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稻米逼近中国背后的利益争端

10月16日是“世界粮食日”，“绿色和平”在记者会上透露，中国可能在2005年或2006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种植转基因水稻的国家。来自非官方的消息声称，转基因水稻已经开始了在中国商业化种植的申请，农业部已启动审批程序。

当《瞭望东方周刊》就此问题向农业部农业生物转基因安全管理办公室咨询时，工作人员回复：“目前转基因稻米正在实验阶段，其他无可奉告。”

然而，在近期相继召开的亚洲水稻发展研讨会、“水稻可持续生产”国际研讨会、中国农业部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举行的“国际稻米年”纪念大会等专题活动当中，转基因稻米一再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

不管转基因作物在中国的商业化种植何时成真，这都已是一个关系到亿万人的重大问题。

安全隐忧

10月25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雀巢转基因标识案作出终审判决，消费者朱燕翎再次败诉。法院对上海市农科院生物技术中心采用PCR方法检测含有转基因成分的结果不予承认，认为该检测方法尚未得到国家有关主管部门认可。

至此，这场持续一年半之久、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事件宣告结束。2003年3月，上海消费者朱燕翎购买了一袋雀巢产品，不久得知该产品含有转基因成分，但在产品包装上却没有标识。同年4月，朱燕翎向法院提交了诉状，状告瑞士雀巢、上海雀巢，要求雀巢公司标注含转基因成分，并要求赔偿所购买的雀巢产品原价人民币13.6元。

虽然案件宣告结束，但是围绕着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的争论并不会就此结束。“雀巢案”中，雀巢公司曾经承认“有些产品可能含有转基因农作物所制成的配料”，但是这些并不在中国有关法规的限定之内，因而没有标识。

安全性是转基因食品生产的最大障碍，是消费者最不放心的环节，自从“转基因”这一字眼进入中国普通百姓视野之后，围绕着安全进行的争论此起彼伏，从未停止。

“稻米就是生命”，稻米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农作物。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稻米生产和消费国，中国是否开启转基因稻米的商业化种植大门事关重大，围绕着转基因稻米的安全所引发激烈的争论在所难免。

据了解，目前还没有权威的研究检验长期食用转基因作物的安全性，短期测试基本上都是短期内(如3个月)用转基因稻米和天然稻米分别喂养老鼠比较结果获得的。

然而，食用10年、50年、100年之后是否依然安全，会不会造成不良后果呢?

环境争议

转基因作物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也令人担忧。

国家环保总局南京环境研究所薛达元研究员指出，转基因植物对生物多样性存在潜在风险。转基因作物会通过花粉传播和杂交发生基因流逃逸，从而造成基因污染，特别是对于大豆、水稻和油菜这些中国起源的农作物来说，一旦基因污染，后果十分严重。

墨西哥玉米受到美国转基因玉米污染的事件被许多科学家引为前车之鉴。作为玉米原产地，墨西哥种植玉米的历史有6000-8000年。墨西哥法规禁止种植转基因玉米，但是由于个别农民私自种植美国的转基因玉米，本地玉米的基因受到了污染，面临被毁灭的危险。

不过，对转基因技术持赞成态度的学者也不在少数。国家863生物工程主题专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生命与生物技术局副局长朱桢指出，从某种角度来讲，转基因技术不受物种的限制，可以跨越物种转移遗传物质，目的性比常规育种更强，育种周期相对短，花费比常规育种低，精确性更强。

中国农科院作物资源品种研究所研究院杨庆元认为在转基因稻米风险评估未知的情形下，要进行防范措施研究，采取保护点和隔离距离。但是目前国内种子管理的漏洞使得防范措施同样存在风险。

“如果稻米就是生命，那转基因稻米就是用我们的生命作赌注。而且转基因稻米一经释放在环境中，会不断繁殖并且扩散，这犹如一场不能回头的赌注。”中国“绿色和平”项目经理施鹏翔如是说。

商业利益背后的两大阵营

“尽管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问题尚遭质疑，但全球从1996年开始进行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生产后，面积迅速从最初的170万公顷发展至2003年的6670万公顷，覆盖了大豆、大米、玉米、棉花等主要农作物。”参加“稻米之路”研讨会的薛达元研究员指出。

在科技的背后，转基因的热度来自其丰厚的商业利润。2003年，在世界转基因作物市场上，美国孟山都农产品公司占据了80%的份额，德国安万特公司占有7%，德国巴斯夫公司和瑞士先正达公司各占5%，美国杜邦公司占3%。

早在1998年，孟山都、先正达等公司就曾接触中国第一个取得转基因水稻专利的研究者黄大年，希望将其专利商业化，以期获得在中国的商业价值。

2004年，美国杜邦公司领导的许多农商公司的巨头正从有5万个基因的水稻基因组中筛选出有商业化用途的基因。

商业利益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薛达元研究员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国际上对生物技术的发展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阵营。标准统一、种子可控的转基因农作物，使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一方面受大公司操控，另一方面也企图通过跨国公司操控全球粮食市场，从而达到经济控制和文化渗透的远期图景;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因为没有测评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体系，对转基因持谨慎态度。

“稻米骨牌”效应

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为了避免在新兴科技上受制于人，各个国家都在自行开发并掌握相关转基因的前沿科技，中国也不例外。

2004年9月，福建省科技厅对抗虫转基因水稻课题进行了验收，宣称中国转基因水稻已具备产业化基础。科学家们预测转基因水稻最有可能成为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领先地位的农业生物技术。

有关部门在2001年初宣称，到2005年在农业生物技术上的投资将增长4倍。如果这个计划实现，中国政府在农业生物技术上的投资将占到全球公共投资的1/3。

“在国家和有关部门的推动下，科学家申请转基因的研究项目比申请生态农业更易获批。”云南农业大学校长朱有勇强调。

中国的邻居印度，对中国的举动密切关注。印度是继中国之后，全球第二大稻米生产国。印度农业研究院的负责人表示，“如果中国领先转基因稻米的发展，印度的科学家绝不会袖手旁观。”

2003年，民间研究机构ISAAA曾在发表的报告中指出，转基因稻米最有可能在中国和印度首先种植，而转基因技术一旦被采用，将带来骨牌效应，传至亚洲其他国家。

稻米，正处在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对于未来都将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