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辈子咱们还“包办”

任弼时与妻子陈琮英的爱情里没有风花雪月，却蕴藏着无私、博大。他们是“指腹为婚”的娃娃亲，但任弼时却时常对妻子说：“琮英，这包办婚姻给了我最大的幸福，下辈子咱们还‘包办’……”

“爱情，最重要的是两人能心灵相通”

任弼时的父亲任裕道原配陈氏，是陈琮英的姑姑，可惜婚后不到一年就病故了。后任裕道续弦朱宜，即任弼时的母亲。为了纪念亡妻，任裕道与陈家约定，倘若生下男孩就和陈家之女陈琮英结成姻亲。

任弼时与陈琮英在一起

1904年4月30日傍晚，任弼时出生在湖南湘阴县塾塘乡（今属汨罗市）唐家桥任家新屋，原名培国，参加革命时改名弼时。从三四岁开始，父亲就教任弼时描红识字，绘画刻章。

陈琮英比任弼时年长两岁，湖南长沙东乡胡家坪人。她四个月大时，母亲就去世了，在北平教书的父亲只好把襁褓中的小琮英托付给婶母抚养。因为任、陈两家有婚约，所以儿时陈琮英常在任弼时家小住。他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陈琮英12岁那年，父亲把她送到任家当童养媳。

见任家家境清贫，懂事的陈琮英主动提出要出去做工挣钱。1916年，她来到长沙城里北门西园的一家小袜厂，当了织袜女工。随后，任弼时考上长郡中学，也进城上学了。见自己的学费、生活费成了家庭沉重的负担，任弼时几次想辍学，陈琮英加班加点地拼命赚钱，省吃俭用，用微薄的工钱资助他继续读书。

1920年，任弼时离开长沙，去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准备去苏联留学。临行前，任弼时叮嘱陈琮英：“你从小没有机会上学，今后要在社会自立，一定要学习文化，不然，连我给你的信都看不懂。”陈琮英拿出两双袜子送给任弼时，深情地说：“你放心去吧，家里有我。”两人依依惜别。

任弼时走后，陈琮英按照未婚夫的嘱咐，进入长沙一所半工半读的职业学校，一边学习缝纫技术，一边补习文化。任弼时知道后，由衷地高兴。

1924年8月，任弼时学成回国，在上海大学以教授俄语为掩护，先后担任共青团中央执行委员、团中央组织主任和团中央总书记。当时有几个时尚的知识女性，对任弼时产生了爱慕之心。任弼时明确告诉她们：“我已有未婚妻了，她是个织袜女工。”这件事成了笑话，在上海大学广为传播。有人就劝他：“那不过是个童养媳，你干嘛还恪守旧礼教？”任弼时却说：“我们是青梅竹马，有感情基础。爱情，最重要的是两人能心灵相通。”尽管两人的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悬殊较大，尽管革命工作使他无法脱身探望未婚妻，但时光并没有淡化他对陈琮英的感情。

任弼时从事地下工作，常早出晚归。为了协助丈夫，陈琮英学会了刻钢板、油印党的文件，从此，她成了党的秘密交通员。婚后不久，他们的女儿出生了，虽然身处白色恐怖下，一家人倒也其乐融融。

“我们的爱情是融化在对党、对人民的热爱中的”

1928年9月，中央派任弼时到安徽巡视，解决芜湖市委反对安徽省临委的风潮问题。当时，安徽的革命环境非常险恶，全省上下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下。10月13日，任弼时化名胡少甫，剃去胡须，戴礼帽，着夹袄，化装成商人，在共青团安徽省特委书记林植夫（化名徐厚昌）和南陵县委书记王德芳陪同下，乘船前往南陵。次日下午，任弼时等人赶往城外的香油寺（一座破庙）参加城关地区的党团骨干分子会议。由于叛徒告发，会议被冲散，任弼时和林植夫在小乔墓旁遭敌人拘捕。

15日上午，南陵县长亲自主审。任弼时虽遭到踩杠、夹指等酷刑，但始终坚称自己是长沙陈岳云（陈琮英家亲戚）纸店的伙计。林植夫等人也遭到严刑拷打，但他们都称不认识任弼时。敌人无计可施，只得以“共党嫌疑分子”的罪名将任弼时等押解到安庆第一监狱。

党中央得知任弼时被捕入狱后，积极营救，设法将任弼时的案件从安庆警备司令部转到安徽省高等法院，并安排陈琮英以长沙陈岳云纸店老板的身份坐镇店中，以备敌人来核对口供。正在上海的陈琮英得知丈夫被捕后，心急如焚，为了抢时间，情急之下抱着襁褓中的女儿爬上一辆拉煤的大货车。深秋夜晚的寒风无情地抽打着蜷缩在敞篷货车上的母女。尽管琮英用身体紧紧地护着女儿，但女儿还是因为风寒引发肺炎。

1929年3月，任弼时被释放了，女儿却夭折了。陈琮英悲痛欲绝。任弼时也很伤心，他安慰妻子：“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了革命，为了营救我的生命，我们的孩子献出了她的小小生命。”

1931年3月，任弼时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被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此时陈琮英预产期临近、行动不便，任弼时只得只身前往。临行前，他嘱咐妻子：“孩子生下后，不管是男是女，我们都叫他远志，希望孩子有远大志向！”七天后，女儿远志在上海出生。

4月下旬，顾顺章叛变，情况危急，党中央马上安排中共中央机关秘密转移。陈琮英怀抱女儿被安排住在一家新开的小旅馆。但没多久，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出卖了革命，敌人抓走了陈琮英和她不满百日的女儿。无耻的向忠发当着敌人的面对陈琮英说：“你什么都可以讲，他们早知道了，你不要瞒。”此时的琮英已是经历过生死考验、有着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她佯装糊涂地回答：“讲什么呀，我是农村来的，我什么也不知道！”敌人审问她时，她一问三不知，或以方言岔开话题；敌人逼得紧时，她就悄悄地在远志身上拧两下，孩子又哭又闹，又拉屎又撒尿的，弄得敌人无法审问。

关押中，陈琮英始终守口如瓶。经党组织和周恩来副主席等多方营救，将近一年，母女二人才被释放。出狱不久，陈琮英就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叫她尽快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工作。她把不满周岁的女儿送回老家，托付给婆婆抚养，之后秘密进入闽西革命根据地。

1932年3月，夫妻俩终于在汀州劫后重逢。任弼时深情地对妻子说：“我知道你被捕后，心里很难过，但没有影响工作，我相信你会挺过来的。我们是革命的夫妇，同是党的儿女，我们的爱情是融化在对党对人民的热爱中的。”

“与弼时一生一世足矣”

1936年长征过草地前，二女儿远征出生了，陈琮英却愁眉不展。由于严重营养不良，她没有奶水，孩子饿得哇哇大哭。正在这时，朱德把一盆热气腾腾的鱼汤，亲自端到产房。任弼时惊讶地问：“朱老总，哪里来的鱼？”“有山就有水，有水就有鱼，是我在河边钓的。”朱老总爽朗地笑道。陈琮英很是感动，向朱老总连声道谢。“谢啥子嘛！关键时刻，我不上阵不成，不钓鱼也不成。”朱老总笑呵呵地说。此后，任弼时也学着朱老总跑到河边钓鱼。

部队过草地时严重缺粮，吃饭时任弼时总是把嫩点的野菜搛给妻子吃。他还给自己缝了个布袋，把女儿放在里面，背在背上，一手扶着拐杖，一手搀着妻子，艰难地向前行走。战士们看不不去，争着背孩子，任弼时却不肯。长征中，贺子珍、陈慧清等人的孩子，不是托给老乡收养就是遗弃在降生之处，没有一个被抱出雪山草地的。任弼时和陈琮英却带着女儿以惊人的毅力，走过了万里长征，可以说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个奇迹。

1941年7月，任弼时担任中央秘书长，与周恩来一同忙碌于指挥抗战的日常工作。虽然他在长征中身体严重受损，以及两次被捕受刑落下了病根，但他仍然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陈琮英是任弼时的机要秘书和生活秘书，也是这样围着他忙，不是整理和抄写东西，就是忙着发电报，打印和装订文件，细致入微地照顾丈夫。

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时，任弼时领了纺线任务，有一次还获得比赛的第一名。周恩来好奇地问：“你怎么会纺得这么好？”任弼时得意地看着陈琮英回答：“我有家庭老师嘛！”得了第一名，还有奖金，陈琮英就高兴地喊：“请客！请客！”拿奖金买菜买肉，大家动手在家做饭，一家三口和工作人员围在一起大快朵颐。闲暇时间，任弼时还会跟大家一起玩玩扑克牌。解放区的生活艰苦、紧张，他们家却充满了少有的欢乐。

由于积劳成疾，全国解放时，任弼时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1949年11月下旬，中央决定送任弼时到苏联就医。行前，毛泽东和周恩来先后到任弼时的寓所看望他。为了给国家省钱，任弼时没有让妻子陪同赴苏。陈琮英虽然留在国内，心却随丈夫飞到了莫斯科，她写了很多信，对丈夫千叮咛万嘱咐。

1950年5月，任弼时病情稍微稳定，就带着寄养在国际儿童院的女儿远芳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朱德、聂荣臻、陈琮英及子女去车站迎接。家庭大团聚让任弼时特别高兴。但不到半年，任弼时就因突发脑溢血而英年早逝。

同甘共苦、患难与共的爱人和战友溘然长逝，陈琮英悲痛欲绝。她独自把四个孩子抚养成人，并且一如既往地从事机要工作，曾任中央机要局处长。毛泽东称赞她：“琮英同志搞机要工作，不为名，不为利，她是革命的贤妻良母。”

回首往事时，陈琮英总是深情地说：“与弼时一生一世足矣，他是我亲爱的丈夫，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和敬爱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