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一个买卖人的思考

几十年的时间，不经意间，冯仑成了一个标本。他极富生命力，兼具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特质。他通晓官场的游戏规则，也了解政治和政策的不可逾越的底限，他知道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以及哪些可以做了不说，哪些可以说了不做，哪些既不能说也不能做。

小时候想的都是大事情

1959年，冯仑生于陕西西安。他的父亲是企业工会负责人，在他的印象中，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的父亲，在新的社会制度下，一辈子谨小慎微，软弱，守规矩。冯仑很小的时候就从父亲那里学会了阅读、写作和画画。

身为工会负责人的父亲有一点优势，使得冯仑在“文革”期间，阅读了大量内部出版的“灰皮书”，如《张国焘回忆录》、《尼赫鲁传》、《出类拔萃之辈》等。

冯仑跟那个年代所有的少年都差不多，内心充满革命的激情。他接触到的环境、家庭、老师，都形成了一种正向的鼓励，要改造这个社会的不公正。十四五岁的冯仑，心里想的全是大事情。

1978年，冯仑考上西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又考上中央党校硕士。他的导师马鸿模，是个传奇人物，被冯称为“一个有文化的土匪”，曾就读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抗战时放弃留洋机会，投笔从戎，转头组织武工队。1949年后，已经成为解放军高级军官的马因为有文化而被分配到了中央党校。

在中央党校读书期间，冯仑贪婪、不加节制地阅读。阅读使得他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开始颠覆自己以往的认识。

毕业后，冯仑留校做了一段时间老师，后来去了中宣部和体改委，最后到海南成立了海南省体改所（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前身），手下有120个编制，40个是体制内的财政编制。但当时这个机构没有财政拨款，也无启动经费，他只得到了一批彩电的批文。

在体改所待不下去了，他回到北京，遍托关系找工作，但一切正式的国家机关都对他关上大门。他找到了当时的中国社会调查所，干了3个月才得72元的报酬。就这样，冯仑的仕途之路被腰斩，他再也无法退回到体制之内，开始沦落江湖，落草为民。

南德岁月

1989年，冯仑在海南偶遇了一个叫汪兆京的人，南德公司在海南的代表，曾经帮助牟其中做成了惊世骇俗的飞机生意。冯仑说：“那年9月，汪兆京说你现在没事儿做，也没工资，可以去牟其中那儿折腾。我就这样去了南德。”

牟其中是第一代企业家的代表，尤其在贸易方面。他最大的手笔就是倒卖前苏联飞机成功。牟具备了那个时代成功者的基本特征：毅力、勇气和韧性。无论寒暑，老牟都会到玉渊潭去游泳。

进入南德一年多后，冯成了牟其中的第一副手，他在海南创业的故友王功权也投奔过来，王又把刘军、王启富拉进来。日后的万通六君子中，有4个人到了南德。人托人介绍，最后南德2/3的部门经理都是冯系人物介绍过去的。

牟其中先委任冯为“政务秘书”，后来又让他去《南德视界》当主编，再后来冯仑变成了“总办主任兼西北办主任”，月薪200元，办公座位就在牟其中办公桌的对面，大事小事一把抓。

两人和谐相处的日子并不长，冯仑认为南德应该转型时，牟其中依然沿袭原来思路，并继续放大。他习惯倒资金，甚至还要去美国倒腾。在耳闻目睹了牟管理公司的江湖路数之后，冯仑绝望了。

冯仑和志同道合者曾计划私下做点生意，先有经济基础再辞职。他们在门头沟物色了一个店面准备开餐馆，又准备办个帮人出书的皮包公司，叫“万通代理事务所”，后来都没搞成。

牟其中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他热衷政治，不习惯授权管理，鼓吹与人斗其乐无穷。他的思想导致了公司发展不稳定和内部缺乏信任。当南德公司规模很大时，他依然只相信自己，而且不去组建职业经理人团队。

他对冯仑也不信任，因为很多经理都是冯仑介绍的，他觉得这是“冯系”，他从老家四川调人来公司，想搞平衡和监视。冯仑整天看着那些监视者的脸色，感觉很不痛快，此时他看到了自己在公司的天花板。

最后只有一条路——出走。冯仑偷偷摸摸地离开了南德，事实证明，冯、王等人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走后，南德公司有人试图“兵谏”，结果半夜从被窝被人揪起，还被关进了地下室。

野蛮生长

1991年6月，冯仑、王功权、刘军、易小迪、王启富等人在海南成立了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万通前身），后来又加入了潘石屹。他们以兄弟相称，等到分拆家产，各自成为“老大”之后，人们称呼这个群体叫“万通六兄弟”。

新公司账面上只有3万块钱，冯仑却敢和一家信托投资公司老总谈海南房地产的机会。这是一个8栋别墅的项目。冯仑告诉对方：“我出1300万，你出500万。我们一起做，你干不干？”

对方先要求考察他们的项目，冯仑很紧张：“我们平时没有正经衣服，于是翻翻每个人口袋里还有多少钱，现买衬衫和领带。当时金利来领带比较高级，我们忍痛割肉买了领带送给投资人。”

验完了成色，对方点头同意，冯仑立即骑着自行车跑出去写文件，在最短时间内将手续做完后，王功权负责将500万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回来，万通靠着这500万，立即从银行贷了1300万。

这是一个典型的空手套白狼故事，也是公司的第一笔运作资金。潘石屹，SOHO中国董事长，讲述自己的起家史，说8栋卖出高价的别墅就是拿这个钱买的。那时候，万通的账上有300万，冯仑的感觉就像“大姑娘初婚，幸福又糊涂”。

自1988年海南建省以来，中央政府给予了新特区超乎想像的优惠政策，资金和淘金客一起疯狂地奔向海南。“十万大军下海南”，就是对当时景象的鲜活描述。

尽管有着热火朝天的商业氛围，但此时海南经济没有健全的法制，更不要说正常的商业信条，这里有点像淘金时代的美国西部。

和很多在海南的失意者相比，冯仑体现出极强的适应性，他迅速完成了从体制内精英到市场动物的转变。他说当时世界观彻底改变了，自由而疯狂，但非常享受这一切。

海南的房地产泡沫很快破灭，今天中国的房地产大腕不少是当时的幸存者，万通六君子及时上岸，他们从泡沫中获益，同时没有被泡沫淹没，随后回到北京开发房地产。

六君子分手

六君子回到北京后还是有经济基础的，这是潘石屹早年打下的。在海南创业不久，潘石屹有一次到北京调研市场，顺便去怀柔注册公司。有一天他在怀柔县政府食堂吃饭时，无意中听到，北京市给了怀柔4个定向募集资金的股份制公司指标，但没人愿意做。

潘石屹知道指标就是机会和钱，他去搭怀柔县体改办主任这条线，问人家：“我们做一个行不行？”对方答应给他们一个。这为日后万通开了一扇窗。没多久，万通开始在北京阜城门开发万通新世界广场。

当时香港利达行主席邓智仁找到了潘石屹，潘把销售代理权给了邓智仁。邓干得很出色，正式销售才5天就回笼了5亿港元。邓智仁发了一笔横财，而万通在北京也一下子站稳脚跟。1993年，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总公司变成万通集团公司。

最初6个人股份是均等的，没有哪个人有决定权，身为老大的王功权，在纠结了一段后，把位子让给了冯仑。6个人不同的性格和价值观，导致分歧不可避免。

冯仑发现“梁山模式”已经成为万通的致命伤，它导致了“奖惩考核不能正常进行，造成组织效率低下、是非多样性、苦乐不均，周边能人很恼火”，陷入了一种“前进无路，后退遗憾”的困局中，而兄弟情感又让他们左右为难。

分家成了荒野中惟一的出路。

王功权和潘石屹接受了成熟的商业规则后开始对冯仑进行思想教育。正在这时，冯仑在美国又邂逅了周其仁，周给他讲“退出机制”和“出价原则”，这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不能用传统文化中的兄弟感情处理内部矛盾，而要用商人的规则处理分家。

“以江湖方式进入，以商人方式退出”的念头就此诞生了。当“老大”确立分家规则、兄弟们又觉得规则不坏的时候，“万通六兄弟”终于分道扬镳、各奔东西了。

六兄弟所走的路也有所不同。

分家后，王功权投身于风险投资，他后来因民生银行、奇虎360、江西赛维等项目名震江湖。冯仑选择留守万通，后来通过借壳也成了上市公司董事长。易小迪分到了广西万通，在此基础上创建阳光100集团。王启富一开始做国际贸易，后转做木地板，现为海帝木业（天津）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军去了四川，据媒体报道从事农业高科技。

关于万通的那段历史，外界只能从当事人的回忆里得到一些片段，但崛起于大时代江湖的万通，像块巨大的磁铁，吸引了各路商业精英，被称为中国地产界的“黄埔军校”，业界为之侧目。

通达人生

在冯仑看来，他的人生轨迹充满了时代的意味：最开始，有人说他是反动文人；流落江湖，成为流氓文人；为了养活自己，被迫做了商人，被认定为民营企业；再后来，就成了黑心开发商。

在对外经贸大学的新书发布会上，崔永元调侃冯仑是黑心开发商，舞台上的冯仑已经是一个淡定哥。他和崔永元相交的故事也佐证了这个商人之外的面相。

冯仑和崔永元之前并不认识，他起初认为崔的理想主义言语显得不太真诚，但一个朋友告诉他崔永元在做口述史这件大事。冯仑专门约了崔永元见面，崔送给他一些自己的作品，但这并没有打动他，他只是觉得抛开央视这个平台，崔依然是个有才华的人。

之后，王石从冯仑口中得知了崔永元的事业，两位房地产大佬发现了崔永元身上令人敬佩之处——一个全中国闻名的抑郁症患者，为民族历史不能正确记录而四处奔波。崔永元的坚持与努力感动了冯仑和王石，他们也参与到了崔的口述史项目中。

两个不搭界的人成了朋友，诚如崔永元所调侃的，有的人挺正经，但房子建得很不正经，有的人看起来很不正经，但房子还建得挺正常。

不正经中透漏出的正经，大部分时候冯仑会陷入一种荒诞感。

在故去的人当中，阿拉法特是冯仑的楷模。在他看来，时间是一个男人做事的最大赌注，而阿拉法特就如同西西弗斯一样，用一辈子去做了一件看似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尽管如此，他觉得自己能理解阿拉法特的毅力，而且经常鼓励自己，阿拉法特大哥40多年都没成事，还有什么可孤独的。

这个人甚至很少用企业家来形容自己，他和陈东升、郭凡生、胡葆森等人被称作92派。这拨企业家曾经多是体制内精英，在时代召唤和不由自主的命运安排下，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和草根企业家、互联网精英相比，这代人思考得显然更多更远，甚至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更多是一种知识分子形象。

千百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就以家国情怀作为自我激励的最大精神动力。当日历翻到冯仑这一代人，他们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这种精神的继承者。尽管在他看来，买卖人揣着家国情怀是一个很荒诞的事情，但显然他的经历已经让他成为这个时代精神的代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