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亨瀚(1894～1928)本名骥才(也作济才)。生于益阳县大栗港镇五羊坪(今属桃江县)。幼入私塾，9岁进该县龙洲书院(1906年改为益阳高等小学堂)读书。

　　1909年(清宣统元年)考入长沙益阳驻省中学(后改名育才中学)，因同乡关系结识湖南新军四十九标营级军官刘文锦和张德弥等，参与同盟会的秘密活动。武昌起义后，与各校学生组织剪辫队，又参加学生援鄂敢死队。南北议和后，敢死队解散，又回益阳驻省中学，因受校方斥责，便转入长郡中学。

　　“二次革命”期间，参加声讨袁世凯的斗争，因受迫害，与刘文锦亡命日本，入东京神田法政学院。在校研究欧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因生活困难于1915年(民国4年)2月提前归国，任北京《真共和报》编辑。孙中山南下筹备护法战争之际，他因该报被封回湘，被护国军第三路军总司令周则范委任为秘书。1919年秋，因周则范被部属廖湘芸捕杀，熊亨瀚愤而辞职回益阳。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在家乡与进步青年组织益阳公民自治会，出版《资江》杂志，宣传新文化，抨击封建势力。

　　1921年(民国10年)下半年，应邀到育才中学任教务主任，同时在长郡中学兼课，带领学生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很快成为长沙教育界的活动分子。1924年秋，他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在次年5月国民党湖南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同夏曦、李维汉、郭亮、何叔衡、谢觉哉等当选为省部执行委员。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他被湖南省会公法团体青沪惨案雪耻会推选为执行委员。在爱国运动中，和共产党人何叔衡、夏曦等交往很多，又得到《观察日报》蒋兆骧、龚饮冰等帮助，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逐步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1926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以“革命为归宿”的愿望。此后，他辞掉教务，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担任省会各团体反英讨吴委员会的宣传部主任、湖南临时人民委员会委员。又和夏曦等多次赴衡阳，争取已有“反北附南”趋向的唐生智早日参加北伐。唐生智宣布参力国民革命，成立湖南省临时政府时，熊亨瀚被委任为电话总局避局长兼军法处长。同年7月，为支援北伐军，担任湖南各界救护慰劳团团长。8月，在国民党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会后。辞去电话总局局长和军法处长职务，任湖南通俗教育馆馆长。为保持共产党在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中的领导地们，当时中共湖南区委还特意公布了一个熊亨瀚与谢觉哉退出共产党的通知。以后，他按照省委指示，在国民党党内进行艰苦曲折的工作，大量发行《湖南通俗日报》，并与谢觉哉主持《湖南民报》，进行宣传工作。1927年春，他除继续担负原有的社会工作外，还担任省民会议筹备委员会执行委员(后补选为党务委员)，参与国民党省、市党部会同省政府及各公法团体制订湖南行政大纲。又任湖南人民收回海关主权运动委员会委员和中国济难会湖南分会执行委员兼交际部主任。

　　为了捍卫农民运动，他拒绝国民党省党部内以刘岳峙为首的“左社”分子的拉拢，旗帜鲜明地反击他们对农民的攻击。以《湖南通俗日报》为阵地，大量报导全省农运实况，劣绅、团防破坏农运的种种罪行外，还另编《民权周刊》，和《湖南民报》相配合，驳斥“左社”诸的谰言。他注意时局的变化和发展，为提高人们对新的军阀势力的警惕，在何键欢宴各方的宴会上明确指出：“军事领袖必须受党的指挥。如果党的权威不能指挥军事领袖，那就非常危险，就有造成新军阀的可能。”1927年5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所辖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叛变，他又投入反对国民党新军阀的斗争。奉中共湖南省委派遗赴岳阳，联络北伐军第入军所属第一师师长张国威，阻遏夏斗寅叛军由鄂入湘。长沙“马日事变”后，他由中共湖南临时省委派去衡山县传达省委指示，组织衡山县军事委员会，扩大农民自卫军。后来，10万农军反攻长沙的计划失败，他与夏曦、郭亮等遭到通缉，便潜回故乡。不久去武汉，又值汪精卫叛变，得知南昌起义消息，决定前去江西。在听到南昌起义部队 转移后，于1928年(民国17年)春，赴汉阳鹦鹉洲开展活动，由朋友出面开设一家“湘益隆”杂货店，作为联络的据点;还物色武汉第七公安局两个家乡的青年警官作为内线掌握敌人动态，营救被捕同志。

　　在一年多时间里，他奔走湘、鄂、赣之间。同年9月，他在武汉的行止，被益阳县清乡督察员吴觐光侦悉。11月7日，在鹦鹉洲渡江处被捕27日被押回长沙。湖南清乡督办署军法处连夜审讯，他只说了一句：“杀就杀，何必多说!”军法处以无证据，不便问罪，报告何键。何键说：“熊亨瀚三个字，就是罪证，不必更问，枪决就是。”并决定立即行刑，边冯玉祥将军的营求电报也迟到了一小时。次日清晨，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

　　熊亨瀚擅长诗词，作数十首革命诗篇，大部分已编入箫三主编的《革命烈士诗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