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不是一个高谈阔论的理论家，而是一个脚踏实地勇往直前的实干家。
　　唐朝佛教盛行，其次还有道教及其它宗教。上自皇帝、皇后、达官贵人，下至豪绅富户，无不利用宗教捞取好处。因此，在宗教的旗帜下，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许多社会流弊。对此，姚崇深为不满。在武则天时，张易之要将京城有名望的佛教高僧十名，调往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县)去私建新寺，高僧们不愿意去，向朝廷苦苦哀求。姚崇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同意他们不到定州去。张易之一再坚持要调他们走，姚崇始终不改变主意。结果，得罪了张易之，不久就被调出京城，去做灵武道大总管。中宗时，公主、外戚得到批准，可度民为僧、为尼；有的人还私造寺庙。这样，一些富户强丁，乃纷纷出家，因为当时制度，凡出家人，即免除赋役。姚崇在做了玄宗的宰相之后，就提出要改变这种状况。他提出的理由是：对佛教的信仰，主要是在内心的虔诚，而不在于外表的形式；以往的一些信仰佛教的帝王权贵，都没有得到好的结果；贞要心怀慈悲，做的事有利于人民，使人民得到安乐，就是符合于佛教的要旨，何必妄度坏人为僧尼，反而破坏了佛法呢？玄宗接受了他的意见，下令有关部门，暗中进行调查，将一万二千多冒充的和滥度的僧尼还俗为农。对于这种宗教流弊，姚崇直到死的时候，也还是持反对态度。他在遗嘱里猛烈地抨击了佛教，用正反对比的方法，戳穿了佛教僧徒所宣扬的一些预言；他坚持佛即是觉的观点，信仰在乎内心，只要行善不行恶，就行了。他无情地揭露了那种将佛教僧侣的宣传当作事实的无知行径，那种抄经写像、破业倾家、施舍自身、为死人造像追福等愚昧风俗，指出，这都是“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余”；他嘲笑了那些所谓通才达识之士，也不免于流俗，成了上述种种怪现象的俘虏，；他认为佛教的宗教活动，乃是有害于苍生的弊法，要他的子侄们警惕，不要上当，在办他的丧事时，即使不能完全摆脱佛教陈规陋习的束缚，在斋祭、布施方面，也只能略事敷衍，不能铺张浪费。他也顺便提到了道教，指出道教的本旨是尚玄虚，不谈趣竞；只是由于受到佛教的影响而变了样。这种着眼于实际的求实精神，对宗教所持的否定态度，离无神论已不太远了。
　　开元四年(716年)，山东(泛指华山以东之黄河流域)蝗害成灾，老百姓受迷信思想束缚，不敢捕杀，而在田旁设祭、焚香、膜拜，坐视庄稼被蝗虫吞食。姚崇上奏，引《诗经》及汉光武诏书，证明蝗虫是可以捕杀的；历代以来，有时候所以捕杀不尽，那是由于人不努力，只要齐心协力，就可以除尽。他说：“蝗虫怕人，故易驱逐；苗稼有主人，故救护者必定卖力；蝗虫能飞，夜间见火，必定飞往；设火于田，火边挖坑，边焚边埋，定可馀尽。”玄宗说：“蝗是天灾，是由于德政不修所致，你要求捕杀，这不是背道而驰吗？”姚崇又说：“捕杀蝗虫，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后，安农除害，是国家的大事，请陛下认真考虑。”玄宗被说服。但当时朝廷内外，都说蝗虫不能捕杀，玄宗说：“我同宰相讨论，已定捕蝗之事，谁再反对、，即行处死。”于是派遣御史分道督促，指挥老百姓焚埋蝗虫。结果颇见成效，当年农业获得了较好的收成。
　　第二年，山东又发生蝗灾，姚崇按照老办法，派人到各地督促捕杀。朝廷议论又起，多以为蝗虫捕杀不得。玄宗也犹豫起来，又同姚崇进行商量。姚崇说：“这些庸儒们死抠书本，不懂得变通之道。凡事有时要违反经典而顺乎潮流，有时要违反潮流而合权宜之计。”接着他列举了历史上一再出现的蝗灾，后果都很可怕。又说：“今山东蝗虫，孳生之处，遍地皆是，倘农田没有收成，则人民就要流移，事关国家安危，不可拘守成规。即使除之不尽，也比养了成灾好。陛下好生恶杀，此事不烦你下诏，请允许我下文处理。若除蝗不成，我所有的官、爵，一概削除。”又一次把玄宗说服了。
　　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刺史倪若水拒不执行命令，并说：“蝗乃天灾，应该修德，以感动上天。”姚崇得知，勃然大怒，给他写信说：“古时州郡有好太守，蝗虫即不入境，要是修德可以免除蝗灾，那么蝗灾的出现，就是无德所造成的了!现在坐看蝗虫吃食庄稼，怎能忍心不救!要是由此而造成饥荒，将何以自安？’幸勿迟疑犹豫，否则是要后悔的。”倪若水不得已，只好执行命令，焚埋蝗虫。他所捕杀的蝗虫共达十四万石，投入汴河不计其数。另一宰相卢怀慎也反对捕杀蝗虫，他对姚崇说：“蝗虫是天灾，怎么可以用人力来制服呢？外面的议论，都认为捕杀蝗虫不对。而且杀虫太多，有伤和气。现在停止，还来得及，请你考虑。”姚崇力辩其谬，他列举古帝王及孔子为例，证明为了人的安全和不违礼制，杀生是可行的。又说：“现在蝗虫极多，只有驱除，才可消灭：若放纵蝗虫吃食禾苗，各处田地，都要空虚。山东百姓，如何能够听其饥饿而死呢？此事我已奏请皇上定夺，请你不要再说了。若是救人杀虫，因而得祸，我愿独自承受，与你无关。”并派人到各地去检查，看谁捕蝗勤快，谁捕蝗不力，列名上报。又有一个既耿直又迂腐的人韩思复反对姚崇捕杀蝗虫，他说，河南、河北蝗虫，近更猖獗，所到之处，苗稼都损，且更向西漫延，到达洛阳；使者往来，不敢声张，山东数州，甚为恐慌。接着，他又是那一套天灾流行，土埋不容，只有悔过修德，以求上天保佑的陈词滥调。最后，他请求停止捕蝗使的工作，以收揽人心。玄宗又被他的话弄糊涂了，便将他的奏章交给姚崇处理。姚崇请求派韩思复调查山东蝗虫所造成的损失。韩思复上报了受灾的实际情况。姚崇不相信，又派刘绍去调查。据说，刘绍看着宰相的脸色行事，鞭打百姓，修改旧状，假报无灾，因而山东遭灾的数州，竟未减免租赋。这只能是局部的情况；总的情况是，由于姚崇力排众议，坚持捕杀蝗虫，故虽连年发生蝗灾，仍未造成严重的饥荒。
　　由捕蝗而引起的轩然大波，至此尚未平息下来。姚崇的同时代人张鹫在其所著《朝野佥载》中又对姚崇进行攻击，说什么蝗虫“埋一石则十石生，卵大如黍米，厚半寸盖地？；上天要是不灵，则不至生蝗，上天要是降灾，蝗会越埋越多；对于蝗灾，应该修德慎刑，以报答上苍的惩罚，为什么不修福以免灾，而要逞杀以消祸呢!这一通指责，也还是老生常谈，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新意。没有见到姚崇对这一批评的反驳，但在他以往批驳别人的言谈中，已包含有反驳这种偏见的内容。在一个被腐朽的精神力量统治着的时代里，要想办点事情也真是不容易!姚崇捕蝗的决心、勇气、才干和坚持到底的精神，今天提起来，也有点令人肃然起敬。
　　姚崇在围攻中取得了捕蝗的胜利，但既未立功，也未受赏，而是在不久之后就从宰相的宝座上跌了下来。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姚崇的一个部属犯了法，玄宗要惩办，姚崇想保护他过关。恰好遇到京师大赦，玄宗特意把这个人排除在赦免之外。机智的姚崇发觉，玄宗此举，目的已不在这个罪犯，而是在他本人了。于是就请求辞去宰相职务，并举宋景以自代。
　　开元五年(717年)正月，玄宗决定到东都洛阳去，这不完全是为了巡幸，而是因为关中收成不好，粮运要增加，’皇帝到了东都，就可以减轻这方面的负担。正在这时，太庙的房屋倒塌，这在当时又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玄宗召见宰相宋景、苏颐，问他们这是什么缘故。他们解释说，太上皇死还不到一年，三年的丧服未满，不应该行幸；大凡灾异的发生，皆为上天的告诫，陛下应当遵守礼制，以答复上天，不要去东都了吧!玄宗听了大约有点不以为然，又把告退的姚崇找来，问道：“我临近从京都出发时，太庙无故崩塌，这是不是神灵告诫我不要去东都呢？”其实，太庙殿本是前秦苻坚时建造，隋文帝创建新都，将北周宇文氏殿移到这里，建造此庙，唐朝又利用了隋朝的旧殿，积年累月，朽蠹难支，故而倒塌。姚崇先向玄宗介绍了这一实际情况，接着又说：“高山含有朽土，尚且不免于崩塌，年久朽木，自应摧折。这次太庙倒塌恰好与陛下东幸的行期偶合，不是因为陛下要出行而太庙倒塌。而且皇帝以四海为家，东西两京，相距不远，关中收成不好，增加粮运，人民劳苦，故陛下出于对人民的爱护而行幸，并非无事笼络人民。何况东都各部门已都作好准备，不去将失信于天下。”最后他提出：一、将神主移到太极殿；二、重新建造太庙；三、皇帝东行计划不变。玄宗听了，很是高兴，说道：“你说的正合我意。”
　　开元九年(721年)，姚崇以七十二岁高龄死去。临终前立下遗嘱，告诫子侄们。说他自己知止、知足，从宰相高位退下来之后，优游于田园之间，甚感满足；人总是要死的，他之死乃自然的归宿。其次，他将田园事先分好，子侄们各得一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说，他所“见到的一些达官贵人，身死之后，子孙失去庇荫，多至贫困，于是互相争夺起来，搞得水火不相容，不但本人有失体面，而且也玷污了先人，无论是曲是直，都要受到别人的讥笑与谴责；庄田水碾，既然是大家共有，于是互相推诿谁也不管，以致荒废。所以仿效前人，将遗产预先分好，以绝后争”。第三，要薄葬，他指出，厚葬非但无益，甚至是会招祸，“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第四，是反对宗教迷信，这在前面已经作了介绍，要指出的是，他不但自己反对宗教迷信，他也要求自己的子侄们及子孙后代也走他这一条路，其用心可谓深远。姚崇遗嘱说的虽都是个人及家庭私事，但针对的却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所以实际上也是篇针砭时弊的檄文。
　　综观姚崇的一生，有一点是非常突出的，这就是着眼于现实，那些高居社会之上的什么儒家之经，佛教之经，道教之经，以及其它一些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在他眼里，都降居于次要地位。有一次，姚崇问他的僚属：“我作为一个宰相，可以比得上历史上什么人？”僚属未答。姚崇自己说：“可否比得上管仲与乐毅？”僚属说：“管、乐之政，虽然不能施行到后世，还可以保到他们自己死的时候；你的政令，随时更改，似乎比不上他们。”姚崇又追问：“如此说来，究竟可以与谁相比呢？”僚属说：“你可以算得上是个救时宰相。”对于这种评价，姚崇并不觉得是贬低了他，而是感到高兴，他将拿在手中的笔投下道：“救时之相，难道容易得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