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1968)，教授。江西新建人。幼读乡塾，后在本县读高小、初中、高中。193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 数学系。1935年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数学系留学。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开始，中国南北到处发出抗日救国的怒吼。张在日本的学业无法继续，毅然于同年提前回国，立志为祖国效力。 他先在中学教书，后到武昌任武汉大学讲师。武昌沦陷后又到重庆，任交通大学(渝校)副教授、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随交通大学东归上海，继续担任数学系教授、系主任。在人民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他参加了中共领导的教授会；上海解放前夕，他按照“应变小组”的部
　　署，积极参加了交大的护校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张调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任视导处、高教处的副处长，分管华东地区大中学校的教学、速成教育和生产实习。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并于同年9月当选九三学社第二届中央委员。大行政区撤销后，张于1955年仍回交通大学，担任副教务长，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交通大学贯彻国务院支援大西北建设的决定，由上海迁往西安。他以副教务长和基础课教授的双重身份，参加并主持了第一批西迁的一、二年级学生的教学领导工作，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动员，保证了西迁工作的顺利进行。
　　交大刚迁到西安的时候，高等数学教研室大多是新近毕业的年轻助教，登台讲课的教师严重不足。张尽管行政工作繁忙，加上从华东教育部专事行政管理后，五年没有上过讲台，教学业务有所荒疏，但他还是勇敢地重拾教鞭，担负一个大班的讲课任务，虽备课辛劳，却无怨无悔。于此同时，他又和其他老教师一起，下气力培养青年教师。他的做法是：先通过在教研室内试讲，挑选出培养的“新苗”；再让这些“新苗”在教研室反复试讲，每讲一次都组织老教师讲评。有了提高后，让这些“新苗”到
　　教室给学生试讲部分章节的大课，老教师随堂听讲，再评，再议，继续给以指导。这几个阶段过了关， 青年教师才独立主讲大课。这套既大胆放手又严格把关的方法，后来形成了西安交大培养师资队伍的模式、规范和优良传统。张因为有几年中学教师的经历，因而十分了解中学生与大学生学习方法上的差异，更清楚地知道中学数学已教过的内容如何与高等数学衔接。因此，他讲课不但能找到准确的切入点，而且对每年入学新生所作的《如何适应大学学习》的报告，生动、具体、形象，深受学生欢迎。
　　从1957年到1959年，交通大学分设西安、上海两地。1959年经国务院批准，交通大学西安、上海两部分分别建校，西安部分定名为西安交通大学，张仍任教授、系主任、教务长，20世纪60年代初升任副校长。由于他在高等数学和数学教学方面的贡献，1 962年被高等教育部选任为全国高等院校数学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任内五年，他主持修订了数学课教学大纲，提出了改革数学课教学的一系列措施，对提高全国的高等数学课教学质量起了重要作用。在他的主持下，委员会还研究制订了教材规划，组织专家评审各学校报评的教材，为中国出版多种风格和多种学时类型的《高等数学》教材，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曾担任中共西安交大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又是以高级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九三学社的成员，自然就成了校党委和九三校分社之间的“桥梁”。校党委在作出重大决策前，往往想先听听高级知识分子的意见，他就“先走一步”，在九三分社内传递党委的初案，请大家充分发表意见，然后把意见反映给党委；在党委正式作出决定后，他又立即向九三社员传达，并和大家一起贯彻执行。这种做法后来逐步完善，成为中共西安交大委员会统战工作的优良传统。编著有《微积分》《微分方程》《初等数论》
　　等。
　　1968年11月25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