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肥高价格成因追踪：高价肥又养肥了谁

常见的说法：“能源价格上涨，其下游产品涨价也在情理中。”但事实并非如此――

四川省是我国西南第一化肥生产大省，然而，自去年以来这个省的化肥价格猛涨，国家有关部委和四川省下发了数道“限价令”也无济于事，甚至出现省内化肥货源紧张、价格高于销区省区等怪现象，这使农民群众怨声载道。肥价“高”在何处?高价肥又养肥了谁?记者为此进行了调查。

据了解，自2003年11月粮食价格全国性的上涨以来，四川的化肥价格也像全国很多地区一样，随之猛涨。为控制农资价格上涨过快，去年国家有关部委先后下发两个“限价”文件，要求做好化肥生产供应、加强价格监管。其中，去年3月出台的文件将尿素的出厂基准价定在1400元;11月17日下发的文件中又规定，“从12月1日起将尿素中准价水平由现行每吨1400元提高到1500元，上浮幅度为10%(即上限为1650元)不变，下浮不限”。四川省出台的文件也执行了这一标准。然而，记者今年春节前后在四川泸州、内江、资阳等地农村采访时了解到，农民最后拿到手的化肥价格依然很高，群众反映强烈却又无可奈何。以尿素为例，每吨价格普遍不低于2000元，最高的竟然达到3000元/吨的“天价”。四川省农调队近期的一份调查显示，“川内部分地方农资价格涨幅继续增大。例如达州市达县的碳酸氢铵、尿素零售价分别为0.58元/公斤、2.2元/公斤，即每吨价格分别为580元和2200元，比上年同期分别上涨了20.8%、37.5%。”

化肥价格“高”在何处?一种常见的说法是：“去年以来煤、电、油等能源价格上涨，其下游产品涨价是在情理之中。”然而，记者走访了泸天化、川天华两家大型化肥生产企业和相关政府部门后了解到，事实并非如此。

四川省经济委员会医药化工处副处长张铁军说：“四川尿素年生产能力约300万吨，而实际需求只有150万吨左右，因此从供求关系上来看，尿素等化肥涨价过猛是很反常的。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全国各地对国家限价政策的执行情况不同，例如去年第一个限价文件下发后，四川严格按照规定，没有放开化肥出厂价1400元/吨再上浮10%的限制，而其他省份则规定可以上浮，所以化肥生产企业为追求利润，将尿素大量运往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外地区，这就造成川内货源紧张，这也是化肥价格上涨的原因之一。”

在采访企业时，记者发现，化肥价格首先是“高”在生产厂家，高价肥首先“肥”了企业。这个判断的理由是：四川省绝大部分化肥生产企业都是以天然气为原料，即业内所说的“气头”，煤、油的价格上涨对其生产成本影响不大;另外，大型化肥生产企业所使用的天然气和电都享受了国家的优惠价，近两年基本没有什么变化。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敦伦、川天华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一等人告诉记者，尿素目前的生产成本在1200元左右。然而，去年12月1日以来，两家企业的尿素都是顶着国家规定的最高价即1650元/吨外销的，企业效益也因此是近几年最好的。不仅如此，泸天化集团“产销分离”的模式还打了国家限价政策的“擦边球”。据了解，泸天化集团成立了“九禾”农资销售公司作为集团产品的总销售企业。在价格执行方面，泸天化和川天华是按照国家限价的高限将产品提供给“九禾”，“九禾”再按市场运作进行销售，即在国家限价的基础上增添经销差率和运输费用等。“九禾”公司提供给记者的一份销售价格表上显示，去年12月1日后，“九禾”在四川各销区执行的尿素价格为每吨1720元至1850元。而国家有关部委此间下发的新“限价令”规定，化肥出厂价最高为1650元/吨。泸天化集团的这种“产销分离”模式在农资经销行业引起很大争议。四川省农资公司有关负责人及一些农资经营业主认为，“九禾”其实是泸天化集团内部的一个销售公司，集团下辖两大化肥生产企业的产品交到“九禾”，是“左手交右手”的性质。因此，“九禾”应当执行国家规定的1650元的最高限价政策。目前泸天化集团的这种产品销售模式对于其他农资经销企业来说，是一种不公平竞争的“垄断经营”行为，因为其他经销企业在泸天化集团根本买不到1650元限价内的尿素，只能通过“九禾”购买“加价”后的产品，这其实是在中间增加了一道销售环节，集团靠垄断赚取了产品“生产”和“销售”两道利润，造成化肥价格从源头就比较高，而且其价格在化肥市场有着不可低估的“价格示范”作用。据“九禾”公司总经理陈晓军介绍，去年同样是该公司经营业绩最好的一年。

其次，化肥流通环节混乱也是价格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一些不法经营者趁火打劫，牟取暴利。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资专营相比，近年来化肥市场的流通销售环节日趋复杂化。其中，化肥经营主体多元化是重要表现：除了原来的供销社系统、农资公司外，农业上的农技部门、生产企业等也都介入其中，而且很多是个体承包经营或是“挂牌”销售。在这种情况下，部分不法经营者为牟取暴利层层恶意加价，导致化肥价格居高不下，加上流通环节多、网点分散、范围广，给监管部门的管理与执法造成很大难度。最终，基层种田的农民成了“受害者”，只能无奈地面对着高价肥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