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评点大明王朝

毛泽东评点大明王朝

对朱元璋研究得比较仔细

1964年5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这段话可视为毛泽东对明史的整体印象和基本评价。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是一个落魄的和尚，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他后来居上，逐步歼灭群雄，十五载而成帝业，是继刘邦之后又一个出身卑微、起自草莽的平民皇帝。毛泽东对这种现象深有感触，他通过对比。得出了不要小看“大老粗”、“老粗出人物”的结论。

朱元璋大字不识一个，却善于从战争中学习，多谋而又善断。毛泽东对朱元璋卓越的军事才能给予过很高的评价，曾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在中国现代战争史上，毛泽东指挥的诸多战事，在新的思维制高点上吸纳并综合了李世民“以弱胜强”、朱元璋“次第经略”的思想，形成“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原则。

朱元璋打天下时十分注重知识分子的作用，毛泽东更是这样。他在延安时期撰写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等重要文章，其着眼点也是文武两手并用。

毛泽东对朱元璋怀有一种特别的感情，对如何评价这位历史人物也有自己的定见。1948年11月，明史专家吴晗辗转来到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将他在当年8月份写完准备再版的《朱元璋传》的修改稿送请毛泽东阅正。正在指挥解放战争的毛泽东挤出时间仔细阅读了书稿，还约请吴晗深谈了两次。隔了几天，毛泽东在退还《朱元璋传》原稿时，还特地给吴晗写了信。

朱元璋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其晚年以猛治国，用严刑峻法惩治贪污，澄清吏治，结果倒使人人自危。毛泽东并不是认为朱元璋没有过错，只是认为对这位农民起义的领袖应采取基本肯定的态度，“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

新中国成立后，吴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从1954年开始，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重新写了《朱元璋传》，并再次呈送毛泽东以博指教，毛泽东对吴晗的修改表示满意。

称朱棣“搞得比较好”

毛泽东在读清人谷应泰所撰《明史纪事本末》时，仔细揣摩了朱棣造反夺取皇位的过程，并多有评论。朱棣在与南京对峙的过程中出生入死，打过许多漂亮的胜仗，特别是建文二年(1400年)的白沟河战役(战场在今河北雄县)，朱棣将李景隆等率领的勤王之师打得大败。但在随后的东昌战役中，朱棣骄傲轻敌，结果被盛庸等击败，被擒斩万余人。当时朱棣身处重围，奋力死战才得以逃脱。毛泽东在对比了两次战役之后评论道：“白沟河大胜之后，宜有此败。”这就是说，朱棣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注定会有闪失。毛泽东曾多次告诫军事将领不要“犯大胜之后骄傲的错误”。想必是从中得到过启发。

朱棣后来重整旗鼓，千里奔袭，竟然兵临南京城下。建文帝多次派人前往朱棣大营，许以割地求和。但朱棣不为所动，口口声声要捉拿“奸臣”。毛泽东读至此写道：“始终以索战犯为词，使南京无法答允。”言下之意，朱棣是有意将矛盾尖锐化，以遂其夺取天下之志。

朱棣登上皇位后不久迁都北京，并屡次北征。在其治下，幅员之广超越汉唐，受朝命而入贡者几达50国，可谓武功赫赫，威震殊俗。所以毛泽东称赞朱元璋、朱棣父子在位“搞得比较好”，同属于有作为的皇帝。

对嘉靖皇帝很不以为然

人们谈到明朝的历史，大都以为万历皇帝对明朝走向灭亡负有重大责任，认为明朝“实亡于万历”。其实不然，明朝真正走下坡路，是从嘉靖开始的。

毛泽东对嘉靖皇帝很不以为然，说他“炼丹修道，昏庸老朽，坐了四十几年天下，就是不办事”。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嘉靖初登大位时曾大刀阔斧地革弊图新。裁汰特务机关，广行宽恤之政，颇有明君气象。但不久便玩弄权术，耽于享乐。他倚重严嵩等奸臣残害忠良，经常廷杖大臣，又特别崇信道教，醉心于方术、祥瑞等无聊之事。

鉴此，御史杨爵沉痛进谏，可嘉靖皇帝听不进意见，还将杨爵下狱论罪。毛泽东在读《明史·杨爵传》时旁批了四个字：“靡不有初。”“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句话见诸《诗经》。意思是说人们大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很少有人能够善始善终。

对“海瑞精神”心存矛盾

杨爵获罪后，朝臣无敢言时政者，唯独海瑞冒死进谏。毛泽东熟读《明史·海瑞传》，被海瑞等忠直之士在国难当头之时表现出的气概所打动。1959年4月，上海会议期间，他大力提倡“海瑞精神”，号召大家就“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来的种种失误大胆陈言，将“五不怕”精神与海瑞的直言进誎结合起来。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到他曾建议彭德怀读《明史·海瑞传》，又问周恩来看过没有，周恩来说看过了。毛泽东这样不厌其烦地向大家推荐海瑞，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期望党内讲真话，以便及时纠正政策失误的急迫心情。

但在另一方面，毛泽东对党内出“海瑞”尚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早在1958年5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提倡讲真话的同时，就提醒大家讲话要善于选择说话的时机，不讲策略也不行。他举例说：“明朝反魏忠贤的那些人，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即使在上海会议大力提倡“海瑞精神”期间，毛泽东还私下对人说：“讲海瑞，我很后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

毛泽东在对“海瑞精神”上的矛盾心理，说明从历史中吸取教益也并非一件易事。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披肝沥胆上陈“万言书”。结果被冠以“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毛泽东对此事件的解释是：“海瑞搬了家了，海瑞是明朝的左派，代表市民阶级和经营商业中的大官僚。现在搬到右倾司令部去了，向着马克思主义作斗争。这样的海瑞，是右派海瑞。”

1960年，明史专家吴晗应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之约，创作了以“左派海瑞”与“右派官僚集团”作斗争为主线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然而这出戏在“文革”前夕却被视作为彭德怀翻案的“大毒草”，这就不能不让人感叹历史的扑朔迷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