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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衡案书篇第八三

案书篇第八三

   【题解】

  案书,就是评书。本篇列举了从先秦到东汉的一些著作,粗略地分析了它们的优劣之处。评论涉及的是刘向的《七略》顾及不到的地方。从评论中可以看出,王充主张著书立说必须“得实”,而不应该“华虚夸诞,无审察之实”;必须有益于“富国丰民,强主弱敌”,而不应该“无道理之较,无益于治”;必须揭露和解决矛盾,因为“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对“言非是伪”的东西,要“剖破浑沌,解决丝乱”,使“言无不可知,文无不可晓”,而不应自相矛盾,两说并传,文意难晓。对古今作者和著作的评论,王充反对“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他认为,“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才有深浅,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凡是真知灼见,无论古今,都应肯定。“人期贤知,不必孔墨。”今人同样能进入圣贤之列。本篇所论的某些具体问题不一定正确,但他提出的如实评价作者和作品的主张,至今仍有可取之处。

  【原文】

  83·1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传而墨法废者,儒之道义可为,而墨之法议难从也。何以验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违其实,宜以难从也。乖违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谓鬼审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尸,此于其神厚而于其体薄也。薄厚不相胜,华实不相副,则怒而降祸,虽有其鬼,终以死恨。人情欲厚恶薄,神心犹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祸常来也。以一况百,而墨家为法,皆若此类也。废而不传,盖有以也。

  【注释】

  右:尊崇,信奉。古代以右为尊。

  此文疑有误。《日钞》引作“自相乖反”。本书《薄葬篇》云:“墨家之议,自违其术。”关于这个问题,王充在本书《薄葬篇》中有详细的评论。

  “审”字下疑脱“死”字。上文有“使鬼非死人之精”,正与此相应。有:疑当作“右”,形声相近而误。《薄葬篇》云:“虽右鬼,其何益哉?”语意正与此同。

  【译文】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墨家的开山祖是墨翟。考察一下儒家之道流传下来而墨家之法废弃不用的原因,是因为儒家的道理可行,而墨家的主张难从。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墨家主张薄葬而又信奉鬼神,道理互相矛盾违背了实际情况,当然难以顺从。矛盾到何种程度呢?假如鬼不是死人的精神变的,即使尊崇它,它也不会知道。现在墨家认为鬼确实是死人的精神变的,优厚死人的精神而薄待死人的尸体,这是对死人的精神优厚而对死人的尸体薄待啊。薄厚不相称,表里不一致,那么鬼就会生气而降下灾祸,即使尊崇精神变的鬼,鬼最终也会因为薄待了尸体而怀恨。人之常情是想往优厚而憎恶薄待,鬼神的心也同样如此。采用墨子的主张,侍奉鬼而祈求福,恐怕福极少来而祸反而常来了。以一种情况来推论其它各种情况,墨家的主张,大都属于此类自相矛盾的情况。所以墨家的主张废弃而不流传,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原文】

  83·2《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传》也。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皆传《春秋》,各门异户,独《左氏传》为近得实。何以验之?《礼记》造于孔子之堂,太史公汉之通人也,左氏之言与二书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毋氏不相合。又诸家去孔子远,远不如近,闻不如见。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时,陈元、范叔上书连属(11),条事是非(12),《左氏》遂立。范叔寻因罪罢。元、叔天下极才,讲论是非,有余力矣。陈元言讷(13),范叔章诎(14),《左氏》得实,明矣。言多怪(15),颇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返也(16)。《吕氏春秋》亦如此焉。《国语》(17),《左氏》之外传也(18)。《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然则《左氏》、《国语》,世儒之实书也(19)。

  【注释】

  《春秋左氏传》出于孔壁,本书《佚文篇》说同,恐非事实。

  孝武皇帝:汉武帝。本书《正说篇》作“景帝时”。有关史书记载亦互有出入。穀梁寘(hì志):即穀梁赤。胡毋氏:胡毋是复姓,这里指胡毋子都,汉景帝时,因精通《春秋公羊传》,当过博士。《汉书·儒林传》:“胡毋生,字子卿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著书称其德。”

  《礼记》:是汉儒解释《礼经》(即流传至今的《仪礼》)的一部著作,因为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所以王充说它“造于孔子之堂”,有掌握孔子的思想已达到登堂入室地步的含意。二书:指《礼记》和《史记》。

  不相合:指与《礼记》、《史记》不相符合。

  诸家:指《左传》之外的其他解释《春秋》的各家。

  远不如近,闻不如见:《左传》杜预疏引《严氏春秋》引《观周篇》:“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童仆妻子皆呻吟之:《太平御览》卷六一六引桓谭《新论》:“刘子政、子骏、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教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诵读。”

  光武皇帝:汉光武帝刘秀。

  (11)陈元:汉光武帝时曾任郎官。范叔:应为“范升”,下并同。范升:汉光武帝时曾任议郎,博士。陈元与范升议立《左氏》博士事,并见《后汉书》本传。

  (12)事:这里指立《左传》博士一事。《左传》只在西汉末和新莽时立过博士。新莽灭亡后,《左传》博士也被废除。汉光武帝,又议立《左传》博士,陈元很赞成,而范升则极力反对,两人接连上书朝廷,辩论是非。

  (13)讷:疑当作“纳”,形近而误。陈元言纳:《后汉书·陈元传》:“建武初,时议欲立《左氏传》博士。范升奏,以为《左氏》浅末不宜立。元诣阙上疏争之。书奏,下其议。范升复与元相辩难,凡十余上。帝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帝以元新忿事,乃用其次司隶从事李封。”

  (14)诎:同“黜”。排斥,摒弃。

  (15)言多怪:指《左传》中记有许多关于占卜、占梦的事。

  (16)返:疑当力“反”。涉违字而误。不语怪力:见《论语·述而》,全文是“子不语怪、力、乱、神”。

  (17)《国语》:相传为左丘明著的一部国别史,内容以记西周末年和春秋时期各国贵族官吏、政客的言论为主。

  (18)《左氏》之外传:相传《左传》和《国语》都是左丘明所著,前者被认为是解释儒家经书《春秋》的,所以又称《春秋内传》,后者被认为是补《左传》之不足的,所以又称《春秋外传》。

  (19)实书:疑当作“宝书”,古称良史为宝书。

  【译文】

  《春秋左氏传》,大约是出现于孔子住宅的墙壁中。汉武帝时,鲁共王拆除孔子的教授堂用来修建宫室,得到失传的《春秋》三十篇,这就是《左氏传》。公羊高、谷梁置、胡毋氏都讲解《春秋》,各立门户,自成一家,只有《左氏传》比较接近《春秋》的本意。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礼记》出于孔子后学者之手,太史公是汉代通晓古今的人,左氏的说法与《礼记》和《史记》是相合的,而公羊高、谷梁置、胡毋氏的说法则与这两部书不符合。再说其他各家距孔子的时代较远,时代相距远的不如近的,传闻的不如亲眼所见到的。刘子政欣赏《左氏》,他的童仆妻子都能诵读《左传》。汉光武帝的时候,陈元、范升接连不断地上书,陈述立《左传》博士一事的是非,于是《左传》博士就设立了。不久范升由于犯罪而罢了官。陈元、范升是天下最上等的人才,辩论是非,力量绰绰有余。陈元的建议被采纳,范升的奏章被否定,《左氏传》符合《春秋》的本意,这就很清楚了。《左传》记了许多怪事,稍为与孔子“不谈论怪异暴力”相违背。《吕氏春秋》也是这种情况。《国语》是《左氏传》的外传。《左氏传》解释《春秋》经,辞语还比较简略,所以又选取《国语》的辞语去充实。这样说来,《左传》和《国语》是世间儒生的两本宝贵的书籍。

  【原文】

  83·3公孙龙著《坚白》之论,析言剖辞,务折曲之言,无道理之较,无益于治。齐有三邹衍之书,瀇洋无涯,其文少验,多惊耳之言。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纵,无实是之验;华虚夸诞,无审察之实。商鞅相秦,作《耕战》之术。管仲相齐,造《轻重》之篇。富民丰国,强主弱敌,公赏罚,与邹衍之书并言,而太史公两纪,世人疑惑,不知所从。案张仪与苏秦同时,苏秦之死,仪固知之。仪知各审,宜从仪言,以定其实,而说不明,两传其文。东海张商亦作列传(11),岂《苏秦》商之所为邪(12)?何文相违甚也?《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黄帝子孙(13),自黄帝转相生(14),不更禀气于天(15)。作《殷本纪》(16),言契母简狄浴于川,遇玄鸟坠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纪》言后稷之母姜嫄野出(17),见大人迹,履之则妊身,生后稷焉,夫观《世表》,则契与后稷,黄帝之子孙也;读殷、周《本纪》,则玄鸟、大人之精气也。二者不可两传,而太史公兼记不别。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于川水。今言浴于川,吞玄鸟之卵;出于野,履大人之迹,违尊贵之节,误是非之言也。

  【注释】

  公孙龙(约前320~前240年):战国后期名辩思想家(逻辑学家),字子秉,赵国人,比惠施稍后。曾说燕昭王、赵宣惠王偃兵,被平原君奉为上客,鼓吹“名辩”。在思维逻辑上,其基本命题为“别同异”,着眼于“别”而不在于“合”。从严格区别事物共性和个性出发,把“同”与“异”的矛盾绝对化。认为思维中的一切属性可以脱离本质而存在,从而提出了“离坚白”、“白马非马”等命题。著有《公孙龙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十四篇,宋代时已亡七八篇,今存六篇凡一千九百余字。《坚白》:《公孙龙子》中的一篇。

  较:通“校”。考校,研讨。

  三邹衍: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当作“三邹子”。三邹子:指邹忌,邹衍、邹奭,都是齐国人。邹忌曾任齐威王的相,与邹衍、邹奭都是阴阳五行家。

  瀇(wǎng往)洋:汪洋。

  《耕战》:指《商君书》中的《耕战篇》,今传本作《农战》。

  《轻重》:指《管子》中的《轻重》甲乙等篇。

  邹衍之书:据《汉书·艺文志》著录,邹衍的著作有《邹子》、《邹子终始》,今皆佚失。据文意,此文疑当作“与公孙龙、邹衍之书不可并言,而太史公两纪”。“公赏罚”为“公孙龙”之误,又误夺在“与”字上,脱“不可”二字。

  张仪:参见11·3注。苏秦参见11·3注。

  各:疑当为“秦”之误字。

  两传其文:指司马迁在《史记》中保存了有关苏秦之死的两种说法。《苏秦列传》说苏秦在齐当客卿,齐国大夫同他争宠,派人把他刺死。《张仪列传》说,苏秦在齐做官,与燕国通谋破齐,事情败露后,被齐王车裂而死。

  (11)东海:郡名,在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张商:汉无张商补《史记》者,“张商”当作“冯商”。班固《目录》:“冯商,长安人,成帝时,以能续书待诏金马门,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又据《汉书·艺文志·春秋家》记载,汉成帝时,有长安人冯商曾奉命续《史记》。据此,则当作“冯商”无疑。

  (12)《苏秦》:指《史记》中的《苏秦列传》。

  (13)《三代世表》:《史记》中的一篇,记载从黄帝到西周厉王时代的世系。(14)转相生:辗转相生,一代生一代。

  (15)不更禀气于天:意思是并非另外从天承受某种神怪之物的精气而出生的。(16)《殷本纪》:《史记》中的一篇,记述商王朝的世系和大事。

  (17)《周本纪》:《史记》中的一篇,记述周王朝的世系和大事。

  【译文】

  公孙龙写《坚白》之论,剖析言辞,致力于语句的曲折,没有在道理上进行探讨,对于治国毫无益处。齐国有三邹子的著作,内容似汪洋而无边际,书中言辞少有证据,却多有惊人耳目的言论。考察具有大才的人,大都夸张狂妄,没有真实正确的验证;浮华虚妄夸大荒诞,没有详细明察的内容。商鞅辅佐秦国,写了《耕战篇》;管仲辅佐齐国,写了《轻重篇》。他们的著作有益于使老百姓富足使国家强盛,使君王自强敌人削弱,公孙龙与邹衍的书不能与它们并称,而太史公把它们一起记载下来,让世人感到疑惑,不知道依从什么。考察张仪和苏秦处在同一时代,关于苏秦的死,张仪本来是知道的。张仪了解苏秦的情况很清楚,应该依照张仪的说法,来确定他死亡的真实情况,而《史记》的说法却不明确,记载了有关苏秦之死的两种说法。东海郡的冯商也曾续写《史记》,《苏秦列传》大概是冯商写的吧?否则,为什么两种说法矛盾得那么厉害呢?《三代世表》称五帝、三王都是黄帝的子孙,从黄帝开始辗转相生,并非是另外从天承受了某种精气而出生的。写《殷本纪》,说契的母亲在河中洗澡,遇上燕子的产卵,契母吞下燕卵,于是生下了契。写到《周本纪》说后稷的母亲姜嫄到野外去,看到巨人的脚印,踩了巨人的脚印就怀孕,生下了后稷。看《三代世表》,那么与后稷,确是黄帝的子孙;读殷、周《本纪》,那么契与后稷却是燕子和巨人的精气所生的。二者不能有两种说法,而太史公却一并记载不加以区别。考察帝王的妃子,不应该到野外去,在河水中洗澡,而今说在河中洗澡,吞下了燕子的卵;到野外去,踩了巨人的脚印,这是违反了尊贵者应遵守的礼节,混淆了是非的说法。

  【原文】

  83·4《新语》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陆贾之言,未见遗阙,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颇难晓也。夫致旱者以雩祭,不夏郊之祀,岂晋侯之过邪?以政失道,阴阳不和也?晋废夏郊之祀,晋侯寝疾,用郑子产之言,祀夏郊而疾愈。如审雩不修,龙不治,与晋同祸,为之再也。以政致旱,宜复以政。政亏,而复修雩治龙,其何益哉?《春秋》公羊氏之说:“亢阳之节,足以复政。”阴阳相浑,旱湛相报,天道然也,何乃修雩设龙乎?雩祀,神喜哉?或雨至,亢阳不改,旱祸不除,变复之义(11),安所施哉?且夫寒温与旱湛同,俱政所致,其咎在人(12)。独为亢旱求福,不为寒温求祐,未晓其故。如当复报寒温,宜为雩、龙之事。鸿材巨识,第两疑焉。

  【注释】

  《新语》:参见39·8注。

  相被服:形容受影响之深,如被子、衣服贴在身上一样。《资治通鉴》卷十八胡注:“被服者,言以儒术衣被其身也。”

  参贰:同“三二”。指可与经传合成为三,或与其中之一合成为二,意思是可以与之并列。阙:通“缺”。

  参见本书《明雩篇》、《乱龙篇》。

  不夏效之祀:当作“夏效不祀”。夏郊:传说夏代在祭天时以夏禹的父亲鲧配祭,这种祭祀称为“夏郊”。

  晋侯:指春秋时期晋国国君晋平公。据说有一次晋平公生病,子产认为是由于没有祭祀鲧的缘故。后来按子产的主张祭祀了鲧,于是晋平公的病就好了。对此王充曾在本书《死伪篇》中进行过批驳。

  再:疑为“可”字之误。

  亢阳:阳气过盛,这里指君王骄横。

  复改:据本书《顺鼓篇》“人君亢阳致旱”,当作“致旱”。

  (11)变复:灾害消除,回得原状。

  (12)王充在这里的观点,与《寒温篇》、《谴告篇》、《治期篇》截然相反。

  【译文】

  《新语》这部书是陆贾写的,是使董仲舒深受影响的著作,说的都是君臣政治得失的道理,书中的言论可以采用施行,叙事流畅足以供人观赏。鸿材大智之人的言论,可以与经传并列,即使是古代圣人的言论,也不能对它有什么超过和增加。陆贾的著作,不见遗散残缺,而董仲舒说通过举行雩祭可以感动上天,堆制土龙可以招致降雨,让人很难理解。旱灾到来就举行雩祭,而郊祭时不以鲧配祭,难道这是晋侯的过失吗?这是由于政治偏离了正道,导致阴阳之气不调和。晋国废除了郊祭时对鲧的祭祀,晋侯因此病重卧床不起,采用了郑子产的主张,祭祀了鲧,晋侯的病就好了。如果确实没有举行雩祭,没有堆制土龙,让晋侯遭祸,这样说是可以的。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招致了旱灾,就应该用改善政治的办法来使旱灾消除。政治上失误,又去举行雩祭,堆制土龙,有什么益处呢?《春秋》公羊氏的说法是:“君王行为骄横,就足以招致旱灾。”阴阳之气相混杂,旱涝灾祸交替发生,天道本来就是如此的,为什么要去举行雩祭、设制土龙呢?是因为举行雩祭神高兴吗?有时候虽然下了雨,然而酷热的天气并没有改变,旱灾没有消除,举行雩祭能消除旱灾回复原状的道理,又如何运用呢?况且天气的寒温与旱涝灾害相同,都是由于政治所引起的,其罪过在于人。唯独为大旱祈求福佑,而不为寒温求神保祐,不明白是什么缘故。如果应当报答寒温的恩德而又去举行祭祀,那么也应该用举行雩祭、设制土龙的办法来改变天气的寒温了。高才博学的人,对雩祭可以感天,土龙可以致雨这两种观点请姑且存疑吧。

  【原文】

  83·5董仲舒著书不称子者,意殆自谓过诸子也。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杨子云,河汉也,其余泾渭也。然而子长少臆中之说,子云无世俗之论。仲舒说道术奇矣,北方三家尚矣。谶书云“董仲舒乱我书”,盖孔子言也。读之者或为“乱我书”者,烦乱孔子之书也;或以为“乱”者,理也,理孔子之书也。共一“乱”字,理之与乱,相去甚远。然而读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实,故说误也。夫言“烦乱孔子之书”,才高之语也;其言“理孔子之书”,亦知奇之言也。出入圣人之门,乱理孔子之书,子长、子云无此言焉。世俗用心不实,省事失情,二语不定,转侧不安。案仲舒之书,不违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烦乱孔子之书”者,非也;孔子之书不乱,其言“理孔子之书”者,亦非也。孔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乱者,於孔子言也(11)。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汉,终其末,尽也。皮续《太史公书》(12),盖其义也。赋颂篇下其有“乱曰”章(13),盖其类也。孔子终论,定于仲舒之言,其修雩始龙(14),必将有义,未可怪也(15)。

  【注释】

  诸子:《法言·君子篇》:“诸子者,以其知异于孔子者也。”

  河汉:黄河、汉水。这里用以形容司马迁和扬雄的学问博大渊深。

  泾渭:泾河、渭河。这里用以比喻其他人不如司马迁和扬雄。

  北:当作“比”,形近而误。三:据文意当作“二”。以董仲舒比方子长、子云二人,不当言三家。

  董仲舒乱我书:据说这是孔子临死时留下的遗言,其实完全是后人的捏造。参见《实知篇》,王充在该篇中力斥此语之妄。

  二语:指“烦乱”和“整理”两种说法。

  及:据文意,当作“仅”,形近而误。

  师挚:春秋时鲁国的乐师,名挚。始:乐曲的开端,序曲,一般由乐师演奏。《关雎(jū居)》:《诗经》中的第一首诗。乱:乐曲的结尾一段,一般是合奏。《论语·骈枝》:“始者乐之始,乱者乐之终。”

  洋洋:形容乐音丰富优美。引文见《论语·泰伯》。

  (11)於:於字无义,当作“终”,手书形近而误。

  (12)皮:指班叔皮,即班彪。参见39·12注。

  (13)有“乱曰”章:先秦两汉辞赋,最后一章常用“乱曰”两字开始。《离骚》“乱曰”,王注:“乱,理也,所以发理词旨,总撮其要也。”《鲁语》亦以《商颂·那篇》之卒章为“乱”。韦注:“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为乱辞也。”王充训“乱”为“终”,与王逸注异。

  (14)始:据章录杨校宋本,当作“治”。

  (15)王充对雩祭和设土龙的看法,参见《明雩篇》、《乱龙篇》。

  【译文】

  董仲舒著书不称子,意思大概是他自认为超过了诸子。汉代写书的人很多,司马迁、扬雄如黄河汉水一样博大渊深,其余的人不过像泾河渭河一样。然而司马迁很少有主观臆断的解释,扬雄没有庸俗的评论。董仲舒说道论述很杰出,比起司马迁、扬雄二人来他更为高明。谶书上说“董仲舒整理发挥我的著述”,这大概是孔子说的。读谶书的人有认为“乱我书”的意思,是弄乱孔子的著述;有认为“乱”的意思,是整理,整理孔子的著述。同是一个“乱”字,整理与异乱两种含意,相差得太远了。然而读谶书的人用心各不相同,不明了根本的事实,所以就解释错了。说董仲舒“烦乱孔子之书”,这句话是为了表明他的才能高超;说董仲舒“理孔子之书”,这句话也是表明他的才智出奇。出入在孔圣人门下,弄乱或整理孔子的书,司马迁和扬雄没有这种说法。世俗的人用心不诚实,了解事物违反了实情,两种说法游移不定,翻来覆去不安稳。考察董仲舒所写的书,没有违背儒家的规范,没有违反孔子的原意。那些说“烦乱孔子之书”的人,是错的;孔子的书没有弄乱,那些说“理孔子之书”的人、也是错的。孔子说:“在师挚开始演奏的时候,在结尾演奏《关雎》的时候,耳里充满了丰富优美的音乐。”所谓“乱”,其实是指总结孔子的言论。孔子生在周代,开创了儒家学说;董仲舒生在汉代,总结了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说,把道理都说尽了。班彪续写《太史公书》,大约就是这个含意;赋颂的篇末有“乱曰”这一章,大约就是这类情况。孔子学说的全貌,是经过董仲舒的阐述而最后确定下来的,因此,董仲舒所说的搞雩祭设土龙,一定有它的道理,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原文】

  83·6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颜渊独慕舜者,知己步驺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识所追,同一实也。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质定世事,论说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论难追也。骥与众马绝迹,或蹈骥哉。有马于此,足行千里,终不名骥者,与骥毛色异也。有人于此,文偶仲舒,论次君山,终不同于二子者,姓名殊也。故马效千里,不必骥騄,人期贤知,不必孔墨。何以验之?君山之论难追也。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是故韩非之《四难》,桓宽之《盐铁》,君山《新论》之类也。世人或疑,言非是伪,论者实之,故难为也。卿决疑讼,狱定嫌罪,是非不决,曲直不立,世人必谓卿狱之吏才不任职。至于论,不务全疑,两传并记,不宜明处,孰与剖破浑沌(11),解决乱丝(12),言无不可知,文无不可晓哉?案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13)”。可褒,则义以明其行善(14);可贬,则明其恶以讥其操。《新论》之义,与《春秋》会一也。

  【注释】

  引文见《孟子·滕文公上》。

  步:慢走。驺(hòu宙):通“骤”。快跑。

  世疑:指没有定论的疑难问题。

  有人于此:暗指王充本人。

  騄(lù路):騄耳,一种千里马。

  《四难》:指《韩非子》中的《难一》、《难二》、《难三》、《难四》四篇文章。桓宽:字次公,汝南郡(今河南上蔡西)人。自幼研究《春秋公羊传》,汉宣帝时被推举为郎,后任庐江(郡名,今安徽庐江西南)太守丞。学识渊博,善文章,曾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盐铁会议的记录,把双方互相责难的问题,补充、加工、整理,再用对话体形式编撰成《盐铁论》六十篇。

  卿:指汉代中央主管司法的高级官吏“廷尉”。

  全:通“诠”。订正。

  据本书《薄葬篇》“故其立语,不肯明处”,“宜”当作“肯”。

  (11)浑沌:形容糊涂不明的事物。

  (12)乱丝:比喻杂乱无章的事物。

  (13)引文参见《说苑·至公》。

  (14)此句有误,以下句例之,文句当为“则明其善以义其行”。

  【译文】

  颜渊说:“舜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五帝、三王之中,颜渊唯独仰慕舜,是因为自己的步调和舜有一致的地方。有智有德的人所追慕的,同默记心中的人所追求的,是一回事。董仲舒谈论道德政治,值得赞美。考订世间之事,论说社会上的疑难,没有比桓君山更高明的了。所以董仲舒文章的程度是可以达到的,而桓君山的论述就很难赶得上。骥与一般的马足迹绝不相同,然而有些马还是能赶上千里马的。这里有一种马,足能行千里,终究不能称为千里马,是因它与骥的毛色不同。这里有一种人,文章配得上董仲舒,论述可与桓君山并列,始终与二人不相称,是因为姓名与他们不同。所以一般的马也能行千里,不一定叫做骥或騄,人们期望贤智的人,不一定非孔子、墨子不可。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桓君山的论述很难赶得上。两把刀相砍,就能知道它们的利与钝;两种论点交锋,就能看出它们的是与非。所以韩非的《四难》,桓宽的《盐铁论》,是桓君山《新论》一类的书。社会上有人产生疑惑,说了错话而肯定了虚假的东西,论述者给予核实订正,所以是很难办的。卿判决案件,狱吏断定疑案,是非无法决断,曲直无法分清,世人必然会认为卿和狱吏不称职。至于论述,不致力于订正疑惑,两种说法一并记载,不肯作出明确的结论,与能够剖析糊涂不明的事理,解决杂乱无章的事情,使言论没有不可知的,文章没有不可理解的人相比准更好呢?考察孔子作《春秋》,“表彰极小的善事,贬斥细微的恶行”。可褒奖的人,就宣扬他的美德称赞他的善行;可贬斥的人,就揭露他的罪恶讥刺他的丑行。《新论》的道理,与《春秋》完全是一致的。

  【原文】

  83·7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案东番邹伯奇、临淮袁太伯、袁文术、会稽吴君高、周长生之辈,位虽不至公卿,诚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观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童句》,文术之《咸铭》,君高之《越纽录》,长生之《洞历》,刘子攻、杨子云不能过也。善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广陵陈子迥、颜方,今尚书郎班固(11),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12),虽无篇章(13),赋颂记奏,文辞斐炳(14),赋象屈原、贾生(15),奏象唐林、谷永(16),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当今未显,使在百世之后,则子政、子云之党也。韩非著书,李斯以言事;杨子云作《太玄》,侯铺子随而宣之(17)。非、私同门(18),云、铺共朝,睹奇见益,不为古今变心易意(19),实事贪善(20),不远为术并肩以迹相轻(21),好奇无已,故奇名无穷。杨子云反《离骚》之经(22),非能尽反,一篇文往往见非,反而夺之(23)。《六略》之录万三千篇(24),虽不尽见,指趣可知(25),略借不合义者,案而论之。

  【注释】

  东番:地名,境域不详。邹伯奇:东汉人,生卒事迹不详。临淮:郡名,在今江苏北部,安徽东北角。袁太伯:人名:生卒事迹不详。袁文术:《江南通志》云:“《越绝书·外传记》卷末有隐云‘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厥名为米,覆之以庚。’为‘袁康’二字。书为袁康作也。康,临淮人,字文术,或曰字文伯。其书有《经》,子贡作;有《内经》,吴平作;其《外传》与《记》,乃袁康为之。”袁文术名康,未知何据。会稽:郡名,东汉前期在今江苏南部、浙江和福建。吴君高:参见16·9注。周长生:参见39·9注。

  囊橐(tuó驮):两种口袋的名称。大者长囊,小者称橐。能知之囊橐:形容才智博大精深。《元思》:书名,已佚。

  童:当作“章”,形近而误。《易章句》:书名,已佚。

  《咸铭》:书名,已佚。

  《越纽录》:即今《越绝书》,袁康与吴君高合著。原书二十五卷,现存十五卷。记吴越二国史地及伍子胥、子贡、范蠡、文种、计倪等人的活动。多采传闻异说,与《吴越春秋》所记相出入。《洞历》:书名,已佚。

  攻:当作“政”,形近而误。

  善:当作“盖”,形近而误。

  广陵:郡名,在今江苏北部。陈子迥、颜方:王充同时代人,生卒事迹不详。《扬州府志》:“陈子迥、颜方,皆广陵人,与王充同时。”

  (11)尚书郎:东汉皇帝秘书机构尚书台中担任处理具体事务的官吏。

  (12)兰台:汉代宫中藏书的地方,它的长官称“兰台令”。据《后汉书》杨终、傅毅本传两人均未当过兰台令,疑“令”字下脱“史”字。“兰台令史”是兰台令的属员,整理图书的官吏。杨终:参见38·16注

  (13)篇章:指大部头著作。按;王充与班固同时,班固著有《汉书》,王充写本篇时可能尚未见到,所以如此说。

  (14)斐炳:很有文采的样子。

  (15)屈原:参见2·3注(15)。贾生:参见3·4注。

  (16)唐林:唐子高。参见37·4注。谷永:谷子云。参见37·4注(17)侯铺子:侯芭,字铺子,扬雄的弟子,从扬雄习《太玄》、《法言》。(18)私:据递修本当作“斯”。同门:韩非、李斯俱受业荀卿。

  (19)此句意为:不根据作品产生的时代早晚而改变评价的标准。

  (20)贪:仰慕不已。

  (21)此句有衍误。“远”字、“术”字衍,当删。

  (22)《离骚》:春秋时楚国诗人屈原的代表作,后人尊它为《离骚经》。仅《离骚》之经:扬雄写文章吊屈原,往往喜欢采用《离骚》中的话,反其意而用之,取名《反离骚》。参见《汉书·扬雄传》。

  (23)以上两句文有脱误,大意是:一篇作品往往因为被驳难,反而使它更突出。

  (24)《六略》:指西汉末年刘歆根据汉代国家藏书编成的目录《七略》。全书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七个部分,其中“辑略。是总论。原书虽已失传,但除“辑略”外,基本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共著录书籍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刘盼遂认为有一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卷。

  (25)指:通“旨”。

  【译文】

  社会习惯喜好珍贵古代而不重视现代,认为现代的书不如古代的书。实际上古代现代是一样的,著书人的才能有高有低,言论有对有错,不分好坏而只是珍贵古代的书,这就是说古人比今人贤明。考察东番的邹伯奇、临淮的袁太伯和袁文术、会稽的吴君高和周长生这些人,地位虽然达不到公卿那么高,但确是才智博大精深,是一批文雅的英雄人物。看邹伯奇的《元思》、袁太伯的《易章句》、袁文术的《咸铭》、吴君高的《越纽录》、周长生的《洞历》等书,连刘子政、扬雄也不能超过他们。人的才智有浅有深,这是不分古今的;文章有假有真,这是不分新旧的。广陵的陈子迥和颜方,当今的尚书郎班固,兰台令史杨终、傅毅这些人,虽然没有大部头著作,但他们写的赋颂记奏,言辞极有文采,赋就同屈原、贾谊的一样,奏就同唐林、谷永的一样,把它们放在一起来比较长处,其优美程度是一样的。当今他们没有出名,假如在百代以后,他们就是刘子政和扬子云一类的人物了。韩非写的书,李斯引用来议论事理;扬子云作《太玄》,侯铺子随着就宣扬它。韩非与李斯同在一个老师门下,扬子云和侯铺子共在一个朝代,亲眼目睹奇异之书,不根据作品的年代而改变评价标准,实事求是,凡是好的都仰慕不已,不因为是同时代的人就认为经历平凡而瞧不起,喜爱奇特的书没有止境,所以奇特的书名声久传不绝。扬子云反其意而用《离骚》中的话,并不能完全相反,一篇文章往往由于被非难,反而使它更加突出。《六略》著录有一万三千卷,即使不能全都见到,其宗旨还是大体可以知道的,所以借其中某些不合理的地方,进行考订并加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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