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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

  欧阳修是杰出的应用文章家。他一生著述颇丰,《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本文所引欧文皆出此集)有文章2651篇,应用文2619篇,可见他的文章写作主要是应用文写作;还撰有《新五代史》74卷,《新唐书》75卷。他不仅应用文写作颇有建树,而且对应用文理论贡献也很大。
  创立应用文概念。目前论者都认为应用文一词最早见于南宋张侃的《跋陈后山再任校官谢启》:“骈四俪六,特应用文耳。”(拙轩集·卷五)张只涉及应用文取“四六”的语言形式,严格说来还不能说明确了应用文概念。北宋的欧阳修在《辞副枢密与两府书》中云,嘉祐五年十一月奉制命授枢密副使,“学为应用之文”。这里的应用文是指公文文体。他在同一年的《免进五代史状》中自述为得功各事无用之时文,得功名后,“不忍忘其素习,时有妄作,皆应用文字”。“文字”即文章。这里的应用文指实用文章。可见,欧阳修是从文体形式、实用性质两方面来明确应用文概念的,他已把应用文当作独立的文章体裁。
  构筑了应用文理论的大体框架。如上所述,他认为应用文的性质是实用的。他赞扬苏洵的应用文章“实有用之言”(《荐布衣苏洵状》),黄校书策论“中於时病而不为空言”(《与黄校书论文章书》)。欧阳修关于应用文的实用性质是很明确的。他认为应用文的特点有三。一是真实。欧阳修认为写史要“立传纪实”(《进新修唐书表》)。所谓“纪实”,就是应像《春秋》一样褒贬善恶,“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魏梁解》),“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春秋论中》),“书事能不没其实”(《唐于鲁神道碑》)。他还认为诏令“必须合於物议,下悦民情”(《论慎出诏令札子》),用当今的语言来表述,就是要与实际相符。欧阳修主张应用文真实,一是为了应用,二是为了传於后世。二是简洁质朴。“典诰誓命之文,纯深简质”(《正史类》),赞扬孔宙碑文简质(《后汉泰山都尉孔君碑》),朝廷诏书应“复古朴之美,不必雕刻之华”(《论李淑奸邪札子》),铭应“言简而著”(《内殿崇班薛君基表》),“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论<尹师鲁墓志>》),“文书甚简”(《乞洪州第七状》),简洁质朴是欧阳修文章批评的标准之一。三是得体。他赞扬刘敞追封皇子公主九人的公文典雅,“各得其体”(《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体”指内容而言,欧阳修谓之“大体”。“公於制诰,尤得其体”(《谢公绛墓志铭》),他赞扬谢希深的制诰尤得西汉制诰之体,“体”指文体。“考其典诰誓命之文,纯深简质,丁宁委曲,为体不同”(《崇文总目叙释·正史类》),“体”指语体。欧阳修主张应用文应合大体、文体、语体,其理论已相当精深。
  欧阳修对公文的贡献很大。他写有公文一千一百零二篇,公文理论也很系统。公文内容“必须合於物议,下悦民情”;形式“取便於宣读”,采用“四六”的语言形式(《内制集序》),开苏轼改革骈文之先河。他自责其公文有“无以发明”,“意思零落”,“非工之作”,“拘牵常格”的毛病,主张内容要完整出新,有条有理;形式既要规范,又要创新。他按公文的行文方向,把公文分为三类:“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则曰符曰檄,问讯列对;下而上者,则曰状;位等相以往来,曰移曰牒。”(《与陈员外书》)他认为符、檄是下行文,状为上行文,移、牒为平行文;并明确公文不能“施於非公之事”。欧阳修虽未明确上行文、平行文、下行文的概念,但为刘熙载按行文方向分类打下了基础。(摘自《应用写作》月刊1997年第2期《欧阳修应用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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