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联

　1、作为国粹的对联 对联，和律诗、京剧一样，都属于中国文化的“国粹”。之所以说其是国粹，系因为它仅仅为中国文化所有，是中国人民（包括普通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在长期的文化建设、文化传承中创造、发展和不断完善的文化样式；它与中国的经济环境、社会生态、精神品格、民族心理以及民风民俗、文化基因等等有着紧密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是中国这块土地滋养出的、别开生面、独具特色的花朵。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国粹，可以通过不断的熏陶由陌生、隔膜到接受、欣赏，甚至可以通过不断的欣赏和把玩之后模仿和学习。但这种模仿和学习也必须是以纯粹的中国方式来进行，一旦脱离或者抛弃纯粹的中国方式，则无法进入这类文化符号，更惶论运用之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说：任何外国人，无论他对于中国的国粹熟悉到什么程度，都不可能将其移植为他国的文化样式，更不能使之与其他国家的文化融为一体。这是因为，如对联、律诗和京剧一类国粹，且不说它们形成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情结，仅仅是它们使用的方块汉字和读音方式，所谓骈联对偶，所谓字正腔圆，即为任何一种中国文化之外的语言和文字无从参照、无从拟仿。

国粹，按照“五四”时期一些学者的观点，即指其为国家文化之精华。鲁迅先生曾说：“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之物了。换一句话说，便是特别的东西……”但是在当时那个国难深重的年代，鲁迅尤为希望的是国家的变革和振兴，是整个社会的摧枯拉朽，除旧布新，因此对于学者们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整理国故”、“保存国粹”的口号和行为十分不以为然。他讽刺道：“……但特别未必是好，何以应该保存？”在他眼里，诸如蓄辫、缠足、鸦片、麻将在中国都是“特别的”事物，因此，鲁迅先生在其杂文中，将“国粹”作为一个带有辛辣讽刺性的贬义词来使用。如今，如蓄辫、缠足一类封建时代腐朽落后的民族习俗早已经随着那个时代的没落与灭亡成为不再复现的历史遗影，新时代、新世纪的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的建设，需要我们对古今中外的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进行有容乃大、兼收并蓄的学习、借鉴和吸纳，并将其作为符合新的文明和文化建设需要的健康因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而作为“国家文化之精华”的国粹，正应视为这类因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人曾说，中国有三大国粹，曰中医、国画和京剧，也有人将中国国粹归为四大类，而这四大类在不同的人那里项目又有所不同。比如有的人在上述三大项中加上烹饪；还有的人则加上武术……除此之外，也有人将春联、诗词、剪纸、谜语、相声、书法、民族服饰等等统统列入国粹的范畴。要是按照前面“独有的”和“精华”这两项定义，以上所列其实均可当之无愧地跻身国粹行列。

中国的国粹既是我们这块土地上长期的历史文化生态中所孕育和形成的文化样式，要对之继承、发扬和光大之，则必不可少地要对其进行广泛、细致和深入的研究，包括其萌生、成型和发展的渊源及脉流……对于对联的形成、发展及其特征，人们其实探之已久，论之已详，凿凿之据，让人开悟。然笔者从事对联写作和研究若干年，在吮吸方家成果，借镜他人观点的基础上，亦形成有自己的一些浅陋看法，愿不揣冒昧，录之笔下，以切磋、就教于同好。

2、对联的起源

关于对联的起源，说法不尽一致。有说起于明代的，有说起于五代的。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今对联集锦》在探讨对联起源上，有着较为完整的归纳。该书中说，早在秦汉以前，我国民间就有过年时在家门前悬挂桃符的习俗。所谓桃符，即把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荼”与“郁垒”的名字分别书写在两块桃木板上，然后挂在左右两扇正门上，借以驱邪避鬼，这种习俗一直持续了一千多年。直至五代时期，喜好文学，附庸风雅的后蜀末代皇帝孟昶对于每年在宫门上仅仅题写两个大神名字的老一套做法感觉不爽，他想来一点新鲜的创意。于是，“每岁除（每到年底的时候），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这些词是些什么词，史书没有记载，但后人可以猜想出，那该都是些有情趣、有文采的辞藻，而不再仅是干巴巴两个神仙的名字。孟昶亡国的头一年，即公元934年春节之前，他创作了被称做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副春联。《宋史·蜀世家》：“末年，学士幸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孟昶与南唐后主李煜一样，都将祖上传下的国家亡于赵匡胤之手，孟昶亡国还早于李煜整整三十四年。李煜作为亡国之君，却写下了足以流传千古的流丽词章，孟昶缺少李煜的才气，写不出那种光照千古的东西，他平庸的想像力也只能在雕章琢句上下点功夫，但正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他那两句意思干瘪的联句，竟开创了中国文学中的一种新的文体。赵匡胤亡了孟昶的国家，而孟昶所倡导的贴春联的习惯，却成为宋代以后一项不可缺少的民间传统。有王安石的诗为证：“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这首诗歌题目叫《元日》，也就是今天所谓大年初一的意思。诗中纪录了当时老百姓过春节，依旧是按照流传了多少年的习惯，在自家门前挂上桃符。不过，依照《古今对联集锦》作者的理解，王安石诗中的桃符，应该已经是新式的春联而非旧式的桃符了。只是在王安石那个时代，春联这个名称还未正式诞生，因此人们仍然按沿袭的习惯将它称为“桃符”罢了。

春联这一文学形式被官方正式肯定，当在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朱元璋定都金陵，为了体现普天同庆的意思，除夕前，命公卿士庶人家门前均须加春联一副，且亲自微服出巡，挨家挨户观赏取乐。到他这时候，已经不像孟昶那样，只顾着自己“纳余庆”，只在自家门前张挂佳词联句，而要大家跟着他一起来凑热闹了。而且，原先或画或写，用的是桃木板，到了这个时候，也终于改换成为红纸了。自此，对联便正式登堂入室，成为士大夫乃至民间百姓所喜爱的一种文学样式，流传至今。有关朱元璋和对联的故事，《簪云楼杂说》有这样的记载：

春联之设，自明孝陵方（始）也。时太祖都金陵，于除夕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太祖亲微行出观，以为笑乐。偶见一家无之，询知为阉豕苗（即猪崽）者，尚未倩人（请人代写）耳。太祖为大书曰：

双手劈开生死路，

一刀割断是非根。

投笔径去。嗣太祖复出，不见张贴，因问故。答云：知是御书，高悬中堂，燃香祝圣，为献岁之瑞。太祖大喜，赍银三十两，俾迁业焉。

该书所记，流传日久，真伪难辨。朱元璋当皇帝前，未曾读过几天书，定都南京后，倒是学了些东西。但其有过人智力，偶发灵感，误打误撞写出这么一副差强人意，略胜于顺口溜的对联也未可知。但自此对联成为民间过年的一项重要习俗，却是不容置疑。

3、对联的前身（之一）

每一种文学样式，其缘起都不会是凭空产生，一般而言，都须凭借某种“范式”——这里暂且借用一个哲学概念以表述笔者的意思——来作为自己孕生的母体，就像小说孕生于话本，宋词孕生于唐诗，而元朝小令又孕生自宋词……那么孕生对联的母体是什么呢？有人说和宋词一样，它的前身是唐诗，的确有一定道理。

首先，对联的起源和唐诗繁荣的时代非常接近。前面提到了，第一副春联出自五代后蜀国君孟昶之手，其时离唐朝灭亡不过三、四十年。唐代乃中国诗歌史上一个伟大的高峰，那时的诗人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记；仅留存至今的《全唐诗》收录的诗歌就达48900余首。从初唐、盛唐、中唐一直到晚唐的两百多年间，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诗人，他们像天上的恒星一样一直照耀着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如陈子昂、王勃、张九龄、孟浩然、王维、贾岛、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贺、杜牧、李商隐以及温庭筠等等，有些伟大诗人的诗歌作品甚至到了只要有水井的地方（也就是说，只要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人传诵朗读的程度，可见唐诗的覆盖面和影响面非同一般。唐朝灭亡之后，国家陷于分裂之中，于是有五代十国的兴起。朝代变了，那一度精力弥满，弘强大气的唐代诗歌精神也走向式微，但是，一种已经定型的文化样式却没有随着社会的改朝换代而发生变化，唐诗依然在原先的中国版图之内，在五代十国这几个走马灯般新起的国家内流传，并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演化。《全唐诗》实际上收录的不仅是唐代的诗歌，五代诗歌也包含在内，正说明了五代文学与唐代文学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孟昶那两句于无意之中开创了新的文学样式的对联，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其次，对联的形式受唐诗影响很深。唐朝是中国一个新的诗歌样式——律诗完全成熟的时期。在唐朝之前，中国的诗歌也有着一定的格式，但毕竟不够严密、不够规范，无论是诗的长短、韵律和对仗等方面，都并没有一个严格的规矩，诗人在写作时，只是遵照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却没有一个统一不易的尺度。正是从唐诗开始，中国的诗歌进入了一个讲究规则和法度的“格律”时代。唐朝的格律诗，一般而言分为四种：五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律诗、七言绝句。这四种形式的诗歌，不仅在字数、句数上有一定之规，还包括严谨的对仗和押韵，而对仗又包括词性的对仗和音韵的平仄对仗。尤其是律诗，总共八句诗中，又分为两两相匹的四个联句，曰首联、颔联、颈联和尾联。颔联和颈联的写作要求最为严格，连一句之中哪几个字用平声、哪几个字用仄声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有的句子应“平起仄收”，有的则应“仄起平收”等等。唐诗的这些特征，不仅影响到后世的词、曲、小令的创作（后代诗歌史的研究者就有把词、曲等等也称作格律诗的），当然也影响到对联的创作——对联创作中必须恪守的“对仗”可以说直接来源于唐代的格律诗，如民间在对孩童进行对联写作的启蒙时，就采用这样的“口诀”，所谓“风对雨，夏对秋”等等，这类启蒙，告诉孩子的是，对仗既包括词性和词义上的，同时也包括声韵上的。如“风”和“雨”都是表示自然物像的名词，而声调上，“风”是平声，“雨”是仄声；“夏”和“秋”都是表示季节名称的名词，“夏”是仄声，“秋”则是平声……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诗歌的平仄对仗理论，严格说来源于唐之前的南朝文学家沈约。南朝之时，沈约和谢眺、王融等人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了注重声律，着意雕琢的路子，被时人称为“永明体”。而沈约总结了当时的诗歌创作经验，提出了区别四声，避免八病的观点，第一次从理论上强调了诗歌写作中要重视声韵、讲究平仄协调的问题，对增强诗歌的韵律美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不过，在实践中最后完善沈约这一理论的则是唐代尤其是盛唐时期的诗歌创作。如杜甫的诗歌，就以格律严谨精慎而著称。这里，我们举一些杜甫的诗句为例。

无边落木萧萧下，

〇〇●●〇〇●

不尽长江滚滚来。

●●〇〇●●〇

　——七律《登高》颔联

上面两句诗，是典型的律诗句式。“不尽”和“无边”都是副词，而“落木”和“长江”则是名词；“滚滚”和“萧萧”都是状物的形容词，最后的“下”和“来”在诗中都属于方位动词——这是词性上的对仗。至于声韵上的对仗也很严谨。前一句，平起仄收，后一句便仄起平收（为了讲述方便并让读者更易理解，本书以符号〇代表平声，以●代表仄声），以两个字为一个节拍，严谨精到，毫不苟且，可以说，它既代表了唐诗的典范，也体现了杜诗的风格。

再看一例。

烽火连三月，

〇●〇〇●

家书抵万金。

〇〇●●〇

　——五律《春望》颈联

该联的标准格式应该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但格律诗在实际创作中，有“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的说法，也就是说，对于七律而言，有些地方对于第一、第三、第五个字的平仄可以放松标准，因为这几处不影响诗的韵律美；而五律由于只有五个字，所以第五个字还是要论的，但有时对第一、第三个字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放宽松标准。上面所引杜甫《春望》一诗的颈联，除了首句第一个字未能严密对仗外，其余各字都是两两相对的。而对联的平仄基本就是参照律诗的格式，按照两个字一个节拍两个字一个节拍来进行对仗，因此，一些人把唐诗作为对联的源头就不足为奇了。

4、对联的前身（之二）

上面说了，一些人已习惯于将唐代的律诗看作是对联的前身，认为对联脱胎于此。此话不能说不对，但笔者认为它并不完全。何以见得？因为这种观点只强调了唐诗在韵律和词义对偶方面对对联的影响，却忽视了对联在句式上与唐诗的不同之处。唐代的格律诗在句式上非常严谨，一般就是五言和七言两种。也就是说，规范的唐代律诗在句式上是排它的，它不像宋代的长短句，每句用字可以一字、两字或者多字，更不像唐以前的古诗，用字多寡不受绝对局限，只要情感表现需要，甚至可以使用长达十余字的句式。虽然一、两个字乃至十几个字的句式在古诗词中属于非常态句式，但从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看，诗歌的常态句式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变化的。如《诗经》的四字句，汉代古诗的五字句、楚辞中的六字句及至魏晋时期的七字句。

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收录了从周朝初期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诗歌作品，这些作品共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当时各国各地的民间歌谣，相当于现今的民歌；《雅》是“言王政之所由废兴”的作品，一般出自士大夫阶层的手笔；《颂》则是王族祭祀祖先的乐歌和舞曲。由此可见，《诗经》的作者包括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在内。但不管出自哪个阶层的人的作品，《诗经》中的诗作基本上都是以四字句为主要形式的。如大家都很熟悉的《关雎》：

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当然，《诗经》中也有五字句、六字句、七字句甚至八字句的，（《诗经》中著名的篇章《豳风·七月》穿插于四字句中的，就有参差不齐的多种句式，如“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但四字句终究是其最主要的格式。

汉代诗歌以乐府诗和古诗十九首为代表。这些诗歌间有两、三、四字句或五、六、七字句的，但总体上以五字句为主要形式。最早的七言诗，笔者以为应是汉代张衡的《四愁诗》，该诗共分四段，每段七句，每句均为七个字。虽说有的句子是靠虚词填充的，但多数句子为实实在在的七字诗。七言诗在魏文帝曹丕手上定型，曹丕的《燕歌行》被认为是“现存文人作品中较早的完整的七言诗”（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二册257页）。七言诗的兴盛是在唐代，并至此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诗歌形式。

对联的写作，虽然受唐代律诗影响很大，但也不能不看到，它实际上也受到唐以前各种诗歌形式的影响。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它的句式绝对不局限于五言和七言，而是从两言到七言乃至多言的均有。并且，它通过组合诗歌的各种句式，甚至创造出多达百言的长联，而百字长联的迂回曲折，摇曳多姿，竟能容纳一首普通的诗歌所不可能包容的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感情。

笔者所见到的最短的对联为两言对联，如明成祖朱棣与翰林学士解缙两人合作的对联：

色难；

容易。

朱棣在读书时，读到书中有“色难”二字，认为这两个字很难找到与其相对的词汇，没想到解缙当即回答说：“容易”。解缙的回答包括两层意思，一是说“色难”一词不难对，二是“容易”本身就和“色难”形成工稳的对仗。“色”和“容”都是指人的面貌而言，而“难”和“易”则正好是一对相匹配的形容词。

而最长的对联则已经不好统计。自从清人孙髯翁所做的180余字的《昆明大观楼长联》问世以来，模仿者层出不穷。从清代直至现代，早已经有人创造出200多字甚至上千字的对联。今人华武所写的赞长城联，总计字数达1000字，该联曾获得1985年春节全国征联奖。而与孙髯翁同为清代人士的钟云舫的题四川江津临江楼联更是长达1612字，简直相当于一篇文章了。由于孙髯翁的对联为公认最早的一副长联，现将其录于此处，以供读者欣赏：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围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朝云暮雨，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从以上两副对联可以看出，对联的句式，其实已经大大超越了唐代律诗的体例，甚至超越了历代诗歌的句型模式。后世的对联，不再仅仅是诗歌的延展，它在句式上还吸收了散文、骈文、宋词、元曲以及民间俗语、口语……的成分，连语气助词和虚词——甚至还有象声词——都可以随需要纳入对联写作之中。因此，孟昶写的第一副对联或许在形式上直接来自于唐诗，但随着对联这门艺术的成熟，它就有了众多的“前身”，兼收并蓄而后自成风貌，不能再将其仅仅看做是唐诗的变种了。这里将收集到的几个例子提供给大家，以佐证笔者所言不虚。

站住！你背地做些什么？好大胆，还来瞒我；

想下！俺这里轻饶哪个？快回头，莫去害人。

　——城隍庙对联

所谓城隍，是过去迷信当中主管城池的神，相当于知县或知府老爷在阴间的投影。过去，官府老爷的主要职责之一是断案，城隍老爷也是如此。民间百姓又认为，凡是神都有知晓常人所不能知的事情的能力，官府老爷断案，或许因无法知晓人们暗中的行为而断不清楚，但城隍老爷却能够无所不知，哪个要是想瞒着他背地里做坏事是行不通的。该联借用城隍老爷的口吻，警戒那些心怀不轨的人，莫要暗存侥幸。须知，要想神不知，除非已莫为。而在语言上，这副对联正是运用了民间口语化的形式，以俏皮、滑稽的特点，展示出对联在语言风格上的不拘一格。

哼，贱妇愚哉，非吾直上青云，何来彩电！

呸，莽夫谬矣，是我亲缝绿帽，始有乌纱。

该联以一对夫妻凭借色相和裙带关系捞官职、贪财贿的丑陋嘴脸刻画出来，有剖皮析骨、入木三分之效。上下联的第一个字就是以语气词来开头，以加强表现效果的。

再看使用语气助词的对联：

逞披发仗剑威风，仙佛焉耳矣；

有降龙伏虎手段，龟蛇云乎哉。

仅仅20几字的对联，竟然共使用了六个语气助词。

由此可见，对联的前身绝对不仅仅局限于唐诗。随着对联这种艺术形式在实践中的不断发展，它早已经有了包容万象的能力，也正因为此，它才能茁壮地成长为一门独立的文学艺术样式。

5、对联所包含的内容

对联的内容和对联的表现方式一样，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是随着它的发展成熟，随着它在社会生活中运用范围的不断扩大而丰富和提升的。从孟昶那首对联我们可以看出，最早的对联其实就是春联，是为了庆祝元日佳节，增添喜庆气氛的应时之作。朱元璋命令臣下家家户户要张贴春联，其意思也仍在此。但从明朝第二个皇帝明成祖开始，对联的功用和范围开始超出年节之用，而朝着更广泛的层面拓展开去了，明成祖和解缙创造的“色难”和“容易”的对联足以证明这一点。对联创作达到巅峰时期是在清代以降，直至近代。这时候，楹联园地大家辈出，诸多著名人物均愿以对联展示自己的才华，抒发个人的抱负，寄托对时事、对社会以及对生活的各类感情。比如身为朝廷重臣的林则徐、曾国藩；堪为中国书法大师的董其昌、何绍基；号称文坛巨匠的黄遵选、郭沫若；肩负革命重任的孙中山、毛泽东乃至驰骋疆埸，戎马倥偬的武将蔡锷、冯玉祥等等。而这时，对联写作的普及更为任何一种文学样式所不及。上至帝王之尊的康熙、乾隆，下至一般文人学子、平民百姓，甚至青楼女子、沙门僧侣都有撰写对联的雅好。大约正因为此，对联的内容和意境便超越任何一种文体而至于包罗万象，无所不涉。曾官至江苏巡抚的清代文学家梁章钜写有《楹联丛话》（对联又因后来人常将其悬挂于大厅的楹柱之上而被称为楹联）一书，将对联按其内容区分为故事、应制、庙祀、廨宇、胜迹、格言、佳话、哀挽、集句、杂缀等十大类，可谓详其大端。但随着对联写作的发展，今天，对联的内容却并不止上述种类，如有用对联来反映行业特征的；有用对联代替谜语使用的；有将其用来题赠明志的；有用来指摘时弊评断世风的；还有用来表现谐趣和巧智的……我们试举例如下。

如写理发行业的对联：

虽然毫末技艺，

却是顶上功夫。

以欲扬先抑的手法，通过铺垫和转折，反衬出理发技艺的高超。

再如近似于谜语的对联：

一二三四五六七

孝悌忠信礼义廉

这副对联上下联个七个字，实际上将最重要的意义隐含在联语的后面，让人猜测。上联“七”的后一个字应该是“八”，下联“廉”的后一个字应该是“耻”，整个对联的隐含意义是“忘八”、“无耻”。

题赠明志的对联就很多了，著名的有鲁迅赠瞿秋白的联句：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指摘时弊评断世风的对联也不在少数。如有一副这样的对联：

精通拍马经，无能无德升腾易；

不谙关系学，有识有才畅达难。

对官场弊端的批判可谓入木三分。

谐趣和巧智联则充分体现了创作者的机变、聪颖与智慧，让人读后或莞尔，或开怀，或如醍醐灌顶，或似冰雪沁心，总之，览联有得，受益非浅。如这样一副对联：

醉汉骑驴，点头磕脑算酒账；

艄公摇橹，打拱作揖讨船钱。

十分生动地刻画出两种人在此情此景中的动作神态。还有上个世纪20年代冯玉祥将军写的讽刺国民党政府官僚习气和腐败作风的对联：

一桌子点心，半桌子水果，哪知民间疾苦；

两点钟开会，四点钟到齐，岂是革命精神？

该联口语流畅，谑趣横生，虽是嘲弄的语气，却有一针见血之效。

再如一副现代的对联：

指数函数，对数函数，三角函数，数数含辛茹苦；

平行直线，交叉直线，异面直线，线线意切情深。

这是一副学生赠送给老师的对联，联中将老师所教给的数学知识巧妙融织于其中，同时也将对老师感恩的意思表达得淋漓尽致。

虽然对联的内容无所不包，但综合起来看，从古至今，一直为许多对联创作者所异常重视，每每萦怀于心的一项内容，就是那些名闻史册，彪炳千秋的历史人物。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其中有明确历史记载的接近三千年。从远古的神话传说，一直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历朝历代绵延不绝的浩瀚史记，其中纪录下多少重大的历史事件自不用说，单单是那些浩如烟海，灿如繁星的历史人物的名字，就足以让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而这些历史人物所创造的丰功伟绩，所写下的锦绣华章，所传递的伟大精神，竟如一座深厚丰富的宝库，其所藏所蕴，所蓄所积，令后人取之而不尽，用之而不竭。用文字、文学的方式对本民族历史中的杰出人物进行追思与怀念，是人类的一项共同传统，而以对联这种形式对之加以缅怀、歌颂和赞叹，则是中华民族独特的创造。纵观对联发展史，有关历史人物的对联荦荦大端，数不胜数，它们给人的教育、启迪的功效是不可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