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脉脉此情谁诉

中国历史上由行伍出身，以武起事，而最终以文为业，成为大诗词家的只有一人，那就是辛弃疾。这也注定了他的词及他这个人在文人中的唯一性和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长沙城那条有名的营盘路，俨然一条现代都市繁华的街道，却立着一尊辛弃疾的塑像，看上去自是英武挺拔，表情冷峻，衣袂飘飘，让人有些凛然。由此看来，辛弃疾应为关公和张飞的结合体。事实上，辛弃疾生于金宋乱世，受其祖父辛赞的言传身教，不光从小博览群书，苦练剑法，且很早就树立了有朝一日一定要赶走金兵、收拾旧河山的远大志向。就在21岁时，辛弃疾趁着金主完颜亮亲率大军南侵时，毅然在山东济南拉起了一支数千人的义军。此时，学富五车的辛弃疾看上去更像一介高大魁梧的武夫，他驰骋疆场，攻击金兵，就像犀牛那样威猛善斗，人皆称其为“青兕”。

后来，为了给金人以迎头痛击，他深明大义，率领两千义军投奔到另一支义军首领耿京的旗帜下，兼任书记长，掌管印信，为其出谋划策。有了辛弃疾这样的好帮手，耿京的队伍如虎添翼，迅速壮大起来，号称有20余万人。一次，叛徒义端和尚偷了耿京的印信连夜出逃，辛弃疾闻讯手提利剑，单人独马追奔两日，将其抓获。辛弃疾根本不听叛贼的求饶，刀起头落，斩下他的脑袋，就拎回去见耿京。从此，耿京越发信任辛弃疾了。 ，为了光复大业，辛弃疾又说服耿京南归，与南宋朝廷的正规军共同抗金，并亲自南下临安联络。可他返回时，义军却发生了变故——张安国叛变，杀掉了耿京，还拉走了一帮人投降金军。这自是犯了辛弃疾的大忌，纵是逃到天边，纵是躲在重重防守的金营，辛弃疾硬是带人闯进金营，将张安国掳了出来，让他死得难看极了。

之后，辛弃疾名重一时，因此获得了南宋朝廷的认可，开始在南宋的官场上摸爬滚打。他以为自己终于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辛弃疾本来是以身许国，企盼血洒大漠，马革裹尸。但他错了。说来，他直捣金营时，还只是一个英雄少年，正血气方刚，欲为朝廷痛杀贼寇，收复失地。但谁料南归之后，他立即失去了钢刀利剑，只剩下一支笔，只能笔走龙蛇，泪洒宣纸，为历史留下一声声悲壮的呐喊。像屈原那样仰问苍天，像共工那样怒触不周，他临江水，望长安，登危楼，拍栏杆，四顾茫然，只能热泪纵横，自是脉脉此情谁诉。

可从政报国从来就是辛弃疾的主攻方向，而填词作赋只是他的业余爱好。如果说，辛弃疾的一生洋溢着悲剧色彩的话，于南宋朝廷而言，文武双全的辛弃疾就是一根鸡肋。应该说，辛弃疾的词不是用笔写成，而是用刀和剑刻成的。他是以一个沙场英雄和爱国将军的形象留存在历史上和自己的诗词中的。时隔千年，重读他的词作时，我仍感到一种凛然杀气和磅礴之势。比如著名的《破阵子》：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可以说，这首词除了岳飞的《满江红》可与之媲美外，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人堆里，再难找出第二首如此有金戈之声的力作。也因此辛词比其他文人有深刻的不同，吟读其词，总是清晰地听到一个爱国臣子一遍遍地哭诉，一次次地表白，令人忘不了他在夕阳中扶栏远眺、把栏杆拍断的身影。

辛弃疾南归后为什么不为朝廷喜欢呢？他在一首《戒酒》的戏作中说：“怨无大小，生于所爱：物无美恶，过则成灾。”看来，只因他爱国而生怨，因尽职而招灾。他作为南宋臣民生活了40年，倒有近20年的时间被闲置一旁，而在断断续续被使用的20多年间又有37次频繁调动，纵是无奈，又能如何？而每当他得到一次效力的机会，就特别认真特别执着地去奔波去操劳，那颗炽热的爱国心烧得他浑身发热。也因此,40年间无论在何地何时任何职，甚至赋闲期间，他都不停地上书，不停地唠叨，一有机会还要真抓实干，练兵筹款整饬政务，时刻摆出一副要冲上前线的样子。这能不让主和苟安的南宋鞍廷心烦意乱？

辛弃疾名弃疾，但他那从小使枪舞剑、壮如铁塔的五尺身躯，何尝有什么疾病？他只有一块心病：金瓯缺，月未圆，山河碎，心不安。他甚至自嘲自己的姓氏：

烈日秋霜，忠肝义胆，千载家谱。得姓何年，细参辛字，一笑君听取。艰辛做就，悲辛滋味，总是酸辛苦。更十分，向人辛辣，椒桂捣残堪吐。世间应有，芳甘浓美，不到吾家门户。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还在淳熙六年(117 9)春天，他从湖北奉调湖南，同僚为他送行时，他心绪难平，终于以极委婉的口气叹出了自己政治的失意。这便是这首著名的《摸鱼儿》。据说宋孝宗看到这首词后很不高兴。但辛以典相比，一片忠心、痴情和着那许多辛酸、辛苦、辛辣，真是打翻了五味坛子，却无人懂得。今天读时，每一个字都让我一惊，直让我觉得就是一滴血，或者是一行泪。

其时，辛弃疾风尘仆仆赶到湖南，担任湖南转运副使，时年39岁。之前，他一直郁郁不得志，尽管他捧着一颗赤子之心，而今既然抗金北伐事业已经随着宋孝宗的消沉而步入低潮，也只能暂时将他关注的重心放在如何做一个“富民侯”上了。然而，敢说敢做、不怕得罪人的性格，却使他因此又跟南宋官场的某些人发生了矛盾和冲突。

第一个跟他发生不愉快的人，是当时的知潭州（今长沙）兼湖南安抚使王佐。王佐是安抚司（“帅司”）的长官，负责一路的军政和民政，辛弃疾是转运司（“漕司”）的长官，主管一路的财政。两人是同级不同部门，不过王佐的位置更重要，权力更大。两人之间矛盾的起因，是当时湖南境内的一场农民起义。

当时的湖南地区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农民起义、武装暴动的事件时有发生。其时，郴州宜章县农民因为对政府的“和籴”（通过摊派的形式强行征购农民的粮食）政策不满，在陈峒的带领下起来造反，接连攻破了好几座县城，拉起了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南宋朝廷此时将辛弃疾调任湖南转运副使，其用意应在使其平“盗”。到了4月，农民起义军在官军的进逼下，退回了宜章深山中的营寨里。见此，转运司给各州发了个文，要抓好农业生产，不要因为防备盗贼耽误了农时。王佐却发了个针锋相对的文件，说转运司的这种说法不对，还是要一鼓作气把盗贼彻底消灭。

此后，王佐在宋孝宗的支持下，调集了一两万人马，在5月将这次农民起义镇压了下去，并因此获得了显谟阁待制的贴职，具备了侍从官的资格。这时，辛弃疾便写了一首词祝贺王佐，其中几句是：

三万卷，龙头客，浑未得，文章力。把诗书马上，笑驱锋镝。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蝉却自兜鍪出。

可王佐读了辛弃疾这首词以后，“疑为讽己，意颇衔之”。原来，王佐这次镇压起义军，杀的人很多，招致了不少非议。那么，王佐疑心辛弃疾是在讽刺他，从而恨得牙痒痒，自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辛弃疾接下来干的一件事情，更实实在在地得罪了一大片人。就在陈峒领导的农民起义被平息后不久，辛弃疾向宋孝宗递交了一份报告，名曰《论盗贼札子》。在报告中，他认为“盗贼”（主要是农民起义）现象之所以接二连三地发生，主要是由于贪官污吏和豪强地主的剥削和压迫，是“官逼民反”。而他所谓的“弭盗之术”，就是整顿吏治，爱护百姓，才能真正达到“弭盗”的效果。辛弃疾大胆地向皇帝公开陈述这种意见，也知道是在捅马蜂窝，但他依然坚定地表示自己将会严厉打击贪官污吏。

宋孝宗此时正在为境内不断发生的农民起义事件而头痛，于是他亲笔批复了辛弃疾的这份报告，要他“行其所知，无惮豪强之吏”。且同年秋天，他还让辛弃疾接替了王佐的职务，担任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

一个挑战就这样摆到了辛弃疾面前。那么，辛弃疾在任湖南安抚使期间所做的“弭盗”工作又如何呢？

镜头一：淳熙七年(1180)春，湖南永州、邵州、郴州三地发生饥荒。一般来说，就是朝廷开仓发点救济粮了事，但辛弃疾想得深远。他提出，现在溪流不通、水利运输很不方便，朝廷在赈济的时候，可以大量招募民工去兴修水利，用粮食作为报酬。报告递上去，很快就得到了批准。于是，辛弃疾下令湖南各州郡，要他们动用官仓的存粮，募集大批民工来兴修水利，浚筑陂塘。最后，朝廷只付出了10万石的储备粮，老百姓的饥荒缓解了，一批水利工程也在当年就投入了使用。

镜头二：湖南与两广相邻，是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民风剽悍，几次起义都发生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辛弃疾觉得，在这种地方，光采用强硬手段压服是不行的，必须在当地开办学校，让少数民族学习汉族文化，灌输忠君爱国的儒家思想。为此，辛弃疾在郴州宜章和桂阳军临武设立了县学，专门教育峒民子弟。

镜头三：辛弃疾在《论盗贼札子》中曾公开向贪官污吏宣战：“自今贪浊之吏，臣当不畏强御，次第按奏，以俟明宪。”淳熙七年(1180)，他辖区内的知桂阳军赵善珏上任没多久，被发现有贪占百姓租赋等行为。辛弃疾自是毫不客气地上奏弹劾，直至将他罢了官。

镜头四：当时，驻扎在湖南的官军训练差，装备弱，将校们驱赶士卒为自己干私活，长途跑买卖。倒是豪绅地主控制的“乡社”战斗力强，乡社里的乡丁，少则一两百人，多则三五百人，为豪强的利益抗衡官府，其性质类似茶商军，只是不流动。湖南的几任安抚使为此十分头疼，他们上书朝廷说，楚人历来强悍，能相安无事就不错了，朝廷只好默认。

辛弃疾一到湖南，就看出了问题所在，便着手整顿官军，严明军纪，强化训练。他治军有一套，令出必行，将校有怠慢者，杀一儆百，谁讲情都没用。他还每日披挂巡视军营，发现问题马上处理，官军的战斗力迅速提高，像一支队伍了。之后，他腾出手来整顿乡社，并不将其解散，而是限制乡丁的人数：每社不超过50名。他趁机邀请一帮地方豪强参观官军营地，亲自表演百步穿杨。豪强们一个个缩了脑袋，辛将军的大名，他们早已如雷贯耳，今日更是领教了他的威严与强硬，纷纷在乡社减员的协议书上画押签名。

由于这些“弭盗之术”的实施，湖南的治安问题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不过，辛弃疾一向以“将种”自命，他以为湖南之所以一再发生民变、暴动事件，跟当地武备空虚，地方军队缺少战斗力，不能进行有效的威慑和镇压也有关系。因此，湖南局面基本稳定下来之后，辛弃疾考虑仿照广东路的摧锋军、福建路的左翼军，另建一支“飞虎军”。于是，他上书奏请朝廷批准他在湖南创建一支精锐的地方军队，来维护地方的平安。

宋孝宗很爽快地下诏给他，令其“委以规画”。辛弃疾大刀阔斧干起来了，且给这支部队起了个响亮的名字：飞虎军。

秋日午后的阳光，温暖而爽朗，空气中似有回忆悄然落地的声音。在城市中隐现浮沉的是历史，是回忆，是关于市井的变迁和成长。

后人为纪念辛弃疾，将飞虎军军营所在地称为营盘街。营盘街东接蔡锷北路，西抵黄兴北路，自是长沙城繁华地带。我站在营盘街上，遥望历史深处，好似与英雄一道梦回了金戈铁马的古战场！

然而，让辛弃疾想不到的是，建军这件事情，既成为他一生中的得意之作，又由此惹出了一连串的风波，在他的仕途中埋下了致命的“暗礁”。开始时还进行得比较顺利，他跑遍了长沙城，最后看中了昔日马殷的营垒故基，他要效法马殷“上奉天子，下抚士民”，内靖乱军，外御强蕃，消灭湖南境内的割据势力。随后，辛弃疾轰轰烈烈地拉开了架式，到7月的时候，部队已经初具规模，有步军1000多人，骑兵160多人。

可就在这时，麻烦来了。据《宋史》记载：“时枢府有不乐之者，数沮挠之。”“枢府”就是枢密院，是宋朝军队的最高领导机关和全国军务的总理部门。面对这来自上层的压力，辛弃疾的反应是：“行愈力，卒不能夺”，最终没有停止建军的行动。可由于南宋一直面临着金国的，威胁，时刻准备着战争，不得不养着大批的兵员，军费支出巨大。现在辛弃疾建设地方军队，从中央财政收入中再给他拨很多的经费，那就不太现实了。

《夷坚志》记载，在建造飞虎军的军营时铺砌道路需要大量石料。辛弃疾便下令调集全城在押囚犯，到长沙城北驼嘴山去开采，按罪行轻重定量，凿石量多质好者可以赎罪。为此，囚犯们个个争先恐后，所需的石块在很短的时间内备齐，而他连一两银子也没花。

为了筹措经费，辛弃疾还想了很多办法开辟财源，增加收入，他当时就实行过一项把“税酒法”变为“榷酒法”的改革。原来潭州的酒都在城外酿造，再送入城中去卖，入城时，官府根据酒的数量收税。辛弃疾便下令关掉那些酿酒的作坊，对酒实行官府垄断经营，这也就是所谓“榷酒法”。通过这种改革，官府这项收入大大增加了，可也导致一些人颇有怨言。于是，就有人向皇帝告状说，辛弃疾胆大妄为，利用建飞虎军的名义，在那里大搞摊派，搜刮民脂民膏，已经闹得民怨沸腾了！

宋孝宗知道建设军队需要花大钱，中央既然没有从财政上给辛弃疾很多支持，辛弃疾为了办成这事在地方上搞摊派，自然很有可能，如果因此又闹出什么事来，那就麻烦了。于是，他立即颁下御前金字牌，要辛弃疾马上停止飞虎军营的建设。“御前金字牌”是宋代专供皇帝用来传递紧急重要公文的木牌，是皇帝的御旨，日行五百里，其形制为木牌红漆上书黄金字，上面刻有“御前文字，不得入铺”的字样。因此，接到金字牌的官员必须立即服从皇帝的命令。现在，辛弃疾就收到了这么一面金牌，他已经投入了巨大心血的飞虎军创建工作便面临着半途而废的危险。

一个月后，飞虎军的营寨完全建好了。这时，辛弃疾便赶紧打了一个报告，把建营的前后过程及收支账目详细加以陈述，并绘制了飞虎军营栅图，一并呈给了宋孝宗。皇帝一看，生米都已煮成熟饭了，账目也清楚得很，没什么好说的，自是不好追究了。

营垒筑成，辛弃疾又派人到广西购战马500匹。此时，飞虎军拥有步兵2000，骑兵500,都是壮健勇武之士。他亲自坐镇，督导操习，严申军纪，勉励将士忠君爱国，报国雪耻，而扰民者轻则罚，重则格杀勿论。飞虎军脱颖而出，很快成为当时沿江各地军队中最精锐的一支队伍，大有辛词“壮岁旌旗拥万夫”的气势。而且此后30多年里，飞虎军一直是长江一带一支有力的武装力量。飞虎军战无不胜，令金人闻风丧胆，称之为“虎儿军”，不敢轻易来犯。

应该说，这时的辛弃疾，充满了建功立业的自信，从年轻时就立下的理想、领兵作战的韬略眼看就有实现的可能，他真的是跃跃欲试了！眼望着半壁江山，他充满了焦虑，也充满了渴望，渴望纵驰疆场。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淳熙七年(1180)年底，朝廷来了一道调令，辛弃疾又被任命为隆兴知府兼江西安抚使，不得不离开湖南。

那么，面对这种种的误解和攻击，面对仕途中不断的风波，辛弃疾究竟如何想又如何做呢？中国的士大夫文人常常奉行儒道互补的人生哲学，就是将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互相调剂补充。辛弃疾虽然是个不折不扣的儒家思想的积极实践者，但他对道家思想也有很深的体会和认同。面对着仕途中不断出现的风波和危机，辛弃疾当然也和其他的士大夫文人一样，希望能够从道家思想这里找到解决的良策。

既是报国无门，他便到江西修了一座带湖别墅，咀嚼自己的寂寞。

带湖吾甚爱，千丈翠奁开。先生杖履无事，一日走千回。凡我同盟鸥鹭，今日既盟之后，来往莫相猜。白鹤在何处，尝试与偕来。

破青萍，排翠藻，立苍苔。窥鱼笑汝痴计，不解举吾杯。废沼荒丘畴昔，明月清风此夜，人世几欢哀？东岸绿阴少，杨柳更须栽。

这回可真的应了他的号“稼轩”，要回乡种地了。一个正当壮年又阅历丰富、胸怀大志的政治家，却每天在山坡和水边踱步，与百姓聊一聊农桑收成之类的闲话，再对着飞鸟游鱼自言自语一番，真是“闲愁最苦”，“脉脉此情谁诉”？

约在第一次在江西为官（淳熙二年至三年任江西提刑）期间，辛弃疾就在江西上饶城外一里左右处买下了这块地皮。此处风景优美，有一个狭长如带的湖泊，名为“带湖”。他规划在此建造几十间房屋，开辟些菜地和稻田。由此可见，对于官场生活，辛弃疾早已是心生厌倦，只是，他的事业心又让他不愿轻言放弃而已。淳熙八年(1181)秋，辛弃疾在带湖旁的新居将要完工，此时他正在江西安抚使任上。

辛弃疾的追求从来不在于做一个词人。他由武而文，又由文而政，始终在出世与入世恫矛盾，在被用或被弃中受煎熬。他是贾谊、诸葛亮、范仲淹一类的时刻忧心如焚的政治家，对国家民族有一颗火热的心，也不怕谗言倾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所以随时局起伏，他就大忙大闲，大起大落，大进大退：稍有政绩，便招谤而被弃；国有危难，便又被招而任用。

我常想，要是为辛弃疾造像，最贴切的题’目就是“把栏杆拍遍”，他一生大都是在被抛弃的感叹与无奈中度过的。历史的风云，民族的仇恨，正与邪的搏击，爱与恨的纠缠，这一切如地壳内岩浆的滚动鼓胀，冲击着他敲打着他。既然这股能量不能化作刀枪之力，不能化作施政之策，便只有一股脑儿地注入诗词，化作诗词。他并不想当词人，但武途政路不通，历史把他逼向了词人之道。

辛弃疾的改革与整顿，既是“不为众人所容”，终于就在他离开长沙的第二年，受到革职处分，被迫退隐。那一年，他才42岁。可以说，长沙既是辛弃疾仕官生涯的一个顶点，也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从此之后，他就转入了断断续续20来年的闲居生活。英雄还没老呢，却不得不任剑鞘蒙尘，也不得不受制于人。但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过他的报国理想，所谓“位卑未敢忘忧国”，他的一颗心，始终在为大宋王朝跳动着。可除了一声声长啸，化为两行清泪，辛弃疾内心的无奈和痛苦自是无以言说。而他这位悲剧英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霸蛮精神，自此丰富并充盈到湖南人的性格里，使得湖南人的精神内蕴多姿多彩、深沉苍凉。

后来，宋廷向金国求和。开禧三年(1207)秋，金人以索取南宋权臣韩伲胄的首级为议和条件。韩大怒，再次对金用兵，并想请辛弃疾出山，以壮军威。而此时，辛弃疾病已沉重，最终“抱恨入地”。

至宋成淳年间，史馆校勘谢枋得路过辛弃疾墓旁庙宇，听到有急促的声音大呼于堂上，好像鸣发其心中的不平，自傍晚至半夜不绝声。枋得拿着蜡烛写作文章，筹备天亮将祭祀他，文章写成而声音才停下。至宋德佑初年，经枋得向朝廷请示，朝廷加赠辛弃疾为少师，谥号忠敏。

有些阴沉的深秋，我漫步营盘街头，有凉凉的风，一抬头，便看到在听橘园昔日的位置上，建起了一座辛弃疾市民文化广场：一座石壁之上，刻着兵士们抬石垒壁建造军营的情形；石壁之前，一匹矫健的战马颔首敛蹄，像聆听战鼓准备奋起，也似激战之后载誉归来；而辛弃疾腰佩宝剑，手握诗书，面容沉郁，壮怀激烈，却无诉说之地，更无用武之地；塑像之后，一方大型石壁上，潇洒俊秀的字体刻着辛弃疾沉郁豪放风格的代表作《破阵子》。

曾经挑灯看剑，曾经金戈铁马，曾经吹角连营……时光早巳逝去，英雄豪气却依然长留在这条普通的街道上。

我无语地站立在塑像跟前，久久地，一动不动。真想自己也站成雕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