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主义之后新拉马克主义的盛衰

1882年，达尔文临死前心满意足地看到了他的两个思想产儿之一——共同祖先学说(认为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是从同一祖先进化而来的)已获得了生物学界的公认，已难以找到生物学家还会怀疑进化的事实。但是他更心爱的另一个思想产儿——自然选择学说(认为适者生存是进化的机制)却遭遇不同的命运，只吸引了少数追随者。它面临的一些科学难题在当时没有令人满意的解答，而它的思想含义——那种机械的、看上去冷酷而消极的世界观——也让人在感情上排斥它。

在达尔文死后，自然选择学说越来越失去其吸引力，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采用其他机制来解释进化是如何发生的。生物学家普遍排斥自然选择学说的这个时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现代综合”学说统一了进化论与遗传学为止，被“现代综合”学说的创始人之一、托马斯·赫胥黎的孙子朱利安·赫胥黎称为“达尔文主义之食”。

到1900年前后，自然选择学说的声誉跌到了低谷。大多数生物学家都支持别的学说，其中信奉者最多的是新拉马克主义。拉马克用用进废退机制来解释生物的进化，但是在其生前和死后相当一段时间，很少有人相信生物是进化来的，自然更少有人会去支持其进化机制。只有在达尔文确立了生物进化的事实之后，那些对自然选择学说不满意而寻找其他机制的生物学家，才重新发现了拉马克提出的用进废退机制，为了与拉马克提出的其他显然已经不合时宜的进化理论有所区别，它被称为新拉马克主义。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新拉马克主义非常流行，甚至当时著名达尔文主义者斯宾塞、海格尔都认为只有把自然选择学说和新拉马克主义结合起来才能正确地解释进化。

新拉马克主义的核心是后天获得的性状能够遗传，也就是说，由于生物体的活动而出现的结构变化能够传给下一代，导致后代出现适应环境的进化。例如，拉马克主义是这么解释斑马为什么能够跑得那么快的：因为古代的斑马为了躲避捕食者的追捕，要不断地跑，腿步肌肉因此受到锻炼，变得越来越发达。发达肌肉的特性传给了下一代，一代又一代传下去，斑马的腿部肌肉越来越发达，也就跑得越来越快。而穴居动物之所以没有眼睛，是因为在黑暗的环境中眼睛对它们没有用处，没有得到使用，日益萎缩，最终消失。后天获得性遗传不仅包括这种用进废退的情况，还包括任何由环境导致的适应性变化，例如生长在干燥环境中的植物，会进化出保留水分的特征。用进废退和环境的作用都能使生物体的结构出现相应的变化，问题是这种变化能否传给下一代？在达尔文时代，这不成问题，因为当时几乎人人想当然地认为后天获得性是能够遗传的，甚至达尔文也在其进化理论中给用进废退保留了一席之地。只有在魏斯曼开始质疑、否认后天获得性遗传之后，新拉马克主义者才面临着用实验证明自己的难题。

但是新拉马克主义者能够用来支持自己的实验很少，他们反复引用的实验也可以有别的解释。例如，法国生理学家布朗-塞奎(CharlesEdouardBrown-Sequard，1817?1894)曾经做过一个实验，损害豚鼠的大脑，则豚鼠的后代会出现痫癫。但是这并不足以证实痫癫就是遗传而来，也有可能大脑的损伤产生了一种毒素，传递到子宫中而影响了胚胎的发育。遗传学诞生后，新拉马克主义者被逼入了绝境，更需要用实验来证明自己。其中最热衷于此的是奥地利生物学家卡姆梅勒(PaulKammerer，1880-1926)，他用两栖动物做了许多实验以证明环境能够导致可遗传的适应性变化。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做的产婆蟾实验。产婆蟾是一种陆生的蟾蜍。水生的蟾蜍，雄的都有一个黑色指垫，交配时用于抓在雌蟾蜍身上免得滑倒，陆生的蟾蜍则没有这个黑色指垫。

卡姆梅勒强迫产婆蟾在水中生活，繁殖了几代之后绝种了，但是在绝种之前，雄蟾蜍据称长出了黑色指垫，而且一代比一代更明显。卡姆梅勒声称水生的环境导致了“黑色指垫”这种适应性突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卡姆梅勒为了拉到资助，周游列国到处演讲。1923年，他带着产婆蟾标本去英国演讲，引起了轰动，也引起了遗传学家贝特森的怀疑，要求检查标本，遭到拒绝。有些生物学家试图重复卡姆梅勒的实验，都失败了，因为产婆蟾极难养殖。1926年，在多方压力下，卡姆梅勒终于允许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爬行类馆长和维也纳大学的一名教授检查产婆蟾标本，他们发现所谓“黑色指垫”乃是用黑墨水涂上去的，向英国《自然》杂志写信揭露此事。此时卡姆梅勒正忙着往莫斯科寄运实验设备和个人物品，准备到那里担任莫斯科大学的教授。一个多月后卡姆梅勒开枪自杀，留下一封给莫斯科科学院的遗书，在辞职的同时声称他是无辜的，是另外有人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造假。

在卡姆梅勒死时，新拉马克主义在西方国家已接近破产，这个丑闻不过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是新拉马克主义在苏联却正在兴起。苏联政府邀请卡姆梅勒去苏联，就是想让他领导对抗遗传学的运动。卡姆梅勒的自杀使得这场运动被推迟了，直到1935年有了合适的人选——李森科。米丘林-李森科主义其实也是一种新拉马克主义，这场政治闹剧在把苏联的遗传学家消灭殆尽，压制俄国生物学研究达30年之久之后，终于在1964年降下了帷幕。但是新拉马克主义并没有彻底退下舞台。

虽然在当代生物学家当中几乎无人相信新拉马克主义，但是在生物学界之外，特别是在人文学界，新拉马克主义仍然大有市场。这些当代新拉马克主义者对达尔文主义的排斥不仅是出于对现代生物学的无知(拉马克主义要比达尔文主义直观得多，更容易被外行理解)，而且更是出于一种思想感情：如果用进废退能够成立，那么它表明生物并不是被动而缓慢地接受自然选择，而是可以主动而快速地适应并改变世界。强调主观能动性的新拉马克主义要比达尔文主义积极得多，也温暖得多，它给了人们美好的希望。但是美好的希望并不等于就是真理。虽然非科学的因素——例如思想、社会、政治因素——会影响着人们对某个科学问题的看法，科学争论的产生有时候有着非科学的背景，但是一个科学学说是否能够成立，只看是否有确凿的证据能够用于支持它，最终的胜利仍然属于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