，至于原因，他分析说：“最大的困难来自人们的传统观念。”

卫生部郑重辟谣的这则新闻中称，“脑死亡标准的制定者”是同济医院，这令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陈忠华哭笑不得，他当时在手术室里呆了十几个小时，做一例心脏移植，“出了手术室，‘谣言’已经满天飞了。”陈忠华和陈实所在的这家研究所，在器官移植方面的技术水平和前卫意识一直引人注目，陈忠华在医学界更以坚决支持“脑死亡”立法而著称。

“医学界，以我们为例，实施的脑死亡案例，本来就是走在违法与合法交界的窄窄的真空地带。这么搞，卫生部的声明恐怕让这条窄窄的真空地带也消失了。”一周前，陈忠华向记者表示，他指的是卫生部上述声明中的最后一句：“实施脑死亡判定必须以相应的法律法规为前提条件，也就是只有在通过立法以后方可实施”。而去年，陈忠华所在的研究所已经“越了雷池”。虽然，陈忠华一连做了三个手势，强调“是在极其严格的、检测内容超出国内草拟标准、征得家属完全同意的情况下”，但他仍有担心，“(我们)这么做存在法律漏洞，一旦家属提起上诉，我们极其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