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靖朝的议大礼事件,无论对朝廷还是对杨家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
有关议大礼的争论的焦点在于辨别"统"(王朝世系的合法继承) quot;嗣"(家族惯例的血统继承或过继继承).以杨廷和为代表的大学士们为之辩护的观点,认为继承某人的人应是某人之子,这是家族惯例的一个基本原则.因此,年幼的嘉靖皇帝受到敦促,要把他的伯母和伯父当成他的父母对待,把他的父母当成他的叔,婶对待.但是代表嘉靖皇帝的一方指出,在这个事件中皇帝从未入继或被他的前任立为太子,进行统治的家族的合法继承和家族惯例的平常的常规有明显的区别,过去从未制定皇帝继承的规定和条款.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1521年4月19日正德皇帝去世,他生前既没有生下一个后嗣,也没有过继一个干儿.他就这样死了,没有留下关于即位的明确指示,一切事情都交给了他的大学士们.
首辅杨廷和已经预料到皇帝死后随之而来的困难,并已做好迎接困难的计划.皇帝死前五天,以皇帝的名义专门颁布了一项诏 令,命令皇帝年幼的堂弟朱厚熜缩短为他父亲服丧的时间,并承袭他的兴献王爵位.皇帝死的当天,杨命令掌司礼监的大珰们请求太后的懿旨,指定这个13岁的孩子作已故皇帝的合法继承人.他告诉大珰们,依照《皇明祖训》中规定的"兄终弟及"的条款,皇位理应传给兴王,他是弘治皇帝(1488-1505年在位)弟弟的独子,已故皇帝的堂弟.他并没有指出这条规定只适用于正妻的儿子,也没指出,任何相反的解释都要受到砍头的惩罚.在明太祖的《皇明祖训》中有规定皇帝诸王子正当行为的条款,其文字原文如下 quot;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若奸臣弃嫡立庶,庶者必当守分勿动,遣信报嫡之当立者,务以嫡临君位.朝廷应即斩奸臣.其三年朝觐,并如前代."这段文字明显地指同母所生兄弟,而不是指异母兄弟或堂兄弟.杨廷和执意要把这个幼小的孩子推上皇位,并且他找到了做到这一点的办法.
大学士杨廷和这时处于巨大压力之下.不确定的继承顺序是王朝稳定的最大威胁之一,而已故皇帝并没有选定太子或继位人.此外,已故皇帝亲信之一的江彬将军所统帅的边防驻军部队正驻扎在京师,杨担心他任何时候都可能试图发动政变.朝廷本身充满了已故皇帝的图谋私利的亲信,以及急于保持其地位的有力人物.在北京街头居民传播着即将发生一场暴乱的流言.在这样一些情况下,草拟一份继位的诏书似乎是一桩小事,对于这件事情杨并没有花费许多的时间或进行思考.在他削减已故皇帝亲信的权势的巨大努力中,朱厚熜的继位只不过是部署之一.
继位诏书只说兴献王的长子"来京嗣皇帝位".这一安排的详情没有记载,因为在杨看来只可能有一种安排.这个孩子和他的家属都没有任何合法继位的要求.他的父亲是一个妃子的儿子,她始终没有晋封为皇后,而这样的妃子们的儿子及其后代依据其自身应有的权利是不能继承帝系的.因此,杨冒称,这个孩子可以根据他是过继来的已故皇帝的弟弟的身份,作为皇帝延续帝系;这样,为了礼仪他将把他的已故伯父弘治皇帝和他的伯母张皇后当作他的父母亲对待;他也将把他的亲生父母当作他的叔婶来对待.尽管这种安排在普通人家和皇室中是常见的,新皇帝及其亲属却没有接受这种作法,因为诏书没有提到这样的安排.他们认为,孩子从未立为太子,他对已故君主或他的世系就不负礼仪上的那种义务他下令登基继位而不及其余.总之,他们是以一种与大学士杨廷和的意图完全相反的方式解释昭书,这种利害关系的不一致在新君抵达北京城外的那一天变得明显了.
大学士杨廷和曾经指示负责仪式的官员们,用适合于太子的而不是那种适合于皇帝的仪式迎接这个孩子.当皇帝就在北京西南的良乡被告知这种安排时,他的长史建议他不管这个大学士,像一个皇帝要做的那样经过礼仪上的主要城门进入京师,在主要的朝觐大殿上即位,在那里接受他的朝臣的朝贺.1521年5月26日傍晚,皇帝抵达就在北京城门外的临时住处,当晚他发布了他自己拟定的登基方案.5月27日一大清早他进入宫殿,在黎明前的朝见中接受他的朝臣们的祝贺.新皇帝在和大学士们的较量中获胜,这是一场权利,威信和正统性的长期斗争的第一回合.
现在大学士们遇到了困难,大多数官员已经承认皇帝了,既不想废黜他,也不想接受他的退位;大学士们在也决不可能对他的合法性提出怀疑,因为他们已经挑选了他.既然他能够不被废黜,大学士们就只能对他施加压力,说服他接受他们的观点.大学士杨廷和直到他1524 年被迫离职为止,随意利用一切手段 把他的看法既强加于朝臣,也强加于皇帝.
杨廷和利用这一争端巩固他自己在朝廷的权力,扩大大学士们的权限,提高翰林院及其成员的威信.他需要依附他的人的支持,他无情地排斥高级机构中反对他的人.1521年5月,他使他最有势力的敌人吏部尚书王琼(1459-1532年)被割革职,关押,放逐,同样的策略也应用于较低级别的其他几百名官员.他尤其排斥所有在大礼上反对他的主张的人.
皇帝被杨的专横而苦恼,1521年6月殿试时他以一道追荣生父母以何为宜的题,想引出支持的文章,但是没有一个考生敢反对大学士们的主张.1521年8月皇帝终于接到了一项投合他心意的建议.张璁(1475-1539年)的上书认为遗诏本文只说兴献王长子继位,而没有提到杨廷和所提出的任何安排.汉,宋继位的事例中,继位者都曾嗣养于皇宫,然后才被立为太子.皇帝把张的奏本转给杨看,杨送还时加上的评语是:书生晓得什么大体
先前,在1521年4月30日,也就是皇帝继位后的第三天,他派人护送他母亲从安陆来北京.当她10月4日到达北京正东的通州时,危机扩大了.她听说她将作王妃而不是当作皇后受到迎接,儿子正被迫要称她为叔母,她拒绝入京并威胁要立即返回.皇帝知道后对太后说,他想避位和母亲一道返回安陆.这种威胁迫使大学士们采取礼部沿书毛澄(1461-1523年)所提出的妥协立场.一道太后懿旨给予皇帝的父母和祖母以帝后的称号.
1522年2月,皇帝祭天时,皇帝母亲居住的宫殿发生了火灾.杨廷和把这一事件看作是皇帝祖先不满于祭祀的安排,尤其是不满于这些新的称号的明显朕兆(火是主宰所有礼仪事务的自然力).他逼皇帝至少暂时撤消他双亲的帝,后称号.
1524年1月,皇帝开始得到对他的立场的广泛支持.桂萼收集了几份支持皇帝的奏折上呈,其中湖广巡抚席书(1472-1529年)写的,他在奏折中非难大学士们并完全支持皇帝关于大礼的立场.席书是王守仁(1472-1529年)的一个奖掖者,他的看法大量地吸收了王守仁的学说.席的奖掖者杨一清(1454-1530年)是他那个时代的家,在1521年 已经非公开地反对大学士们:由于这份奏折,变成公开而正式地反对杨廷和了.大学士杨廷和由于不能实现他的方针或影响皇帝,于1524年3月致仕.
在随后的五个月期间,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变得非常激烈.双方都激烈地提出派系性的指控;设下阴谋要致皇帝的支持者于非命或撤去皇帝的反对者的职位.到了1524年8月,反对皇帝的主要人物都已被迫去职,由皇帝的支持者接任.朝臣们以种种理由有力地反对这些任命,但都不起作用.
1524年8月11日,皇帝诏令礼部恢复他母亲原来的皇后尊号.这道诏令立即遭到对立的翰林学士们,在京的御史们,朝廷郎官们的抗议.皇帝命令锦衣卫逮捕,关押抗议的首领们.他盛怒地训斥三个在职的大学士阻挠他的愿望.毛纪(1463-1545年)因而向朝廷宣布将在四天之内上帝,后尊号.
三天后8月14日,两百多个朝廷官员在早髂以后拒绝散去,仍然跪伏阙下,抗议皇帝的诏令.皇帝于朝见后在靠近朝堂的文华殿开始斋戒,发觉有骚动.他派几个太监去让官员们散去,但是他们没有书面的诏令便拒绝走开.快到中午时,皇帝索要抗议者的名单,然后把为首的人投入锦衣卫监狱.这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开始呼喊并敲打朝堂的门.
皇帝迅速作出反应.所有低级官员都被投入监狱,其余的被,命令等候判决.五天后,180多名官员在朝廷上受到责打;17人受伤致死,其余的人被谪戍.皇帝于第二天奉立他父亲的神主,并给他上了皇帝的尊号.
杨升庵在议大礼中始终站在其父杨廷和一边,议大礼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由于他两上议大礼疏,有跪门哭谏,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逮下诏狱,十七日第一次廷杖,二十七日底二次廷杖,被打得死而复苏,几至毙命.嘉靖皇帝找就对杨廷和心怀不满,杨升庵现又完全站在他父亲一边,杨廷和早已至仕,于是嘉靖帝便把一腔怒气全发在杨升庵头上,对他处以重罚--永远流放,而且永远也没有宽恕他,这就决定了他老死南荒的悲剧命运.
开始时的不和在三年之中变成了影响几百名官员的前途和整个政府施政的权利之争.杨廷和与皇帝之间的冲突也变成了两个敌对官僚集团之间的斗争.对大学士们的抨击由杨一清和席书领头,他们两人是在省里发迹的有影响的官员.他们谋求削弱杨廷和与他的翰林同僚们所已掌握的过大权利.就他们来说,关于大礼的争论对实现其他的目的是有用的.
这场争论还有超出朝廷政治的后果.因为随着争论的发展,双方的论战变得更老练,更明显变晰,更复杂.官方文献中所记载的朝廷实际作法的历史成了注意的一个中心.这久而久之促成了研究历史先例(掌故)和研究本朝历史的普遍兴趣.
这场争论也引起了对语言学和文句分析的兴趣,这开了晚明和清代严密的,批判学问的先河,因为争论在很多方面集中在礼仪用语和古代礼仪的含义以及经典文献所记述的传统上.对这些原文的解释最终是以两种对立的哲学上的假定为基础,一种与12世纪程颐和朱熹所发扬的儒家传统的解释(明代朝廷承认它是正统的解释)有联系,另一种与王守仁(1472-1529年)所领导的当代学派的解释有联系.因为对原文的解释和哲学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种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对翰林院的守旧传统程朱传统-的批判,这种批判从王守仁的学说引导出来,由他的许多弟子予以表达.各地的官员早所有细节上都紧跟朝廷的争论.因此,王的学说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闻名于整个帝国,到17世纪仍然是一个人们极感兴趣争论的问题.
由于议大礼这一涉及皇权的高规格议题,和其长达三十余年的争论时限,使得训诂考据学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动力,并在不久后的晚明和清代一跃而成为国之显学,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杨升庵不光在议大礼中是考据骨干,而且在以后的生涯中写出了大量训诂考据方面的文章.并且,由于他只身流放,又远在偏远的南疆,身边没有图书资料,大量的文章都是凭着记忆写出,其中难免记忆错误,这又为后世学者提供了许多新的学案,使他本人也成为清代小学研究的对象,所以杨升庵是清代小学当之无愧的鼻祖.
有关议大礼的争论的焦点在于辨别"统"(王朝世系的合法继承) quot;嗣"(家族惯例的血统继承或过继继承).以杨廷和为代表的大学士们为之辩护的观点,认为继承某人的人应是某人之子,这是家族惯例的一个基本原则.因此,年幼的嘉靖皇帝受到敦促,要把他的伯母和伯父当成他的父母对待,把他的父母当成他的叔,婶对待.但是代表嘉靖皇帝的一方指出,在这个事件中皇帝从未入继或被他的前任立为太子,进行统治的家族的合法继承和家族惯例的平常的常规有明显的区别,过去从未制定皇帝继承的规定和条款.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1521年4月19日正德皇帝去世,他生前既没有生下一个后嗣,也没有过继一个干儿.他就这样死了,没有留下关于即位的明确指示,一切事情都交给了他的大学士们.
首辅杨廷和已经预料到皇帝死后随之而来的困难,并已做好迎接困难的计划.皇帝死前五天,以皇帝的名义专门颁布了一项诏 令,命令皇帝年幼的堂弟朱厚熜缩短为他父亲服丧的时间,并承袭他的兴献王爵位.皇帝死的当天,杨命令掌司礼监的大珰们请求太后的懿旨,指定这个13岁的孩子作已故皇帝的合法继承人.他告诉大珰们,依照《皇明祖训》中规定的"兄终弟及"的条款,皇位理应传给兴王,他是弘治皇帝(1488-1505年在位)弟弟的独子,已故皇帝的堂弟.他并没有指出这条规定只适用于正妻的儿子,也没指出,任何相反的解释都要受到砍头的惩罚.在明太祖的《皇明祖训》中有规定皇帝诸王子正当行为的条款,其文字原文如下 quot;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若奸臣弃嫡立庶,庶者必当守分勿动,遣信报嫡之当立者,务以嫡临君位.朝廷应即斩奸臣.其三年朝觐,并如前代."这段文字明显地指同母所生兄弟,而不是指异母兄弟或堂兄弟.杨廷和执意要把这个幼小的孩子推上皇位,并且他找到了做到这一点的办法.
大学士杨廷和这时处于巨大压力之下.不确定的继承顺序是王朝稳定的最大威胁之一,而已故皇帝并没有选定太子或继位人.此外,已故皇帝亲信之一的江彬将军所统帅的边防驻军部队正驻扎在京师,杨担心他任何时候都可能试图发动政变.朝廷本身充满了已故皇帝的图谋私利的亲信,以及急于保持其地位的有力人物.在北京街头居民传播着即将发生一场暴乱的流言.在这样一些情况下,草拟一份继位的诏书似乎是一桩小事,对于这件事情杨并没有花费许多的时间或进行思考.在他削减已故皇帝亲信的权势的巨大努力中,朱厚熜的继位只不过是部署之一.
继位诏书只说兴献王的长子"来京嗣皇帝位".这一安排的详情没有记载,因为在杨看来只可能有一种安排.这个孩子和他的家属都没有任何合法继位的要求.他的父亲是一个妃子的儿子,她始终没有晋封为皇后,而这样的妃子们的儿子及其后代依据其自身应有的权利是不能继承帝系的.因此,杨冒称,这个孩子可以根据他是过继来的已故皇帝的弟弟的身份,作为皇帝延续帝系;这样,为了礼仪他将把他的已故伯父弘治皇帝和他的伯母张皇后当作他的父母亲对待;他也将把他的亲生父母当作他的叔婶来对待.尽管这种安排在普通人家和皇室中是常见的,新皇帝及其亲属却没有接受这种作法,因为诏书没有提到这样的安排.他们认为,孩子从未立为太子,他对已故君主或他的世系就不负礼仪上的那种义务他下令登基继位而不及其余.总之,他们是以一种与大学士杨廷和的意图完全相反的方式解释昭书,这种利害关系的不一致在新君抵达北京城外的那一天变得明显了.
大学士杨廷和曾经指示负责仪式的官员们,用适合于太子的而不是那种适合于皇帝的仪式迎接这个孩子.当皇帝就在北京西南的良乡被告知这种安排时,他的长史建议他不管这个大学士,像一个皇帝要做的那样经过礼仪上的主要城门进入京师,在主要的朝觐大殿上即位,在那里接受他的朝臣的朝贺.1521年5月26日傍晚,皇帝抵达就在北京城门外的临时住处,当晚他发布了他自己拟定的登基方案.5月27日一大清早他进入宫殿,在黎明前的朝见中接受他的朝臣们的祝贺.新皇帝在和大学士们的较量中获胜,这是一场权利,威信和正统性的长期斗争的第一回合.
现在大学士们遇到了困难,大多数官员已经承认皇帝了,既不想废黜他,也不想接受他的退位;大学士们在也决不可能对他的合法性提出怀疑,因为他们已经挑选了他.既然他能够不被废黜,大学士们就只能对他施加压力,说服他接受他们的观点.大学士杨廷和直到他1524 年被迫离职为止,随意利用一切手段 把他的看法既强加于朝臣,也强加于皇帝.
杨廷和利用这一争端巩固他自己在朝廷的权力,扩大大学士们的权限,提高翰林院及其成员的威信.他需要依附他的人的支持,他无情地排斥高级机构中反对他的人.1521年5月,他使他最有势力的敌人吏部尚书王琼(1459-1532年)被割革职,关押,放逐,同样的策略也应用于较低级别的其他几百名官员.他尤其排斥所有在大礼上反对他的主张的人.
皇帝被杨的专横而苦恼,1521年6月殿试时他以一道追荣生父母以何为宜的题,想引出支持的文章,但是没有一个考生敢反对大学士们的主张.1521年8月皇帝终于接到了一项投合他心意的建议.张璁(1475-1539年)的上书认为遗诏本文只说兴献王长子继位,而没有提到杨廷和所提出的任何安排.汉,宋继位的事例中,继位者都曾嗣养于皇宫,然后才被立为太子.皇帝把张的奏本转给杨看,杨送还时加上的评语是:书生晓得什么大体
先前,在1521年4月30日,也就是皇帝继位后的第三天,他派人护送他母亲从安陆来北京.当她10月4日到达北京正东的通州时,危机扩大了.她听说她将作王妃而不是当作皇后受到迎接,儿子正被迫要称她为叔母,她拒绝入京并威胁要立即返回.皇帝知道后对太后说,他想避位和母亲一道返回安陆.这种威胁迫使大学士们采取礼部沿书毛澄(1461-1523年)所提出的妥协立场.一道太后懿旨给予皇帝的父母和祖母以帝后的称号.
1522年2月,皇帝祭天时,皇帝母亲居住的宫殿发生了火灾.杨廷和把这一事件看作是皇帝祖先不满于祭祀的安排,尤其是不满于这些新的称号的明显朕兆(火是主宰所有礼仪事务的自然力).他逼皇帝至少暂时撤消他双亲的帝,后称号.
1524年1月,皇帝开始得到对他的立场的广泛支持.桂萼收集了几份支持皇帝的奏折上呈,其中湖广巡抚席书(1472-1529年)写的,他在奏折中非难大学士们并完全支持皇帝关于大礼的立场.席书是王守仁(1472-1529年)的一个奖掖者,他的看法大量地吸收了王守仁的学说.席的奖掖者杨一清(1454-1530年)是他那个时代的家,在1521年 已经非公开地反对大学士们:由于这份奏折,变成公开而正式地反对杨廷和了.大学士杨廷和由于不能实现他的方针或影响皇帝,于1524年3月致仕.
在随后的五个月期间,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变得非常激烈.双方都激烈地提出派系性的指控;设下阴谋要致皇帝的支持者于非命或撤去皇帝的反对者的职位.到了1524年8月,反对皇帝的主要人物都已被迫去职,由皇帝的支持者接任.朝臣们以种种理由有力地反对这些任命,但都不起作用.
1524年8月11日,皇帝诏令礼部恢复他母亲原来的皇后尊号.这道诏令立即遭到对立的翰林学士们,在京的御史们,朝廷郎官们的抗议.皇帝命令锦衣卫逮捕,关押抗议的首领们.他盛怒地训斥三个在职的大学士阻挠他的愿望.毛纪(1463-1545年)因而向朝廷宣布将在四天之内上帝,后尊号.
三天后8月14日,两百多个朝廷官员在早髂以后拒绝散去,仍然跪伏阙下,抗议皇帝的诏令.皇帝于朝见后在靠近朝堂的文华殿开始斋戒,发觉有骚动.他派几个太监去让官员们散去,但是他们没有书面的诏令便拒绝走开.快到中午时,皇帝索要抗议者的名单,然后把为首的人投入锦衣卫监狱.这时,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开始呼喊并敲打朝堂的门.
皇帝迅速作出反应.所有低级官员都被投入监狱,其余的被,命令等候判决.五天后,180多名官员在朝廷上受到责打;17人受伤致死,其余的人被谪戍.皇帝于第二天奉立他父亲的神主,并给他上了皇帝的尊号.
杨升庵在议大礼中始终站在其父杨廷和一边,议大礼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由于他两上议大礼疏,有跪门哭谏,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逮下诏狱,十七日第一次廷杖,二十七日底二次廷杖,被打得死而复苏,几至毙命.嘉靖皇帝找就对杨廷和心怀不满,杨升庵现又完全站在他父亲一边,杨廷和早已至仕,于是嘉靖帝便把一腔怒气全发在杨升庵头上,对他处以重罚--永远流放,而且永远也没有宽恕他,这就决定了他老死南荒的悲剧命运.
开始时的不和在三年之中变成了影响几百名官员的前途和整个政府施政的权利之争.杨廷和与皇帝之间的冲突也变成了两个敌对官僚集团之间的斗争.对大学士们的抨击由杨一清和席书领头,他们两人是在省里发迹的有影响的官员.他们谋求削弱杨廷和与他的翰林同僚们所已掌握的过大权利.就他们来说,关于大礼的争论对实现其他的目的是有用的.
这场争论还有超出朝廷政治的后果.因为随着争论的发展,双方的论战变得更老练,更明显变晰,更复杂.官方文献中所记载的朝廷实际作法的历史成了注意的一个中心.这久而久之促成了研究历史先例(掌故)和研究本朝历史的普遍兴趣.
这场争论也引起了对语言学和文句分析的兴趣,这开了晚明和清代严密的,批判学问的先河,因为争论在很多方面集中在礼仪用语和古代礼仪的含义以及经典文献所记述的传统上.对这些原文的解释最终是以两种对立的哲学上的假定为基础,一种与12世纪程颐和朱熹所发扬的儒家传统的解释(明代朝廷承认它是正统的解释)有联系,另一种与王守仁(1472-1529年)所领导的当代学派的解释有联系.因为对原文的解释和哲学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这种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对翰林院的守旧传统程朱传统-的批判,这种批判从王守仁的学说引导出来,由他的许多弟子予以表达.各地的官员早所有细节上都紧跟朝廷的争论.因此,王的学说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闻名于整个帝国,到17世纪仍然是一个人们极感兴趣争论的问题.
由于议大礼这一涉及皇权的高规格议题,和其长达三十余年的争论时限,使得训诂考据学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动力,并在不久后的晚明和清代一跃而成为国之显学,在学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杨升庵不光在议大礼中是考据骨干,而且在以后的生涯中写出了大量训诂考据方面的文章.并且,由于他只身流放,又远在偏远的南疆,身边没有图书资料,大量的文章都是凭着记忆写出,其中难免记忆错误,这又为后世学者提供了许多新的学案,使他本人也成为清代小学研究的对象,所以杨升庵是清代小学当之无愧的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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