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与诺贝尔文学奖的渊源

1944年5月，巴老携女友萧珊路过贵州前往重庆，8日在贵阳郊外的花溪宾馆完婚，一个两人世界的简朴婚礼。逗留期间，他开始着手写《憩园》，六天后他爱人只身前往重庆。随后，巴老犯鼻炎住进了省医外科第三病房，萌发了创作“第四病室”的想法。年末，巴金出院赶重庆与夫人会面，第二年在重庆动手写第四病室。这一个中篇，巴老写了一辈子，修改了一辈子，始终不满意。个中原由，我们来分析一下。

巴金一直喜欢俄国文学，也颇有研究。契科夫有一篇著名的《第六病室》，对他创作《第四病室》有很大的影响，仅从篇名，我们就能窥见一二。第六病室里的几个主要角色，都以神经性焦虑症为主要特征。差不多，他们脑子都有点毛病，尤其那个兼院领导的拉京医生，最后因同情第六病室的病号和奇怪地与一个叫德米特里奇的神经病人在心灵上有一种契合的沟通，而被人陷害赶进了神经病房。契科夫笔下的几个小人物，似乎属于既神经又不神经病的类型，他的寓意不言而喻，是在暗示那个社会对人的伤害。

从精神病学和小说描述人物的生活迹象看，他们中有些只属于神经性焦虑。弗洛伊德在他的精神分析学里也有详细的论述。不过，正常人也有焦虑，就看焦虑到何种程度而已。具体划分为病人还是正常人，其实从医学角度，对于轻度焦虑也还没一个截然的标准。

因此，这就有个大前提，或者说支撑人物存在的大舞台，简单列三类：一类是人字当头的人性。搜索关键词为，人性，道德，焦虑，精神病，灵魂；二类是社会。关键词，医院，救死扶伤，制度与规范，社会责任；三类是国家政治。关键词，国家，政治，法制。

我不知巴老是否借鉴了契科夫《第六病室》里的创作手法。因为看起来，这两篇文章在结构和情节以及人物安排上，貌似出入较大，实则很接近。都是力图从医院这么个地方，反映同一类型的社会现状。我们不妨摘录巴老在写作中的一段话以之佐证。他写道：“……我写得很顺，因为我在写真实。事实摆在那里，完全按照规律进行。我想这样尝试一次，不加修饰，不添枝加叶，尽可能写得朴实、真实。我只是把原来的第三病室同第四病室颠倒一下，连用床位号码称呼病人，我也保留下来了。（我有点奇怪，这不是有点像在监牢里吗？）那几个人……”

其中，巴老改头换面的三个病人和一个医生护士，实际都是跟他住在一个病室的病人。这些病人中，有好些因无医疗费和得不到医院很好治疗与看护，相继死去。时过境迁，每当巴金想起那些人和事，怎会不难受啊！我们注意到，巴老在括号里的奇怪感觉，病室像一个监牢（笔者妄自揣测，巴金极力回避与第六病室里的人物雷同，却又难以做到）。

如果能够确认巴金对那个时期医院的认识：病室像监牢。那么，他就无法摆脱契科夫的《第六病室》所要表达的寓意与意境对他的影响。笔者认为，契科夫已经把《第六病室》写通透了，这一题材上要想超越契科夫，大约很难。再过上百年，会不会有人拿出一本叫响的“病室”作品，我保持怀疑。问题的症结不在文章结构和文笔的运用上，而在蕴藏在“病室”背后的社会问题。如果就事论事，看病拿药，住院打针，穿插一点花边新闻，堆砌一点人性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了，如今的文章多得很。

为此，巴老在小说里塑造一个好医生的形象，就是几次重生的杨木华医生。巴老认为杨医生在那样的环境下无法生存，安排她死掉。他是这样说的：“但是，像这样一位医生在当时那个社会，当时那个医院里，怎么能生活下去，工作下去呢？……”

他安排医生在一次爆炸事故中死掉。后来，他又觉得一个人要被社会不良的大染缸染黑，也不容易，哪怕那个社会是多大的染缸，就又想着让杨医生复活。他对人物的把握上一直处于矛盾中。矛盾的症结，正是无论把杨木华医生安排为好人，还是坏人，都不能通过一个精心设计的环节，很好地展现一个社会和政体对人的关注与责任。

问题就出在这儿。要从中抽出内核加以提炼并转化为文字，通过文字和语气以及意境上的达意，对于“病室”类题材，一个负责人的有良知的作家，必得上升到与政治概念相关的体制。涉及到这类问题，要以严肃的态度付诸笔端，都将面临同一个问题：要不要说，怎么说；说得对不对。

文革期间，巴金爱人患病在上海某医院住院，他在病房里守护。再一次亲历了看病治病的过程。由此，他再一次无法理解，新旧社会在医院里生出的种种怪现状。他又想起了他的“第四病室”。恍然如梦，他不禁自问：“难道我是在做梦？难道我没写过一本叫做‘第四病室’的小说？难道我写的真实是假话？”

巴金一直在修改他的第四病室，过世前还在惦记这一回事。解放后几十年，他一直都在领悟、参透这个人物。可以说，《第四病室》在他的小说系里是令他最不满意而又没法完成的一部作品。稍动一下脑子，我们不难明白，医院作为一个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载体，仅仅是救死扶伤那么简单？任何一个国家在医疗体制改革方面，一向十分谨慎。因而，要在一部小说里表现医院存在的固有的诸多现状，难免涉及到政治方面的因素。

巴金有顾虑，很有顾虑。从他对小说人物内心的探究，我们不难看出，作者采用了含蓄的低调的回避态度。难怪，韩寒要说老作家们领悟文件！

如上所述，巴老想要表述和提升这些诸多怪现状的精神内核，却又不得不回避那些敏感问题、焦点问题，当然就难以对杨木华医生这个角色进行细分和准确定位，自然也就很难写好“第四病室”了。

有人说关于性事方面的东西最难写，我说“病室”类题材最难写。一个医院，一间房，一张床，反应的不仅仅是一个生病治病，救死扶伤，也不仅仅是一个道德与责任，还涉及到社会、政体、经济、人性、精神、死亡、灵魂，等等。其内容太复杂太丰富，而形式又较为简单。如此，构建了一个难以表述的平台。就好比说，一个女护士与一个男病号偷情，不像其它场景和工种所展现的内在那么单一。

一个作家在创作中刻意回避现实问题，难免让自己陷入一种痛苦的思维怪圈，文章就会呈现一定的局限性。我浏览了两三个作协会员的博客，他们不愿别人指出在他们身上存在这类问题。至于个别的，我看意在炒作自己，就不值一提了。

我读过此次获奖的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的两部作品《金鱼》和《乌拉尼亚》，他在揭示与回避现实问题的创作手法上，的确比中国作家高明许多，倒是“乌有”得可以。因此，我认为中国作家离诺贝尔文学大奖并不远，只要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作家突破意念和反映问题的手法，诺贝尔奖伸手可得！

注：本文引言，均引自巴金《创作回忆录》和《巴金文集》，巴金原名李尧棠，四川人，现代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