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调]骤雨打新荷
　　绿叶阴浓，遍池亭水阁，偏趁凉多。海榴初绽，朵朵蹙红罗。乳燕雏莺弄语，有高柳鸣蝉相和。骤雨过，琼珠乱糁，打遍新荷。 人生百年有几，念良辰美景，休放虚过。穷通前定，何用苦张罗。命友邀宾玩赏，对芳樽浅酌低歌。且酩酊，任他两轮日月，来往如梭。元好问寻访　　你听过雁丘的故事吗？ 1205年，金国一位16岁的少年赴并州赶考，途中碰到一个捕雁的人说，他今天捕杀了一只雁，另一只逃脱的雁悲鸣不止，然后投地而死。少年听后非常感动，从猎人手里买回了那只殉情的雁，把它葬在了汾河边上，立碑刻下“雁丘”二字，并即兴感怀写出一首传世之作《摸鱼儿》：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别离苦，是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为谁去……
　　这少年名叫元好问，鲜卑拓跋氏后人，1190年生于山西秀容(今忻州市)韩岩村一个世代书香之家，别号遗山，是名冠金元两代的诗坛巨擘。他一生有44年生活在金末，有24年生活在元初，其间江山易主，风云动荡，遗山愤世吟诗、为官恤民、为士请愿、奔走存史，最终于1257年客死他乡。
　　诗词大家，遗珠累累；千秋功过，任人评说。
　　2006年8月末的一天，细雨初停，阳光白花花地洒在油绿油绿的玉米叶上，我和忻州当地的两位朋友已经在一处紧锁的铁门外徘徊了半个小时。
　　难道这就是我们要寻访的元好问墓？那位生前为金元文化领军人物、身后引来历代名流大儒凭吊的元遗山之墓？
　　去年我曾寻访过毗邻的木芝村，传说中貂蝉的故里，陵园荒草芜杂，一片衰色。当时就想，红颜香冢怎可与那气势豪迈的诗人史家之墓相比。不承想，这秀容之地在一个大家凋谢八百年之后竟也生出一样的怠慢。美人何其娇艳，巨匠何其风流，而如今都一样被遗忘在历史的尘烟中，何其悲凉。
　　铁门开来，里面的破败比外面的寂寞更甚，荒草没膝，断垣残碑，松榆蔽日。
　　这处陵园一为元墓，二为野史亭。元墓为元氏祖坟，坟内葬有元好问及其曾祖、祖父、生父、养父、长子、长孙。野史亭为元好问51岁时为修金史而建，“朱门万户凄凉尽，惟有元家野史亭”。此两处遗址历经数次修缮，内有金、元、明、清以来大量的名家诗文石刻，古迹斑驳，难以考究。好在记者在随后的寻访中找到了忻州市文管所孙转贤先生，关于这些碑刻，他曾做过详尽的搜集和注释。
　　历史总是让人惦记，八百年前的元遗山到底在历史上书写了怎样的传奇和惆怅？
　　诗狂他日笑遗山
　　 元好问在临终之时，嘱咐后人在他的墓碑上只题七个字“诗人元好问之墓”。元好问曾在金朝出仕为官十余年，而在金亡后的20余年，元好问又像一个矢志不渝的文化活动家、教育家、史学家，他长年奔波于晋冀鲁豫一带，宣扬儒学，搜集编撰金史。可是，他最想告诉后人的却是他对诗词的喜爱，他最为得意的大概也是他在诗词上的造诣，最沉重的是他以宣扬儒家文化、挽救天下斯文为己任。虽然他5次赴汴京应试，33岁才走入仕途，但“元才子”之名依旧誉满北国，“诗狂他日笑遗山，饭颗不妨嘲杜甫”。他对自己的诗才也是极为自信。
　　元好问家学渊源，先祖元结为唐代著名诗人，父亲元德明诗才过人，不事雕饰。他被过继给叔父元格，元格对元好问的教育极为重视。元好问4岁读书，8岁学习作诗，后拜陵川名儒郝天挺为师潜心学习6年。元好问认为“士之有所立，必藉国家教养、父兄渊源、师友讲习。”而他的诗词修养也正是得益于此。元好问一生写了5000多首诗，今存1388首，词今存384首，尤其是金亡前后的“丧乱诗”成为继杜甫之后现实主义诗风的又一高峰。“红粉哭随回鹘马，为谁一步一回头”“雁到秋来却南去，南人北渡几时回？”正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山河的破碎，诗人的忧患，造就了这些经典的旷世诗作。
　　元好问不仅诗词功底深厚，而且自称“诗中疏凿手”，他在兵荒马乱之世，写就了一部不朽的诗评《论诗三十首》，“以诗论诗”再继杜甫风范。他提倡诗文刚健，反对纤弱，提倡天然，反对做作，提倡精练，反对繁冗。那年他才28岁。
　　然而，无论是元好问的诗词还是他的诗论，除了专攻学者，大众知之少矣。在大多数人心里，一代文坛领袖，就像他所处的那段乱世一样，只是一个模糊的历史影像。
　　野史亭上一布衣
　　 1239年，旧朝已亡换了新庭，在山东聊城被羁押6年的元好问重获自由，返回忻州。这时的元好问已是天命之年，他饱学诗书，不甘心从此放浪山水，他精于史学，曾任史官，久怀修史之愿。蒙古大军围困汴京之时，他曾请求携带国史出走，未被准许。此时，他再次萌生了编撰金史的念头，希望以自己“五十未全老，衰容新又新”的余力，做到国亡史存。为此，他在自己的院子里修建了一座野史亭。
　　然而，元好问的修史志向并未得到新朝的支持，此后近二十年，元好问以一介布衣之身，每年都要为搜集史料长途跋涉，终于完成了一部上百万字的史稿《壬辰杂编》，并汇编了北方两百多首诗作《中州集》。《中州集》以诗存史，不仅收诗作，而且带有人物评传。时隔六百年后，清代名臣五台徐继在拜谒野史亭时写下如下感慨：
　　“中都已弃汴京焚，累朝无复存文献。遗山乃构野史亭，河朔篇章搜罗遍。中州一集存巨编，微寓褒讥留小传。顿使金源生颜色，不与夏辽同鄙贱……”
　　夏、辽、金史料中，惟独金史较为完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金史的许多内容来源于元好问的《壬辰杂编》。
　　野史亭盛名可谓久矣，八百年间，屡有大雅宏达之人或凭吊或修缮，留下诗文碑记众多，然，早在民国初年，山西教育会长梁善济就发出“今亭寥落如此，何其名实不相符”的叹息。如今又将百年，更显颓败了。
　　且莫独罪元遗山
　　 1233年，对于两个王朝来说，是一个此亡彼立的新旧拐点，对于诗人元好问来说，同样是一个命运的转折，而对于后世史学家来说，这里又隐藏着一段事关元好问名节的重大公案。
　　1232年，蒙古大军包围汴京，金哀宗自缢殉国。1233年正月，金将崔立发动政变，开城纳降，并自封郑王。崔立认为他的行为避免了蒙古军屠城，拯救了全城百姓，便命当时的翰林学士王若虚执笔，为他立“功德碑”。王若虚、元好问自认关乎名节，推给了太学生刘祁，刘祁写好后交王、元二人推敲，“直叙其事，敷衍成文”。这就历史上的“崔立碑事”。
　　元好问到底有没有参与崔立碑事件？假使参与了，是不是有损其名节？后世诽议不断。省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元好问学会副会长降大任先生看来，元好问是被迫撰碑，尚构不成气节问题，关键是碑文是否为崔立颂功，而史料考证表明，元好问虽然参与了此事，但耻于颂功的立场，说明元好问在这件事上没有屈节问题。元好问的学生郝经(郝天挺的孙子)曾做《辨甘露碑》一诗，其中一句“作诗为告曹听翁，且莫独罪元遗山”，历代学者认为这句话是郝经在为老师辩解，意思是不能独独怪罪元遗山。忻州市文联的李千和则认为，元好问根本就没有参与崔立碑事件，一切皆由趋炎重利的刘祁所诽谤。一个“独”字在这里是语气助词，不是单独的意思，郝经是在向世人疾呼，元遗山是清白无辜的。
　　关于元好问气节问题的争议，崔立碑事只是其中之一，还有另外两个焦点：一个是1233年汴京城破后，元好问曾写信给蒙古中书令耶律楚材，请他保护资助54名金朝儒士，酌加任用。耶律楚材并未给元好问回信，但元好问举荐的54名儒士大多被元朝起用，“这一惊世骇俗之举，是有关他一生名节的重大公案，而实际上却是他高瞻远瞩，见识卓越的铁证，是他维护中原文化的一大贡献”，山西大学李正民教授在他主编的《元好问集》中如此评价这一历史事件。后事也证明，那54名知识分子中有15名在《元史》中有所记录，他们对保存中原文化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另一个焦点就是1252年，晚年的元好问觐见忽必烈，请他任儒教大宗师。尊一个不通儒学的蒙古统治者为儒教大宗师，这似乎趋势逢迎。然自金灭亡后，元好问并未出任元朝任何官职，一介布衣又何需趋炎附势！这在敬仰他的后人眼里似乎更像是某种策略，意在改善天下儒生在元朝初年低贱的政治地位，引导游牧民族的统帅能“以儒治国”，“以汉法治汉地”。
　　然而一名旧臣，没有随主殉国，没有战死疆场，没有树起反元复金的旗帜，也没有归于山林，反而与新朝“眉来眼去”，这样的行为终是引来了种种流言蜚语。元好问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在蒙古大军围城时，元好问曾竭力谋求救国救民之策，“死不难，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愚忠一家一姓的腐儒之见……以先进文化的传承、社会进步和人民利益为重，将封建的个人名节置于次要地位，终于做出了不朽的历史性贡献。”李正民先生对元好问晚年的文化活动做出了高度的评价。
　　奈何，旧朝老臣，以一己之力为着自己的理想奔走，为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苦苦担当，全然不顾世俗的道德评判，其内心的焦虑，外在的困顿可想而知，“十年旧隐抛何处？一片伤心画不成”，世上有几人懂他的苦心！
　　八百年朝代更迭，历史的尘烟又在他身后筑起高高的块垒，这高高的块垒上刻着两个字———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