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一生战胜不了的怪病

林彪一生战胜不了的怪病

作者：蒋霞

楚成瑞参军第三年就成为林彪的司机。林彪坐着他的车。从关外打进关内，从北平南下开封，然后又挺进汉口。后来，由于林彪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乘车的时间少了，他就由司机改做了林彪的内勤，为重病中的林彪又服务了两年多。近日，他和记者聊起了那段什么味儿都有的岁月。

连年苦战。累垮了林彪、

从投身黄埔，到北伐，到井冈山，再到长征，直至抗战和解放，林彪连年征战，也把自己的身体累垮了。了解林彪的人都知道，他有失眠的毛病，其实，这病早在平型关战役之前他就得上了。那时候，敌强我弱，还要打胜仗，怎么办歼敌一万自伤八千不行，对他来说，办法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累自己——累自己的大脑。结果长期下来，用脑过度，神经衰弱，开始失眠。据说打平型关时，他都戴上健脑器了。

更糟糕的事还在后头。1958年5月1日凌晨，奉命率115师师直属队昼夜西进的林彪，被国民党阎锡山的士兵误击一枪，子弹从前胸进去，后背出来，伤了神经，落下了后遗症，以致后来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最让林彪耗费心力的是解放战争。1945年，林彪刚到东北，就感到危机四伏。危机之一是没有根据地，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没有根据地，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像闯进沙漠里的兔子，早晚都得渴死饿死。开始打起使来连抬担架的人都没有。苦熬了5年，东北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地方我们占了97％，部队发展到近百万。连国民党的人都佩服我们，蒋介石的爱将杜聿明说，林彪的部队从兵力到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斗力都居全军之冠。

我们开起了顺风船，林彪的失眠症却更厉害了。为了睡个好觉，可以说什么办法都用上了。我也看出来了，他自己也很难受，自己看医书，自己配药吃，也不行。听人家说，可能与以前受伤有关系。还听人家说，在东北，有一次他吃了自己配的药，半夜里发癔症，只穿着一只鞋就跑到冰天雪地里去了，警卫员拖都拖不住。辽沈、平津期间，他干脆不治了，也没时间治，更治不好，辽沈决战险呀!

不久，林彪又率领四野大军南下。开始仗打得比较顺利，三下五除二就到了武汉。随着战事的顺利发展，条件也愈加好起来了。林彪却软了下来，先是长期失眠，发展到头痛，后来头痛越来越厉害，一痛起来，头直晃，只好用一条小毛巾捂在头上使劲揉，揉一揉就好一些。那时候常看到他一边走路，一边用手捂着小毛巾揉着头。我有时对他说，我给你揉一揉吧，他也不让。后来，又不知怎么搞的，开始拉肚子，据说是在汉口吃了两个桃子闹的。从那时起，林彪对水果就很忌讳了。

1950年初，林彪住在汉口，为了恢复健康，他抓紧了锻炼。开始在住地院子里骑自行车。警卫员要扶着，他不让；警卫员跟着跑，他骑得很快，把警卫员给撂下了(说到这里，楚成瑞哈哈笑了起来，可能又想起了警卫员憨厚又无奈的窘态吧)。后来，警卫员们想了一招，在林彪骑车的地点四角各站一个人，他骑到哪边，都有人护着，一见他的车要歪，就上去扶一把。但是，这么锻炼，效果仍然不明显，也就算了。为了放松心情，我们还劝他去打过野鸭子，地点是武昌的东湖，我给他开车，给他提枪，给他装子弹。打了野鸭子，他也不能吃，都给了大伙房了。打了没几次，身体也没好多少，也就不打了。

后来林彪病情加重，只好请示中央，决定离开前线，返回北京治疗。

林彪病重我改行

1950年9月，林彪去苏联治病和疗养，1951年10月回国。1955年春天，林彪病情出现反复，旧病没好，又添了新病，住在城里嫌吵闹。6月，搬到了颐和园里的翠云轩。

林彪病了，不能外出，不用车了，当司机的我也就基本失业了。一天，领导找到我，说：小胖，你别开车了，现在几个内勤都累得实在不行，看来只有让你上了。于是，我就改行做了内勤。

林彪平时就很少说话，现在病了，说话就更少了，有时一天也不说一句话。不睡的时候，就怔怔地睁着眼睛，像是在想事，心情好时，也与我说几句话。比如，问问我家里人的情况等等，因为熟悉了，我有时也问他一些事。比如，有一次我问他，你打仗时几天几夜不睡，累不累他说，不累。

他住的房间是一间老房子，里面有不少用木料打的隔墙，上面还有雕画和漆画。可是，那种木料好像是樟木，有异香味，林彪受不了，只好请人把这些木膈墙拆掉了。房子大了就显得冷，又不能烧火炉。我只好加了一个电热棍，就是在一根瓷棍上缠了根电热丝，通电就红，散点热。

因为怕光，他的房间里挂了三层窗帘，人一进去，好像进了山洞，眼睛好一阵都适应不了。白天进去我都要打手电简。他见了还嫌手电筒的光太强。老不见阳光，不通风，睡的被褥换得又不勤，床铺就潮。我就弄了两套被褥，每天给他晒一套。后来又增加到三套，轮着晒，每天换。如果遇上阴天，就放在炉子上烤。这样一来，情况真不一样，他感觉舒服多了，对我说，小胖，还是你好，怎么把被子弄干了

最苦的就算是我了

为了给林彪治病，除了常有专家会诊什么的。他身边还有一个医疗小组。北京医院的周院长，一个护士，还有就是我。我管生活，周院长负责检查，护士负责打针。

最苦的就算我了。那时，林彪吃饭、拉尿都在床上，怕的东西就更多了。不仅怕光，还怕水、怕风。为了这个“风”，我挨过他两次批一次，他对我说，以后你离我远一点。我问，我怎么了他说，你走得太快，你有风。后来，我叉忘了这茬，他又说，你又走得这么急!再往后我就很注意了。

当时，他的女儿豆豆正在上小学，来看他。小女儿要来，林彪当然很高兴，他拉着豆豆的手直喊：“豆豆，豆豆。”豆豆要给父亲跳个藏族舞蹈，因为怕风，豆豆只好隔着窗户，在门外为林彪表演了一回。

林彪无论在什么地方，夏天是不挂蚊帐的，他说是嫌憋得慌。可是，在颐和固那个地方，到处都是水和草，睡觉哪能不挂蚊帐呢没有办法，只能给他打蚊子。打蚊子又不能带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在长竹竿上用毛巾捆个团子，用它一个一个地把蚊子捅死在墙上。

每晚他要解两次小便，一般是九点左右一次，凌晨一点左右一次，也是在床上，仍然不能冻着他。这样折腾一夜，我最多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直到他早上吃完早饭，我才能再睡一会儿。不过。不到两个小时，他又有事儿来了。

一个人再有权力，再能干，一旦病倒在床上，他只能受人摆布。那时，他可听我的话了，就像个小孩子一样，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让他怎么干，他就怎么干。就说洗澡吧，别人说都不行，只有我跟他说，他才肯，只是他总反复交代，可别感冒了，可别感冒了。我也怕他感冒。就用湿毛巾给他擦擦，他不洗手，手上皲皮老厚，我就慢慢地给他搓。

怪招治怪病

当时，据我跟医生接触，给他吃的药大都是稳定神经的药，我也发现他神经兮兮的。

他对自己的体温很在意，因为体温总是比常人要高一些，总是在37度以上。每次试表他都要问，一旦知道体温仍然未降，他就显得很不安，周院长给他解释，这不是毛病，也没用，我也跟他说，你这么老躺着，心急火燎，哪能不燥肯定比别人要高点儿嘛!他也不听，老是耿耿于怀。后来，我们都懒得跟他较真了。

说起来也是一闪念。那天，我突然想了一个好办法，就找到周院长。周院长问什么办法我说，他相信我，我就甩两个表，一个表是死的，就定它个36℃，另一个表是真的。在试表时，我一边看表一边把真表换成假表，不给他看真表，骗他。周院长说，这能行嘛我说，试试吧。

不久，我就试了一回。把表定在36.6℃，成功了，不过他有些纳闷，一个劲地问：怎么降得这么快我一听，坏了，“降”得太快他受不了。第二天就把假表的温度改成了36.8℃。

就这么一直骗了他一个多月，还真管用，他精神好多了。周院长也挺高兴，说。小胖，你真行。

不过，也有弄巧成拙的事。有一回，他真的病了，发烧、腰痛，痛得直在床上打滚，当时，也把叶群急得不行。后来，上面派来了一些医生，做了化验后，说化验结果没有问题。因为这次不比平常，这次是真病了。所以，林彪不信，叶群也不信，叶群在和医生交谈时，发现医生大开着的上衣口袋有一张单子，抓过来一看，正是林彪的化验单，上面写的是有问题的。后来，林彪也知道了这件事，很生气。我估计，医生向林彪隐瞒病情，也像我一样，是好意，可是没有处理好。

林彪那时还有一个毛病总也治不好，也挺让我发愁的，就是总要让人抖他的手、胳膊。我跟他多年，对他的生活习性很熟悉。据我长期观察，打仗时，他一坐车，精神头就来了。而且，别看他在床上睡不好，在车上有时他睡得还挺香。有一次，他难受得又让我抖他的手。抖了他的手，又抖胳膊，还不行。硬让我抖他的肩，我不敢，他还不高兴。逼得我又想了一个办法，弄个车，颠他!他不是要震动吗全身震不更好吗

现在有人说，是林彪让人开车颠他，那是后来，当时“颊车”是我先“发明”的，也是逼出来的。我先弄个中型卡车，在后面做了个帆布棚子，两边各有一个小窗户，屁股开两扇门，就像现在的大屁股北京吉普一样，秘书们看我一阵折腾，直问，小胖，你想干什么我说，首长不是要震动吗外边的路不平，开车颠他。秘书说，这能行吗叶群也来问，我解释了一下，她说，你看着办吧。

弄完了，我就去动员林彪。说出去颠颠。可能舒服些。他不干，坚决不坐。我就说，你先坐坐试试，不行咱就不坐了。最后让我说通了，对我说，好吧，试试，就交给你了。

我让警卫员搬上去一把藤椅。让警卫员也弄个凳子上去坐，扶着林彪。安顿好了，我就开车从厢红旗一气跑到了香山，又开了回来。那时，从厢红旗到香山都是石子路，路面坑坑洼洼的，车在上面跑，就跟摇煤球似的。回来一问，林彪感觉不错，第二天又颠，每天颠一趟。一直颊了不少日子，他的精神真的好了不少，后来竟能够自己在院子里面慢慢转圈了。

总理同意搭个棚子

在林彪生病的日子里，来看林彪的首长挺多。来得最勤的要数周恩来，总理对我们这些服务人员都很熟，态度也很和气，见我就问，小胖，林总近来怎么样每当这时，我都要把近期林彪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一下。

在林彪身体稍有些好转的时候，总理又来了，我给总理汇报了我的一些做法，总理笑眯眯地表扬了我，说，小胖想的办法很好啊!也就是这次，我向总理建议，能不能在林彪的房间外搭个棚子，让林彪出来晒晒太阳，总理说，行啊。很快，总理就安排人来按我的要求搭了个小棚子。

这个棚子是封闭的，但是三面的帘子都是活的，可以随时卷起或放下，我就开始动员林彪出门见见阳光。在这之前，我已经慢慢把盖台灯布的缝隙开大，再后来就把灯上的布拿掉了，又把门开了个缝。反正，让他慢慢适应吧。人总不能永远不见光吧。林彪听说要出门，坚决不同意。我就说，我先背你出去，你试试。后来他勉强答应了。我就在棚子里放了一把藤椅，再把他背出来，坐了一会儿，又把他背回去，慢慢他也就适应了。后来就不让我背了，只让人扶着走出来就行了。

由于活动多了，身体机能慢慢恢复，其他方面也就慢慢好起来了。比如说吃饭，原先他只能吃青皮鸭蛋，不能吃黄，只吃青。如果吃馒头，最多吃两个小馒头，没有一两重，一切四半，放在白开水里泡湿，再吃那见不到水的“囊馒头”，慢慢地能吃肉末和菜做的小丸子了。

林彪战胜不了的“敌人”

依我看，林彪有一个战胜不了的“敌人”，就是他自己身上的病。

自从1958年5月阎锡山的兵给了他一枪后，他这一辈子就没好受过。这一枪不简单，它影响了林彪的一生。

对付战场上的敌人，林彪有的是办法，但对付自己身上的病，他一点招儿也没有。为治病，他去过苏联，国内国外那么多专家，都没有给他治好。最后，他只好自己给自己开处方。

一本医书，他从东北带到关内，又从关内带到华中，最后从华中带回北京，都让他给翻烂了。他让警卫员给炼过丹，自己搜集过偏方。听说，在双城他吃了自己开的药，一下子休克了。

听说林彪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他难受得拉着警卫员的手叫：“好兄弟，帮帮我吧!”

我觉得林彪身体是有病的，有时还很重，也很怪。但他究竟得的是什么病，我说不上来，反正医生每次治疗都有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