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入光阴的河流为你找寻尊严

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一共六年，我与母亲住了六年地下室。

我八岁那年，在外地打工的父亲突然没了音讯。我从母亲半夜压抑的呜咽声以及村里人的闲言碎语里，知道父亲“外头有人了”。年幼的我并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这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从此以后，母亲的脸上再也没了笑容，她怕见熟人，只知道成天拼命干农活。她是把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

考初中时我舍近求远到县城里的一所学校求学，为的是能让母亲离开村子，离开那个让她压抑屈辱、没有尊严的环境。做出这个决定，母亲也下了很大决心，她不识字，除了在土里刨食她什么也不会，但她毅然带我离开了村子。

到了县城之后，我和母亲才发现，生存，是多么艰难。这里的房租很贵，虽然房子又破又小，但每年房租至少也要四五百块钱。后来，母亲找到一间地下室，那原本是房东用来堆放杂物的。房东看我们不容易，答应便宜点租给我们，一年三百块钱，但不能把原先的杂物搬出去。母亲忙不迭地答应了，这里比别处便宜，也离我学校近。

母亲开始出去找事做。她不识字，又没有任何技能，在烈日之下奔走了好多天也没有结果。最后母亲搬了个小凳子去街上帮人擦皮鞋，擦一次收几毛钱，母亲擦得仔细又干净，日子久了，回头客多起来，有时一天也能挣上一二十块钱。然而，经年累月，四十刚出头的母亲已经有了许多白发，黧黑的脸上横着一道道皱纹。

母亲在街头擦了近两年皮鞋，后来鞋摊儿因“有碍市容”被强行没收时，母亲央求说：“我和孩子就靠这个吃饭，求求你们还给我吧。”可母亲还是被无情地推搡开了。后来母亲又干过各种各样的杂活儿，给人家送桶装水、从废渣土里刨废铁、在工地上干零工等等，这些活儿不稳定也不长久。

我考上了重点高中以后，离原来的住处远了，于是母亲又在新学校附近租了个地下室。这家房东心善，他帮母亲找了一个在商场做清洁工的活儿，一个月六百块钱的工资。母亲高兴得一宿没睡，她知道这份活儿来之不易，起劲地做着，商场上上下下被她擦拭得一尘不染，母亲为人也和善，很快赢得了大家的赞扬。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母亲开心地买了点肉做了氽肉汤。我不记得多久没吃氽肉汤了，母亲看着我的馋猫相，摸摸我的头发，叹着气说：“都是妈没本事，苦了我儿了。”

日子虽然并不宽裕，但至少有了稳定的收入，我和母亲都期望这样的好日子能一直持续下去。然而不到半年，母亲就因为偷盗商场的银饰，面临被辞退的危险。

商场保安从母亲工作服的口袋里搜出了那些失窃的银饰。面对铁证，母亲承认银饰是她偷的，偷了准备卖钱。年轻刚烈的我无法相信，追问母亲。母亲只是惨淡一笑说：“快要交学费了，钱不够，我想卖了凑个数。”我既伤心又羞愧，狠狠盯着母亲说：“原来你以前都是装出来的，我看不起你！”

听了我的话，母亲的身子晃了一晃，疲软地靠在了墙壁上。

我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

从此，我不愿再理母亲，就算她很晚、很累下班回来，我也不像从前一样亲热地搂着她跟她说话了，而母亲一直沉默着。母亲那次丧失尊严的不光彩行为，给我们之间隔上了一堵厚厚的心墙。

高考成绩终于揭晓了，我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北京一所著名学府。学校了解到我的家庭状况后，减免了我读书的费用。

离开学只有半个月了，我感觉到母亲心事重重，望着她日渐增多的白发，和那日渐加深的皱纹，我有些酸楚，但对大学新生活的向往和憧憬很快就将这份沉重稀释得几近于无。

一天，房东忽然来找我，说母亲有些话想在我去北京前告诉我，却总开不了口，无奈之下求他传个话。这时，我才知道，那些银饰根本不是母亲偷的，而是商场售货员偷的，其实当时内部已经查出来了，但售货员的亲戚是商场的一个领导，柜台主管不敢得罪她，就将银饰放进母亲更衣柜的工作服口袋里栽赃给了母亲。母亲是把尊严看得比命还重的人，怎么可能承认？主管就威胁母亲说如果不承认，不仅清洁工的活儿保不住，还要报警！如果承认了，他保证母亲的活儿不会丢，只是象征性地处罚一下堵别人的嘴，这样就大家皆大欢喜了。母亲还是不肯答应。主管最后说：“听说你女儿在读高中，你丢了这活儿看她靠什么念书！再说，你得罪了领导出去还找得到活儿吗？人家神通广大，你们的活路会被堵得死死的。”就这样，为了能供我继续念书，瘦小的母亲默然吞下了屈辱的苦果。

曾经，为了尊严，被父亲抛弃的母亲除了在深夜悄悄呜咽几声，在人前从来看不到她的泪水；为了尊严，她决然离开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子；为了尊严，她在街头靠一双沾满鞋油的手一点点刷来衣食和我的学费……然而为了我，母亲放弃了视若生命的尊严。母亲知道我性情刚烈，知道真相后绝不肯示弱，那样一来尊严是保住了，可往后我的书怎么念？

可是，我都对母亲做了些什么？自从出事之后，整整两年的日子里，母亲在别人鄙薄的眼神里夹着尾巴做人。而最让母亲憔悴的，是我的冷漠。我视母亲为耻辱，对她冷着脸，很少和她说话。母亲有时上夜班拖着疲倦的身子回来，以为我睡着了轻轻地摸着我的头发叹口气，我却故意装着梦里翻身躲开她的抚摸。

我无法不愧对母亲。

开学时，我带着母亲一起去了北京——我已亏欠母亲太多，不愿再让母亲一个人孤独过活。

大二那年的一天，我给母亲念了一封从广东寄来的信。听完信，再苦再难也不哭的母亲却哭得像个孩子。这封信是那个柜台主管写来的。他说这些年他都在经受良心的谴责，他用令人不齿的行为伤害了一个善良朴实的母亲。虽说当时他是害怕丢饭碗才不得已那样做，但仍然不可原谅。他后来之所以下决心辞掉商场的工作到广东去打工，也是想减轻一点内心的负罪感，他说他收到我的信后，特地从广东回到县城，找到当年商场里知道那件事的所有人，和盘托出了当年的实情。

在此之前，我设法联系到了这位当年的柜台主管，告诉他，当年母亲为了我默默放弃了尊严，如今，即使这份尊严已经沉入光阴的河底，我这个做女儿的也有责任将它打捞上来还给母亲，因为这本该属于她。

我将母亲瘦削的肩头贴近我的胸口，我发现，自己竟高过母亲半个头了，我对母亲说：“妈妈，不要哭，要笑，因为女儿已经潜入光阴的河流，把你的尊严又找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