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仁政”，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最高理想，但北宋仁宗皇帝赵祯之前，中国没有一个帝王敢以“仁”自称或被冠之以“仁”。
赵祯晏驾后，庙号“仁宗”，之后的元、明、清，都有步宋仁宗后尘的皇帝，他们都成了“仁宗”，但除了明仁宗之外，另外两个都没有能追赶上宋仁宗所实施的“仁政”。
有人说，“仁宗虽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皇帝）”。身为皇帝，会做皇帝，这应是一种难得的境界。惧怕大臣的皇帝
记者在永昭陵遇到一个当地女郎，问她：“这是什么？”答：“宋陵呀！”问：“谁的陵墓？”答：“赵匡胤的！”
其实，永昭陵是宋仁宗赵祯的陵墓。宋仁宗可能是北宋9位皇帝中知名度较低的皇帝之一，但他驾崩时，人民发自内心的悲痛却是其他皇帝难以相比的。
宋仁宗是宋代帝王中的明君圣主，在位时间最长，达42年，其间国家太平，边境安定，经济繁荣，科学文化发达，人民生活安定。仁宗当政期间，政府正式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官交子”（相对于“私交子”而言）。当仁宗死亡的消息传出后，“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当他的死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
当讣告送达辽国时，大辽的皇帝也十分难过，将仁宗送给他的御衣“葬为衣冠冢”，岁岁祭奠。时人路过永昭陵，在陵寝的墙壁上题诗写道： 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更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春风吹泪过昭陵。
仁宗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颇能约束自己，因此他受到古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史载，有一天，他处理事务直到深夜，又累又饿，很想吃碗羊肉热汤，但他忍着饥饿没有说出来。第二天皇后知道此事，就劝他：“陛下日夜操劳，千万要保重身体，想吃羊肉汤，随时吩咐御厨就好了，怎能忍饥使陛下龙体受亏呢？”仁宗对皇后说：“宫中一时随便索取，会让外面看成惯例。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汤，厨下以后就会夜夜宰杀，一年下来，就要数百只。若形成定例，日后宰杀之数更不堪算计。为我一碗饮食，创此恶例，且又伤生害物，于心实在不忍。因此我甘愿忍一时之饥。”
仁宗的善于纳谏还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青天。包青天实在是政治清明的产物而非其他，想想吧，如果皇帝不清明，哪会有包青天产生的政治环境？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包拯屡屡犯颜直谏，唾沫星子都飞溅到仁宗的脸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是接受了他的建议。有一次，包拯在朝堂上要拿掉三司使（国家计委主任兼财政部长）张尧佐的职务，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张尧佐是仁宗的宠妃张氏的伯父。包拯把奏章递上去了，仁宗也有点为难。最后他想了个变通的办法，就是让张尧佐去当节度使。没想到包拯还是不愿意，且谏诤更加激烈。
仁宗有些生气地说：“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是粗官，何用争？”包拯的回答更加不客气：“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
不管是遭到反唇相讥，还是被喷上一脸唾沫星子，仁宗都很清醒、很民主。他不认为这样会龙威尽失，能接受的，他就接受；一时不能接受的，他就不理不睬。但他对提意见者绝不打击报复，有时甚至会安抚有加。
张尧佐最终没能当成节度使。仁宗回到后宫后，对张贵妃说了一句现在看来还很具政治远见的话：“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史载，仁宗情急之下把节度使说成了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
一个惧怕大臣的皇帝，一般来说是会赢得他的人民的热爱的，这个王朝的天也会比较清亮。
仁宗一朝不仅出现了包拯，还出现了“求之千百年间，盖示一二见”、在《岳阳楼记》中唱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以及倡导文章应明道、致用，领导北宋古文运动的欧阳修……而仁宗庆历初年实施的“庆历新政”———由范仲淹主持的那场社会改革，更为王安石变法起到了投石问路的先导作用。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永，好不容易才通过了考试。但在仁宗看来，他不适合做官，还是填词的好，就给画掉了。宋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于是反唇相讥，说自己是“奉旨填词”。讥讽仁宗的柳永不但没被杀头，填词也没受影响，且填得更加放肆，这就非同寻常了。也因此，柳永非但不生仁宗的气，还“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老百姓希望年年都能看到宋仁宗的仪仗，瞻仰到宋仁宗的风采，天下百姓都拥戴宋仁宗。
能让柳永这样放浪不羁的人不计前嫌且大唱赞歌，除却仁宗，还能有哪个皇帝能做到呢？
有人说，“仁宗虽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皇帝）”。仁宗日理万机外，业余爱好不多，甚至面对女色，也把持得住，唯偶尔临摹一下“兰亭”。身为皇帝，会做皇帝，这应是一种难得的境界。
但人们总愿意记住那些会打仗的皇帝，而忘却仁宗这样以“仁”治国的“仁主”，尽管没有多少人喜欢当战争的牺牲品。“仁宗的陵墓里有一件很特殊的随葬品，那就是他那纯白色的战马。”巩义市文物保管所副研究员傅永魁对记者说，“仁宗没有忘记战争，他养兵百万，不怒自威，以致‘边将无功更不能’，没什么大仗可打。金兵占领中原后，曾大肆盗掘宋陵，但因为慑于宋仁宗的威名，他们独独没有对昭陵下手，‘唯昭陵如故’。我想，哪一天发掘昭陵地宫时，仁宗的战马遗骸可能还会被发现。”
赵祯晏驾后，庙号“仁宗”，之后的元、明、清，都有步宋仁宗后尘的皇帝，他们都成了“仁宗”，但除了明仁宗之外，另外两个都没有能追赶上宋仁宗所实施的“仁政”。
有人说，“仁宗虽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皇帝）”。身为皇帝，会做皇帝，这应是一种难得的境界。惧怕大臣的皇帝
记者在永昭陵遇到一个当地女郎，问她：“这是什么？”答：“宋陵呀！”问：“谁的陵墓？”答：“赵匡胤的！”
其实，永昭陵是宋仁宗赵祯的陵墓。宋仁宗可能是北宋9位皇帝中知名度较低的皇帝之一，但他驾崩时，人民发自内心的悲痛却是其他皇帝难以相比的。
宋仁宗是宋代帝王中的明君圣主，在位时间最长，达42年，其间国家太平，边境安定，经济繁荣，科学文化发达，人民生活安定。仁宗当政期间，政府正式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官交子”（相对于“私交子”而言）。当仁宗死亡的消息传出后，“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当他的死讯传到洛阳时，市民们也自动停市哀悼，焚烧纸钱的烟雾飘满了洛阳城的上空，以致“天日无光”。他的死甚至影响到了偏远的山区，当时有一位官员前往四川出差，路经剑阁，看见山沟里的妇女们也头戴纸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驾崩。
当讣告送达辽国时，大辽的皇帝也十分难过，将仁宗送给他的御衣“葬为衣冠冢”，岁岁祭奠。时人路过永昭陵，在陵寝的墙壁上题诗写道： 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更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春风吹泪过昭陵。
仁宗性情宽厚，不事奢华，还颇能约束自己，因此他受到古代历史学家、政治家的称赞。史载，有一天，他处理事务直到深夜，又累又饿，很想吃碗羊肉热汤，但他忍着饥饿没有说出来。第二天皇后知道此事，就劝他：“陛下日夜操劳，千万要保重身体，想吃羊肉汤，随时吩咐御厨就好了，怎能忍饥使陛下龙体受亏呢？”仁宗对皇后说：“宫中一时随便索取，会让外面看成惯例。我昨夜如果吃了羊肉汤，厨下以后就会夜夜宰杀，一年下来，就要数百只。若形成定例，日后宰杀之数更不堪算计。为我一碗饮食，创此恶例，且又伤生害物，于心实在不忍。因此我甘愿忍一时之饥。”
仁宗的善于纳谏还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青天。包青天实在是政治清明的产物而非其他，想想吧，如果皇帝不清明，哪会有包青天产生的政治环境？在担任监察御史和谏官期间，包拯屡屡犯颜直谏，唾沫星子都飞溅到仁宗的脸上，但仁宗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是接受了他的建议。有一次，包拯在朝堂上要拿掉三司使（国家计委主任兼财政部长）张尧佐的职务，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张尧佐是仁宗的宠妃张氏的伯父。包拯把奏章递上去了，仁宗也有点为难。最后他想了个变通的办法，就是让张尧佐去当节度使。没想到包拯还是不愿意，且谏诤更加激烈。
仁宗有些生气地说：“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是粗官，何用争？”包拯的回答更加不客气：“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
不管是遭到反唇相讥，还是被喷上一脸唾沫星子，仁宗都很清醒、很民主。他不认为这样会龙威尽失，能接受的，他就接受；一时不能接受的，他就不理不睬。但他对提意见者绝不打击报复，有时甚至会安抚有加。
张尧佐最终没能当成节度使。仁宗回到后宫后，对张贵妃说了一句现在看来还很具政治远见的话：“汝只知要宣徽使、宣徽使（史载，仁宗情急之下把节度使说成了宣徽使），汝岂知包拯为御史乎？”
一个惧怕大臣的皇帝，一般来说是会赢得他的人民的热爱的，这个王朝的天也会比较清亮。
仁宗一朝不仅出现了包拯，还出现了“求之千百年间，盖示一二见”、在《岳阳楼记》中唱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以及倡导文章应明道、致用，领导北宋古文运动的欧阳修……而仁宗庆历初年实施的“庆历新政”———由范仲淹主持的那场社会改革，更为王安石变法起到了投石问路的先导作用。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柳永，好不容易才通过了考试。但在仁宗看来，他不适合做官，还是填词的好，就给画掉了。宋仁宗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于是反唇相讥，说自己是“奉旨填词”。讥讽仁宗的柳永不但没被杀头，填词也没受影响，且填得更加放肆，这就非同寻常了。也因此，柳永非但不生仁宗的气，还“愿岁岁，天仗里常瞻凤辇”。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老百姓希望年年都能看到宋仁宗的仪仗，瞻仰到宋仁宗的风采，天下百姓都拥戴宋仁宗。
能让柳永这样放浪不羁的人不计前嫌且大唱赞歌，除却仁宗，还能有哪个皇帝能做到呢？
有人说，“仁宗虽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皇帝）”。仁宗日理万机外，业余爱好不多，甚至面对女色，也把持得住，唯偶尔临摹一下“兰亭”。身为皇帝，会做皇帝，这应是一种难得的境界。
但人们总愿意记住那些会打仗的皇帝，而忘却仁宗这样以“仁”治国的“仁主”，尽管没有多少人喜欢当战争的牺牲品。“仁宗的陵墓里有一件很特殊的随葬品，那就是他那纯白色的战马。”巩义市文物保管所副研究员傅永魁对记者说，“仁宗没有忘记战争，他养兵百万，不怒自威，以致‘边将无功更不能’，没什么大仗可打。金兵占领中原后，曾大肆盗掘宋陵，但因为慑于宋仁宗的威名，他们独独没有对昭陵下手，‘唯昭陵如故’。我想，哪一天发掘昭陵地宫时，仁宗的战马遗骸可能还会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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