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文明：半生咬文，半生嚼字

“我要是走了，你说他们该怎么办？”不到一刻钟时间，金文明嘴里念叨了两三遍这句话。“他们”，说的是那些出版界的同行们。过去的17年里，作为编辑的金文明审查过的文字接近两个亿，其中差错数以万计，被誉为出版界的“啄木鸟”。金文明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命，而是出版界的未来。

石破天惊逗秋雨

和余秋雨的斗争，是金文明被广为人知的开始。那本专给余秋雨著作挑错的书——《石破天惊逗秋雨》的出版，被很多人看作是对名人的挑衅和谋出名的策略，但对于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来说，名利已经算不上私人的愿景。

上世纪90年代。余秋雨的散文风靡一时。金文明看后，同样赞不绝口。“排比用得真棒！”凡是余的书。一律买回来细读。在上海文化圈，他俩算不上陌生，虽谈不上私交，但见面的机会也不少。金文明在《咬文嚼字》杂志做编审，每期杂志出版后都会第一时间邮送余秋雨一本。

一次，金文明在余的书中发现了“不妥之处”——余秋雨在《山居笔记》的《十万进士》一文写道，“大量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现实遭遇和实践行为便是争取科举、致仕……”，金文明犯糊涂了，“致仕”一词是“告老还乡”的意思，用在这里显然意思反了，出于职业本能，他立刻查阅《辞海》，并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他在接下来一期的《咬文嚼字》上专门发文说了这个差错，没想到发表后接到了余秋雨助手的来信。

“余先生从今年开始不再搞文化工作了，以后的杂志不要寄了。”并把之前的杂志一并寄还。这让金文明大为诧异：一个名人，怎么心胸如此之小？金文明的同事，也是多年的老朋友、《咬文嚼字》的主编郝铭鉴同样百思不得其解：咱们免费给他送书。不过写了两篇批评他的文章，而且批评在理，怎么换回这样的态度？

从此之后，金文明每看余秋雨的文章，都多了一个心眼。金文明这一较真，就陆陆续续“咬”出了余秋雨的不少文史差错，每发现一个，金文明就用小卡片记录在案。“他的几本散文，我一共抓了126个错误，都是极其普通的常识。”金文明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五代十国一个国王，余秋雨引文‘钱俶常夜泊海上’，解释说，钱王经常停泊在海上。其实他误会了这个意思，国王又不是海盗，干嘛天天停在海上？人家名字就叫钱俶常，他理解成‘钱俶，这就好比‘朱德常下连队看望战士’，说成‘朱德常，下连队看望战士’，这对吗？”

“有个清代文人叫叶昌炽，余秋雨记成了叶炽昌，十几个版本都没改。上海大学出版社出了本《文化苦旅导读》，编书的特级教师知道余秋雨用错了。就在印刷时修为正确。缺点是没指出余秋雨曾经写错。有个中学老师买这本书辅导学生，讲到半道，一个学生手拿《文化苦旅》原版站了起来，‘老师您讲错了’。老师很尴尬，只好说‘还是以余秋雨为准’。”

金文明听了心里发凉。“我笑不出来啊，因为你名气大，所以还得照着你的错讲。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只花了3个月就完成了《石破天惊逗秋雨》的书稿。因此，金文明笑称，这本书实在是被“逼”出来的。

纠错先生的成长史

“三千弟子舍身去，二万雄兵伴晓昏。多少华堂好饮宴，省庐唯有月临门。”金文明的客厅上方，挂着自己写的一首诗。“三千弟子”形容十年间用完的水笔芯。

“二万雄兵”则是日夜陪伴在身边的那些书籍。金文明的家更像是一座微型图书馆，房间不大，藏书却多达三万册。书架、椅子、桌子。甚至床铺上都是书，各个屋子“顶盖肥”。1996年，金文明就被评为“上海十大藏书家”，每天伏案8-10个小时都用来审各种稿件、出版物，精神好得不得了，“前两年做了白内障手术，看晚报清楚得很！”

前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被学界誉为“最后的经学家”的朱维铮，曾出版过一本《章太炎选集》，当时在杭州举办的章太炎研讨会上，在座的学者、教授没有一位对他的作品提出异议，唯有金文明在事后写了一封书信。将23处史实错误整理归纳。朱维铮读后被彻底折服，亲自回信感谢，并要求金文明在报上公开发表。上海出版博物馆在朱维铮去世后，还一直想将这封信收为馆藏。

金文明对“大家”最严格。一次，有家出版社找他，拿出了《易中天读史》的原稿，请他检查。书中有段讲曹操把孔融杀掉，陈尸街头没人敢管，只有一个叫习脂的人，上前大哭三次。曹操知道后赞扬了这个人。“我当时看完也没在意，等我还稿子的时候，出于职业习惯还是查查书吧。”没想到一查完，金文明一身冷汗！“这个人在三国志就被提到过，但叫脂习！因为姓脂的人很少，易中天就搞错了。”后来易中天知道了这件事，直说“金先生你太仔细了！”特意写文章说“金先生帮我抓了这么多的硬伤，我谢还来不及，我怎么会去骂他呢？”后来《咬文嚼字》杂志出合订本，专门请易中天写了篇序来谈对待批评的态度。“瞧，现在他的名气更响了吧？对待错误的态度，体现的是修为和气度，有错误是常事，关键在于对待错误本身的态度。”

语林失守的担忧

金文明干了一辈子出版，审查超过两亿字，但依旧抵挡不住来势汹汹的各种差错，像洪水猛兽般侵袭着当下文化的各个层级，一叶孤舟只能随浪漂摆。

金文明不怨天不怨地，深切同情着这些“同行们”的辛苦。“当初我刚参加辞海的工作，一年的工作量是15万字，可以翻来覆去审九遍，有的是时间，现在的编辑一年要经手60-70万字，甚至100万字，工作量翻了好几番，你叫他怎么花工夫去查？好多书在办公室查不到，要去图书馆翻，那哪有时间？再加上业务水平不高，那就看不出什么问题。”

他曾写过一本《守护语林》的书。专门将自己挑出来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差错集结成册。希望通过这个手段来唤醒人们对于出版物错误的警觉。也希望借此来敬告出版同行们“对于文字的敬畏之心”。“有些错误读者一下子看不出来，以后被误用的机会越来越多。”

“如果我不去守护，那就有书虫，就把著作毁掉了。”很显然，书籍不能靠一个人全部勘查。繁重的出版任务和部分编辑的玩忽职守。也造成了今天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