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学者评论

　　清代著名诗人袁枚(1716-1797)《答张船山太史书》云：“诗人洪稚存太史，旷代逸才，目无余子，而屡次来信颂执事之才为长安第一”;“以执事倚天拔地之才，肯如此撝谦，亦是八十衰翁生平第一知己。”《答张船山太史寄怀即仿其体》：“忽然洪太史，夸我得奇士。西川张船山，盘盘大才子。”

　　袁枚系乾隆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暮年因洪亮吉的推荐，才与船山神交，并云：吾年近八十，可以死;所以不死者，以足下所云张君诗犹未见耳!”袁枚视船山为生平“第一”知己，可见船山之才，非同一般。

　　清代著名学者吴锡麒(1746-1818)《哭张船山》云：“如此惊才仅中寿，问天何苦更生才?”“余在都下，与张船山侍御为莫逆交。读其诗，如龙跳虎卧，令人色然而骇。……船山雄于诗者也。”

　　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1746-1809)云：“张检讨诗如骐骥就道，顾视不凡。”《题张同年问陶诗卷》云：“我狂可百樽，君捷亦千首。谪仙和仲并庶几，若说今人已无偶。”李白号称“谪仙”;苏轼，字和仲。洪亮吉认为：船山可以和李白、苏轼并美，乾嘉诗坛所有诗人无人能及!

　　清代诗人朱文治(1760-1845)《书船山纪年诗后》：“满纸飞腾墨彩新，谁知作者性情真。寻常字亦饶生气，忠孝诗难索解人。一代风骚多寄托，十分沉实见精神。随园毕竟耽游戏，不及东川老史臣。”朱氏认为船山诗超过了创作有游戏之嫌的随园(即袁枚)。

　　船山诗不仅在国内广泛流传，“四海骚人，靡不倾仰”，在国外也影响巨大，“朝鲜使人求其诗，至比之鸡林纸价。”乾隆六十年(1795)正月十八日，韩国文学家朴齐家(1750-1895)在罗聘(扬州八怪之一)寓所见到船山诗一卷，爱不释手，并投诗船山云：“曾闻世有文昌在，更道人间草圣传。珍重鸡林高纸价，新诗愿购若干篇。”诗中将张船山类比为文昌，可见评价之高。船山和云：“性灵偶向诗中写，名字宁防海外传。从此不防焚剩草，郁陵岛上有遗篇。”船山从弟张问彤(1768-1832)在《秋怀船山》一诗中亦云：“狂得时人骂，诗从外国知。”可见，在乾嘉时期船山诗已流播海外了。

　　清诗人张维屏(1780-1859)云：“船山诗生气涌出，生趣飞来。……至近体则极空灵，亦极沉郁，能刻人，亦能清超。大含名理，细阐物情，或论古激昂，或言情婉曲，或声大如钟镛，或味爽如松韭，几欲于从前诸名家外，又辟一境。”

　　清人李元度(1821-1887)《张船山先生事略》云：“幼有异禀，工诗，有‘青莲再世’之目。……其诗生气涌出，沉郁空灵，于从前诸名家外，又辟一境。其《定鸡题壁》十八首，指陈军事，得老杜《诸将》之遗，传育殆遍。……国朝二百年来，蜀中诗人以船山为最。

　　清代学者孙桐生(1824-1908)云：“(船山)所为诗，专主性灵，独出新意，如神龙变化，不可端倪。近体超妙清新，雅近义山。古体奔放奇横，颇近太白。卓然为本朝一大名家，不止冠冕西蜀也。”

　　清末蜀人傅世洵(四川双流人)在《论蜀诗绝句》中，论船山云：“弱冠闻君已出群，中年阅历老弥真。旁人漫哂无余味，三百年来见此人。”清末诗人林思进(1873-1953)论船山云：“性灵空淡未容攀，后代讥评漫等闲。试问蜀中文苑里，百年谁复嗣船山?”傅诗强调蜀中文苑自从明代杨升庵以来、张船山之前三百年，蜀中没有出现张船山这样杰出的的诗人。林诗则强调在张船山之后一百余年，蜀中未能出现可以继承媲美张船山的诗人。这一前一后的比较，就说明了船山在蜀中诗坛的重要地位，即为清代蜀中诗冠。清诗人、四川布政使杨揆云：“蜀中作者自杨慎以后，惟问陶能继之。”近人戴吉双《四川儒林文苑传》谓船山云：“固李太白、苏东坡、虞伯生、杨升庵之后一人也，诚蜀中亦大家矣。”徐世昌《清诗汇·诗话》云：“船山弱冠工诗，空灵沉郁，独辟奇境，有清二百余年，蜀 中诗人无出其右者。”列入《清史稿·文苑传》者，蜀中只有张船山一人。可见，称船山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是名副其实的。当代国学大师钱钟书在《谈艺录》中云：“袁、蒋、赵三家齐称，蒋与袁、赵议论风格大不相类，未许如刘士章之贴宅开门也。宜以张船山代之。”袁枚、蒋士铨、赵翼号称乾隆三大家，但蒋士铨成就不及袁、赵，风格也不同，故钱钟书先生主张以张船山代替蒋士铨，重组一个三大家。当代清诗研究专家钱钟联先生也“力主将乾隆三大家中之蒋士铨，换为张问陶。”著名学者刘扬忠先生云：“张船山不单是西蜀诗人之冠，而且是清代中期全国诗人之冠。”著名学者王英志先生在《性灵派研究》一书中，将袁枚、赵翼、张问陶列为乾嘉诗坛“性灵派”三大家，并云：“纵观整个乾嘉时期性灵派众多诗人，可与袁赵鼎足而立为性灵派三大家者，唯有张氏。”张船山在清代乃至整个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如何，由此不难想见。

　　相关通行文学史及清诗选本

　　中国历史悠久，诗人辈出，多如繁星。因受规模和条件限制，能写入文学史的诗人，是极少的。以清代诗人为例，正处在筹备阶段的《全清诗》，“初步测算作者总数约为十万家，成书则当在一千册以上。”近人徐世昌辑《清诗汇》，收清代诗人6100余家，得诗27000余首。而能进入《中国文学史》的清代诗人只占《清诗汇》诗人总数的千分之三、四。中国社科院编三卷本《中国文学史》论及的清诗人仅16人;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论及的清诗人仅19人;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论及清诗人也只有28人。如此之少的清代诗人入《中国文学史》，而张船山即为其中之一，足见船山在清诗史上的重要地位了。

　　在各种通行清诗选本中，船山诗也占有突出地位。清代光绪五年(1879)刊印的《国朝全蜀诗钞》(孙桐生辑选)，规模宏大，体制精严，是清代蜀选本中集大成者。该书共64卷，计选诗人362人，存诗5900余首，其中张船山诗入选最多，独占6卷，入选诗作近600首，已是《船山诗草》的五分之一，占《国朝全蜀诗钞》的十分之一，“犹以未获尽登为憾。”可见船山在孙桐生的心目中是大头，就全清诗人而论，蜀诗人中能跻身于第一流的，也只有张氏一人而已。李朝正先生云：“乾嘉年间的性灵派在华夏拥有诗人之众，是过往的许多诗派无法比拟的，而巴蜀诗人恰恰是通过张问陶的作用，直接或间接地带领一批诗人，影响着一批诗人。因而，活跃在诗坛，齐集在张问陶周围的蜀中诗人都崇尚性灵，……形成了众星拱月、群星灿烂之势，迎来清代巴蜀诗歌中最为壮观的黄金时代。”

　　近人徐世昌辑《清诗汇》，计200余卷，是清诗选本中影响大、声望高者。该书入选船山诗37首，为蜀中诗人入选最多者。其他蜀中诗人，如李调元入选4首，彭端淑1首，费密8首，张问安11首，卓秉恬1首，刘沅1首，张鹏翮2首，刘光第7首……。在乾嘉时期全国性诗人中，张船山入选量仅次于袁枚(41首)，而高于其他乾嘉著名诗人，如黄景仁34首，洪亮吉33首，蒋士铨27首，赵翼22首，宋湘9首，舒位25首，吴锡麒13首，孙原湘23首，郭频伽14首，姚元之10首，石韫玉6首，王昙4首，黄丕烈1首，顾翰9首，王学浩6首，王芑孙19首，崔旭5首，屠倬9首，杨芳灿17首，黎简34首，陈文述5首，吴嵩梁5首，朱文治9首……。可见，船山在乾嘉诗坛地位之显赫。

　　当代著名清诗选本，也给船山崇高地位。如钱仲联《清诗三百首》(1985年岳麓书社版)，选张船山诗3首，仅低于袁枚(5首)，而高于赵翼(2首)，蒋士铨(未选)、洪亮吉(1首)、吴锡麒(2首)等人。陈祥耀《清诗精华》(199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选张船山诗8首，比乾嘉其他诗人多，如袁枚7首，宋湘4首，蒋士铨4首，洪亮吉3首。李梦生《律诗三百首》(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选张船山律诗3首，高于袁枚(2首)、赵翼(2首)、龚自珍(2首)。该书中选清诗人3首及以上者仅10人，船山即其一，可见张船山是清代律诗写得最好的十大诗人之一。

　　近年出版的清代诗歌史及辞典，如朱则杰《清诗史》、严迪昌《清诗史》、霍有明《清诗史》、刘世南《清诗流派史》、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等，都给了张船山以充分的肯定。

　　杨世明先生在《巴蜀文学史》(巴蜀书社2003年版)中，列专节以《性灵派大家张问陶》为题，评述船山诗作及贡献，并云：“乾嘉时期是清代巴蜀文学最繁荣的时期……。这一阶段最辉煌的一页，是产生了大诗人张问陶。”又说：“从汉代以来，巴蜀出产了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昂、李白、苏洵、苏轼、苏辙、虞集、杨慎、张问陶这十大文学家，他们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名人。迄今为止，几乎任何中国文学史，都要对上述十人的文学成就作出介绍。”

　　张船山是诗、书、画三绝奇才，当时名震海内、群相敛手，有的诗人写诗作文，自愿化为妇人，为他效力，甚至作为他的妻妾侍奉他。其诗作，对后世影响深远。晚清诗人易顺鼎(1858-1920)，幼奇慧，有神童之目，诗作多至万首，“自谓为张船山后身”。南社诗人柳亚子(1887-1958)，有诗云：“猛忆船山诗句好：白莲都为美人开。”梁启超在《饮冰室文集》中，讲述了张船山在山东任主考的故事;《海上花列传》中，写不少人照张船山诗意做诗;张恨水在小说《春明外史》里，让主人公杨杏园步和了张船山的八首七律《梅花》诗，引得人们纷纷寻找《船山诗草》来读。可见，船山诗影响之大。

　　综上所述：张船山在清代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不仅是清代蜀中诗冠，也是清代乾嘉诗坛大家，是清代第一流的诗人和著名诗学理论家，是性灵派后期的主将和代表人物。：“一片神光动魂魄，空灵不是小聪明。”袁枚之注重意象的灵活有趣，就迹近于“小聪明”，而张问陶之重“空灵”，内涵要广，它不仅要求意象灵动，而且追求意境深、韵味长，是一种高境界，故又称“诗到空灵艺始成”(《孟津县寄陈理堂》)。为达空灵之境，在艺术表现上注重以白描之笔勾勒意象，不堆砌典故;于创作心境则要求自然纯真、摆脱动利。《论诗十二绝句》其六云：“想到空灵笔有初，每从游戏得天真。笑他正色谈风雅，戎服朝冠对美人。”说明空灵之境非满脑子礼教、一味“谈风雅”者所能达到，而必须出自于自然“天真”。另外，“天趣”、“真趣”亦与雕凿无缘，同拟古、考据之作亦不相干。对诗歌语言乃推重自然、质朴的“常语”，所谓“敢为常语谈何易，百炼工纯始自然”(《论诗十二绝句》其五)，这与袁枚“家常语入诗最妙”(《随园诗话补遗》卷一)、“口头语，说得出便是天籁”(《随园诗话补遗》卷二)的观点相近。

　　张问陶的诗学观点由于表达形式的限制，比较粗略，远不及袁枚《随园诗话》、诗序等论诗专著观点阐述得详尽周全，范围亦不如袁枚性灵说广泛。但其要旨与袁枚性灵说属同调，性灵说的基本精神亦都具备。不过，张问陶的性灵说是嘉庆年间的诗论，张问陶亦有其独具的个性、思想，因此与袁枚又有差异。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差异实为对袁枚性灵说不足或弊端的补救，从而使性灵说有所发展。这是张问陶诗论的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