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卧底的那些日子

提起贪官，人人深恶痛绝，为了严惩贪官，各国政府可谓绞尽脑汁。在香港廉政公署里，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撒手锏”——卧底。这些无名英雄的工作充满了惊险刺激，堪比好莱坞大片。香港廉政公署资深职员张亚石(化名)先生回忆了他曾经历的惊心动魄的卧底生涯……

改头换面卧底培训

我叫张亚石，今年29岁，也算是香港廉政公署的资深职员。24岁那年，我有幸加入廉政公署从事调查工作。就在我开始工作不久，廉政公署收到举报，称有些政府部门得到高层包庇而出现集体贪污现象，贪腐案件的犯罪双方都喜欢暗中交易，很难侦查。因此，廉署高层研究决定，安插卧底，调查真实情况，待掌握确凿证据后，一举抓捕涉案人员。没想到，这一次，上司会派我去做卧底，要我扮成一个刚出大学校门、进入政府部门的职场新人。

很快，我被送到廉署“卧底培训中心”进行培训。受训者至少要经过半年的训练，包括心理测试、洗脑、过各种关卡等，考核过关才能结业。培训最困难的要算“洗脑”了——必须从心里彻底忘掉自己，跟自己过去的20多年完全决裂，做到有人叫你的真实姓名或提起你的过去时，你一点反应都没有。经过短时间的训练，我终于做到了在别人叫我“张亚石”或者“阿石”时毫无反应，而在别人叫我的新名“阿坚”时会立即答应。

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一名刚大学毕业不久的楞头青，我还不得不接受了一次痛苦的“变脸行动”——整容，把黑黑的皮肤磨白。我本来以为整容是女人的事情，一定很享受，没想到那么痛苦，手术时痛得我直掉眼泪。但手术之后，我发现自己真的变帅了，有了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接着，我出入大学生聚集的地方，记录下大学生挂在嘴边的时髦用语，不断地模仿，还烫了当时流行的鬓发。一段时间下来，我从相貌、谈吐和动作上看起来完全就是一个在校大学生的样子了。

等我适应了环境之后，上司派我前往特区工商署下的影视娱乐事务处，卧底调查牌照部官员受贿案。当时香港影视娱乐特别是游戏机大行其道，成了商家的一块肥肉，而负责发放牌照的官员就成了商家贿赂的对象。廉署接到举报，怀疑该部门有人以个人或集团形式贪腐。而我的任务，就是要扮演一名刚刚到牌照部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尽快得到上司黄部长的赏识，混进受贿集团，收集证据，将他们一网打尽。很快，我在廉署的暗中帮助下，进入了影视娱乐事务处，当上了一名普通的发牌官。

“同流合污”巧扮卧底

刚到牌照部的时候，我工作十分尽职，每天都埋头苦干，处理没完没了的发牌工作。但是私底下，我却一直默默观察着身边的同事和顶头上司黄部长。整整三个月，我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举动，同事和上司也没有反常的交往，每天都在正常办公，根本就不像个受贿集团的样子。这时，我开始怀疑上头得到的情报有误，有时候甚至怀疑自己被识破了，总觉得每个人都在背后观察我的一举一动。

就在我准备向上司请示抽身而退时，糖衣炮弹向我射来。一天下午，另一个负责发放牌照的同事下班前来找我，说一起出去吃顿饭，黄部长请客，我自然答应了。下班之后，我跟着他们径直去了一家豪华酒店，结果真让我大开眼界：酒桌上全是山珍海味，喝的更是各种名酒。这一顿，五人吃掉了10万港币。而且，结账时没有人出钱埋单，黄部长只是很潇洒地在酒店的消费单上签了个字，我们一行五人便酒足饭饱地离开了。

从饭店出来，黄部长又带我们去一家夜总会“放松放松”。在夜总会刚坐下不久，就有一个中年男子凑了过来，黄部长指着这个男人向我介绍说：“这是曹老板，生意做得很大，是我的好朋友。”于是，大家一边喝酒唱歌，一边和小姐们打情骂俏。几个小时过去，又消费掉4万多港币。快到午夜时，曹老板提议大家结账带小姐出去吃夜宵，顺手递给我一沓钱，让我帮助结账。我接过钱来一数，发现多了5万，忙摆手说太多了，要退给他，却被黄部长拦了下来：“差不多，我们没人计较这些的，下次多多关照曹老板就行了。”说完，黄部长就带着小姐急忙离开了。

第二天一早，同事又把我拉到一边，塞给我5万港币。我故意摆出一脸疑惑的样子，这个同事跟我解释说，曹老板等一个牌照很久了，正好这个事情是我负责的，希望我能够“帮帮忙”。于是我十分配合地收下了这笔钱，并马上给曹老板发了牌照。因为廉政公署对卧底有个特别规定——卧底在上司的指令下执行任务时，为了“钓鱼”，可以收受贿赂，但事后必须上交，所以我才收下那10万港币。这样，黄部长终于开始把我当成自己人了，于是他们大捞好处时不再避开我，还经常把“生意”介绍给我。

就这样，短短半年时间，我就分得50多万港币赃款。我这才体会到牌照部一个同事说的话：“有黄部长做我们的上司，大家当然有好日子过啦！”我心里暗叹：如果不是亲自参与，怎会想到一个小小的发牌官也能收受如此巨额赃款？那么黄部长之流就不知有多贪了。

不久，根据我提供的证据，廉政公署很快将影视娱乐事务处的15名涉案人员全部缉拿归案。

智勇兼备巧脱险境

卧底意味着冒险，要经受住对方的各种考验。2006年初，我受命卧底地处香港九龙的一家鸦片烟档。虽然在香港一些鸦片烟档是被允许经营的，但港府的控制依然比较严。这样一来，一些鸦片烟档如想扩大经营或者想新开烟档，就开始向有关官员行贿。

刚进烟档时，他们对我戒备很严，一有机会就捉弄我，为难我，曾有过多次试探。烟档先是要我也吸食鸦片，可我连香烟都不会抽，当然不想吸鸦片，但又不能不吸，只好硬着头皮吸了几口，呛得我直流眼泪。好在人家见我真的吸了，加上烟档的员工平时是不允许吸鸦片的，也就罢了。

有一次，几名马仔忽然提出要到我家去玩，我知道这是他们对我的又一次试探。这事来得很突然，于是我连忙悄悄通知廉政公署调查处，请求配合。廉政公署紧急在外面为我临时租了房子，并布置了一个“新家”。因为烟档的人知道我有妻子，廉政公署还专门给我配备了一个“老婆”。

下班后，一个马仔来到我“家”里，四处看了个仔细，又问了我“老婆”很多事，幸亏“老婆”是我在廉政公署的同事，对情况非常清楚，也受过专门训练，一切对答如流。如果那天对方真遇上了我妻子，那事情就麻烦了。

一天，我和烟档的几个人出去喝酒，大家喝得晕乎乎的时候，忽然有个马仔指着我说：“我怀疑你是廉政公署的卧底！”当时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我，我也惊呆了，便故意大着舌头说：“是……的，现在……也被你们收买了……”大家哈哈大笑，终于化险为夷。

此后，我总算慢慢得到了烟档老板的信任。然而，烟档的人多有贩毒的背景，行贿也非常谨慎，他们谈事情和行贿时，一般会请对方去洗澡，大家赤条条地泡在水里把事情谈妥。这样一来，根本无法录音和摄像。我只好强记谈话内容，然后回家用笔再写出来。

为了安全起见，当卧底不能跟任何人，包括家人透露任何调查内容，平时甚至很少跟家人见面，有时为了保密，见了家人的面还要装作不认识。有一次，我经过请示，廉政公署同意我回去陪一次妻子。那天，妻子要我陪她去铜锣湾逛街，谁知刚好碰到一个去过我“家”的烟档马仔，他怀疑地看着我太太，我赶紧解释：“这是我姐姐，我陪她给外甥买汽车玩具呐！”太太也不失时机地配合道：“弟弟，要不你和朋友聊天吧，我一个人去买。”那个马仔便没再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