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莎·盖尔霍恩：女版海明威

她是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两人的婚姻曾被记者形容为“打火石”与“韧钢”的结合。她是海明威四任妻子中，唯一抛弃海明威的女人。玛莎·盖尔霍恩的传奇，更在于她是上世纪第一位女战地记者和优秀作家。

5月28日，在HBO的电视电影《海明威与盖尔霍恩》首播之际，扮演玛莎·盖尔霍恩的妮可·基德曼说，她想用自己的表演，向今年2月22日刚在叙利亚遇难的“独眼”战地记者玛丽·科尔文(Marie Colvin)致敬。

“我把她看作能与玛莎相提并论的人。这两位女性都是世间罕有的女战地记者，但玛莎·盖尔霍恩是第一个。”基德曼说。

玛莎·盖尔霍恩(1908年－1998年)是上世纪第一位女战地记者和优秀作家，她的名字却很少有人记得。即使偶尔被提及，也总被冠以“海明威第三任妻子”的头衔。盖尔霍恩一生都在抗拒这个标签，“我的人生不是任何人的注脚”。

伦敦《每日电讯报》称她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战地记者”。盖尔霍恩曾亲历报道西班牙内战、芬兰战争、日军侵占上海、越南战争等八次世界上最著名的战事，以实际行动兑现了她的诺言——“战争在哪里，我就去哪里。”

其间，她还写成5部长篇小说、14部短篇小说，出版了两本短篇小说集，并于1958年获得“欧·亨利短篇小说奖”。她于1959年出版的《战争的真相》一书，被后来许多战地记者奉为经典。据说，玛丽·科尔文生前在各个战场的枪林弹雨中穿行时也一直带着这本书。

“我只喜欢男人的世界”

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盖尔霍恩受美国联邦救济署署长哈里·霍普金斯委托，前往美国各地了解并报道民众艰难的生活状况。她人生中出版的第一本报道集《民困见闻录》(The Trouble I\'\'ve Seen，1936年)，对罗斯福“新政”的制定产生了很大影响。她的报道还引起了当时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的注意，两人从此成为一生的挚友。

这段不幸的婚姻只维持了两年，因为儒弗内尔无法忍受妻子的女权和强硬性格。他看出，盖尔霍恩绝不是一个甘愿依偎在丈夫怀里的女人。在给朋友的信中，盖尔霍恩写道：“没有一个世界能让男人与女人共同拥有。既然如此，我只喜欢男人的世界。”

然而在当时那个年代，像盖尔霍恩这样的女子却很难得到社会的青睐。相反，她的强势和独立让很多男人不寒而栗。儒弗内尔的继母曾评价她说：“这个女人简直就是地狱里的魔鬼。”

1934年，盖尔霍恩回到美国，继续从事她热爱的新闻事业。两年后的冬天，她第一次遇见了欧内斯特·海明威。根据《海明威与盖尔霍恩》交代的背景，两人相遇在佛罗里达西礁岛的一家名为Sloppy Joe\'\'s的酒吧，一见钟情。那时的海明威已经出版了《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等小说，同时也是非常出色的新闻记者；那时的盖尔霍恩28岁，金发碧眼，身材修长，已是有两部著作问世的名作家和记者。相似的文学修养和个性令他们一见如故，两人边喝着酒，边谈论文学。那个曾在非洲征服过狮子的男人，很快就被眼前这个拥有美丽容貌、在文学上野心勃勃的女人所征服。

后来，海明威在小说《富人与穷人》中借男主人公弗雷迪之口，描述了自己初见盖尔霍恩时的感受：“她盘腿坐在一只很高的凳子上，向外看着街道。弗雷迪羡慕地看着她。他认为她是那年冬天西礁岛上风韵最别致的异乡客。”

许多作家都幻想能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自己笔下的角色。对海明威来说，在Sloppy Joe\'\'s的那个下午，这个梦寐以求的场景确实发生了。在与盖尔霍恩聊天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这个性格硬朗、思想开放、性观念自由的“情场杀手”，简直就是自己第一部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中的布雷特·阿希里。

“就像一朵海上的泡沫，她出现了——就连海明威自己都没有意料到。”《海明威与盖尔霍恩》导演菲利普·考夫曼说，“这个他笔下的女人、梦中的女人，突然就这样走进了他的生活。”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海明威接到邀请去西班牙报道战况。次年三月，当海明威途经法国到达西班牙时，盖尔霍恩早已作为《科里尔周刊》的记者，在西班牙的战火中开始她的工作。两人从彼此身上获得灵感，盖尔霍恩凭一篇篇货真价实的现场报道成为当时战地记者的典范，而海明威则以战争为背景，写出了小说《丧钟为谁而鸣》。

患难与共的日子让他们爱得更加深切。当海明威看到盖尔霍恩和男人一起冲在第一线、不顾自己安危从废墟中救出失去母亲的婴儿时，他对身边的人发出感叹“这是我见过最勇敢的女人。”

唯一抛弃海明威的女人

结婚后，两人过了一段短暂平静的生活，但盖尔霍恩很快又接到《科里尔周刊》的邀请，前往中国报道抗日战争。海明威起初不愿意，但在盖尔霍恩“就把此行当作度蜜月”的哄骗下，陪同妻子来到中国。

这段旅程在后来海明威的传记中被大肆渲染，但其实，真正的主角是盖尔霍恩。凭借她与罗斯福夫妇的私交，他们在重庆采访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等国民党政要，还见到了周恩来。盖尔霍恩对周恩来十分欣赏，被他强烈的个人魅力吸引。她在传记中写道：“我们认为，周恩来是个胜利者，是我们在中国见过唯一的真正的好人。如果他是典型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话，那么中国的未来将是他们的。”而对于蒋介石夫妇，盖尔霍恩则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好感，“他们口若悬河地向我们宣传，其效果就像往沙里泼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