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阿妈拉,她住在日喀则

藏语里，格桑是幸福的意思，梅朵是花。小时候在日喀则，每次问起央吉那些不知名的花草叫什么时，她都会告诉我，它们叫格桑梅朵。而我亲爱的阿妈拉，你将是我永远的格桑梅朵，开遍我生命的每一段岁月。

妈妈格桑拉，妈妈格桑拉，我在你的眼里永远长不大。妈妈格桑拉，妈妈格桑拉，我在你的心里永远是童话。

第一个抱过我的人

父母从部队转业回北京的时候，我才跟他们一起离开了西藏，离开了日喀则，离开了阿妈拉央吉卓玛。那一年，我十四岁。

其实在此之前很长时间，我从来没有管央吉叫过阿妈，更没有叫过她阿妈拉。虽然我五岁的时候，央吉就告诉我，藏语里，称呼别人时，在称呼后面加上“拉”字是表示尊敬，但我一直固执地叫她央吉，这让她的很多朋友都不能理解。可是央吉总是用很欢喜的眼神看着我说，小卓玛是个好姑娘。

小时候，我身边的人都叫我小卓玛，但事实上我是汉族人，有自己的名字，徐小菲。

听母亲说，央吉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抱过我的人。

母亲和父亲不在一个部队，母亲在青海的一个部队文工团，父亲在日喀则驻军部队。离预产期还有一个月的时候，母亲请了产假，准备到日喀则待产，也许是因为一路奔波，母亲在从日喀则赶往部队的马车上就破了羊水。

临产的阵痛让一向坚强的母亲忍不住痛苦地呻吟着，善良的马车夫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好在他们又往前赶了一段路，便看到路边有卖西瓜的摊点。

摊主是个藏族女人，她就是央吉卓玛。听马车夫说了大概情况后，她二话不说就把母亲扶进家，只是央吉从来没有替别人接生过，她生边巴的时候是村子里一个年长的接生婆接生的。她去世后，只有七户人家的村子里，再也没了接生婆。

好在央吉生过孩子，也算是有些经验，她准备了热水、剪刀，又将火墙烧得更暖和一些。后来央吉说，我没有为难她，很顺利就出生了。

第三天，央吉托马车夫带话给我的父亲，父亲赶了过来，他再三感谢过央吉后，却不晓得如何把我和母亲带回部队。母亲生完我后一直没有奶水，离开了央吉家的羊奶，父亲不知道部队食堂里还有什么饭菜可以把我养活。更何况，三个月的产假休完后，母亲要回青海，父亲在日喀则，他们根本没法照顾我，于是便跟央吉商量，能不能把我寄养在她家。央吉一口答应下来。

母亲说那天央吉特别开心，抱着我在屋子里转了好几个圈。

二十多年前，那里的交通还不是很发达，父母常常几个月才能来看我一次，有熟人路过，也会捎些钱物过来。而央吉总会留下那些吃的用的东西，却将钱款如数退还。

其实，央吉的日子并不好过，每天我和边巴要张口吃饭，伸手穿衣，全靠央吉一个人，她的丈夫在她生下边巴的第二年就去世了。

我想画一个央吉出来

六岁以前的日子，我全部是在央吉家度过的，我长成了和边巴一样的黑脸庞，学会了讲一口和央吉一样味道浓重的藏语。以至于后来父母去看我，都要央吉做他们的翻译。央吉的母亲是汉族人，她也懂一些汉语，因此，从那之后，央吉便开始用汉语和我交流。

她说：“小卓玛以后要回去的，说一口藏语可不好。”

央吉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眶是湿的。我不懂，问她眼睛怎么了，边巴在一旁说：“阿妈拉伤心了，因为你要回去，我也伤心。”我说：“边巴，我不走。”那时候我喜欢边巴，因为他会带我出去玩，我也喜欢央吉，但我不把她叫阿妈，我有阿妈。

可是那时候我那么小，根本决定不了任何事情，不久后，母亲还是把我接到了青海，寄宿在一个小学老师家里，并且在她任职的小学上课。

说实话，虽说整整六年，我一直和央吉生活在一起，但也许是出于血缘之亲的缘由，也许是出于孩子的好奇，当得知母亲要接我走的时候，我开始天天盼着她快些来。

后来母亲终于来了，我高高兴兴地和她去了青海，我甚至没有回头，我或许是回头看了，但我忘记了当时的情景。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她说我走的那天，央吉一直在哭。

而我，也是在完全置身于另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时，才开始想念央吉。女老师叫尹布，她教我画画的时候，我就特别想画个央吉出来，可是我画不了，就急得开始哭。于是，我生平第一次学会了想念，想念央吉，想念边巴。

终于，半年后，央吉带着边巴来看我了。可遗憾的是，她只是带着我和边巴在学校光秃秃的院子里玩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走了。我以为她过一会儿就会回来，或者明天就回来，或者过几天。但他们一走又是大半年，那时候我根本体会不到在青藏高原赶两天两夜的路程是个什么概念。

我在青海上小学的那六年里，央吉来看过我十二次，陪我待得最长的时间没超过一天。有时候她会带着边巴，有时候不。三年级的假期，央吉接我回去陪她待了十多天，那十多天里，央吉总是笑着，她不再在我耳边唠叨称呼别人的时候要加上“拉”字，不能在别人背后拍巴掌，坐下的时候不能脚心对着别人等等琐碎的事情。

央吉只能用她的宽容来爱我了。

她是我的亲人

上初中的那年，我盼了整整一年，以为央吉还会来看我，带着边巴，可是她没有来，边巴也没有来。

我写信给他们，告诉央吉我想她了，也想边巴。我以为央吉会在回信里告诉我她什么时候启程来看我，可是央吉隔了很长时间才回信给我，说她很好，边巴也很好，家里添了一大群羊，她很忙。

我在想念里过完了初一的整个学期。上初二的时候，我十四岁，父母转业了，我们要举家迁回北京。其实我很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我想写信告诉央吉，可是我试了好多次，始终都没有勇气把信寄出去。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害怕看央吉黑黑脸庞上的大眼睛里那湿润的光。

后来，直到我们决定出发的时候，才一起去看了央吉。

边巴死了，骑马的时候从马背上掉下来摔死的，是去年的事情，央吉哭了整整一年，她的眼睛也快要瞎掉了。给我的回信，是找别人代写的，模仿边巴的笔迹。

看着苍老而又落寞的央吉，我突然就不想走了，可是央吉却挣扎地笑着说：“小卓玛，你要回去，也要记得回来看我。”

临走的那天，央吉送了一张照片给我，是我、央吉和边巴的合影，我三年级那年假期回去陪她时，一个照相的人路过，在央吉家歇了半天脚，后来给我们拍了这张合影算是报酬。央吉说那个照相的人只寄了这一张照片给她，她担心弄丢了，一直存着，没舍得拿出来给我和边巴看。现在我要走了，央吉没什么好送的，只好把这张照片送给我了，她说：“小卓玛，你要记得我。”

我拥抱了央吉，说：“阿妈拉，会的，我会的。”央吉就又哭了。

后来，我们一家三口坐上长途车的时候，央吉竟然对着远去的车子跪了下来。我不懂她这种行为的意义所在，但我似乎又非常清楚地懂得，她是我的亲人。

日喀则的阿妈拉

我并不顺利地在北京上了初二，我这个什么也不懂的外地孩子，开始的时候总被同学取笑和瞧不起。我感觉前所未有的孤独，比起我六岁时想要画出央吉的感觉，更要难受。

我特别特别想念她的怀抱，让她抱着我，在空旷的西藏，怎么样都好。可一切是那么不现实。

我开始学着北京孩子的穿着打扮，说一口地道的京腔，可记忆却变得越来越浓稠，于是，我总是给央吉写信，想她的时候，不想她的时候，都写。

十六岁，我得了一场怪病，总是流鼻血，怎么也止不住，整个人干瘦得不像样子。母亲给我办了休学手续，看了好多医生也不见有好转，我觉得我快要死了，跟母亲哭着说要回到央吉那里。

母亲答应我先给央吉写封信，却只是在信里简单地说我生病了，想念她。那一次，央吉去喇嘛庙，为我跪了二十四个小时。这是在很久以后，她才告诉我的。

后来病好了，我又回到了原来的生活。渐渐地，我在北京变得世俗而且虚荣，慢慢地遗忘了央吉，直到我高考后她寄来了一笔不菲的学费。这时候，我才又一次记起，我有个阿妈，她在日喀则。而我，是她惟一的寄托。

后来，我总是想找机会去看看央吉，可总也没能成行。只是，我再不敢听韩红唱那首《家乡》：“我的家乡，在日喀则，那里有条美丽的河，阿妈拉说牛羊满山坡，那是因为菩萨保佑的……”

我想，菩萨一定也会保佑我的阿妈拉，我的央吉卓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