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多数宋人眼里，“仁宗盛治”远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嘉祐四年（西元1059），这时距赵祯驾崩还有四年，以宰相富弼为首的群臣连续五次上表请求给他加尊号为“大仁至治”，但是赵祯都没有批准。但他死后再也阻止不了群臣给他加上“仁”的尊号了。翰林学士王珪等群臣给他写谥曰：“臣闻元精磅礴，济万物而不昭其迹者，荐名曰天；至德汪洋，泽万世而不有其功者，建谥于帝……维其历古圣贤之君，莫不极所以尊明令显之称，又或至于代相袭之。夫仁者圣人之盛德，岂独未有以当之耶抑当时鸿儒巨学反略于稽求抑又天之所启、期以克配先帝之庙乎《诗》云：‘维天之命，于穆不已’，此之谓欤惟功以创业为祖，德以守成为宗，皆尊尊之大义也。先帝尊谥，宜天锡之曰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庙曰仁宗。”
　　“仁”就是对帝王的最高评价，“为人君，止于仁。”《宋史》这样评价赞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间，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君臣上下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余年之基。子孙一矫其所为，驯致于乱。《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
　　他的群臣们这样歌颂“仁宗盛治”：“四十二年于兹，可谓海内大治矣。窃迹羲黄之前，敻乎莫索其详。自《诗》、《书》之载，未有如兹之盛者也。”
　　北宋学者邵伯温这样赞美“仁宗盛治”：盖帝知为治之要：任宰辅，用台谏，畏天爱民，守祖宗法度。时宰辅曰富弼、韩琦、文彦博，台谏曰唐介、包拯、司马光、范镇、吕诲云。呜呼，视周之成、康，汉之文、景，无所不及，有过之者，此所以为有宋之盛欤？”
　　北宋政论家陈师锡这样怀念“仁宗盛治”：“宋兴一百五十余载矣，号称太平，飨国长久，遗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庆历、嘉佑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
　　大文豪苏轼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天圣、景祐都是宋仁宗的年号。即使目空无人的南宋宰相秦桧也曾说到：“昔我仁祖临御，亲选天下十有五人崇论宏议，载在方册。庆历、嘉佑之治上参唐虞，下轶商周，何其盛哉！”南宋人名人卫径也称：“嘉祐之治”振古无及。
　　在宋代赞美、歌颂仁宗及其“盛治”的宋人太多太多，这些人包括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曾巩、胡安国、刘光祖、周必大、杨万里、王璧、陈俊卿、刘克庄、赵汝腾、叶适、王十朋、文天祥等等。（1010—1063）四十二年不识兵革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后，第二个比较开放和宽容的时期。其根源就在于太祖皇帝赵匡胤的重文抑武和宽宏大量。
　　赵匡胤统一中国后，通过杯酒释兵权，实现了向文官治国的转变，未杀有功大臣。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赵匡胤制定了法律，规定不能在朝廷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宋朝不兴文字狱，对读书人比较宽容。
　　到了宋仁宗赵祯继位，把这个传统弘扬到最大。赵祯爱好学习，崇拜儒家经典。他首次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拿出来合在一起让学生学习，开了“四书”的先河。
　　有一次，出使北方的使者报告说高丽的贡物越来越少了，要求出兵。仁宗说：这只是国王的罪过。现在出兵，国王不一定会被杀，反而要杀死无数百姓。所以最终置之不理。
　　四川有个士子，献诗给成都太守：“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这不是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么·成都太守将他缚送京城，交给皇帝严加惩治。可是仁宗却道:“这是老秀才急于要做官，写首诗泄泄愤，怎能治罪呢·不如给他个官做做吧。就授其为司户参军。”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最后病死于汴京宫中福宁殿。遗诏中说：由太子赵曙即位，进曹皇后为太后，丧礼必须从简。死时讣告送到敌对国家辽国，竟然“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连辽国皇帝耶律洪基也握着使者的手嚎啕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可见赵祯真是无愧“仁”宗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