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一道皇帝罪己诏，其辞痛切沉郁、其情挚诚感人。尤为可贵的是：以往的皇帝通常是在面对重大天灾时、出于对“天谴”的敬畏才不得不下诏罪己，其辞往往流于形式，其情亦难免作态之嫌。而李适此诏则纯粹面对人事，是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深刻反省和强烈谴责，因而虽是由翰林学士陆贽草诏，但德宗李适的深切忏悔之状依然溢于言表，千载之下阅之，恍如犹在目前：
　　……朕嗣服丕构，君临万邦，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诚莫追于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复于将来。明征其义，以示天下。
　　小子惧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积习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泽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拥隔，人怀疑阻。犹昧省己，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或一日屡交锋刃，或连年不解甲胄。……怨气凝结，力役不息，……转死沟壑，离去乡闾，邑里丘墟，人烟断绝。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驯致乱阶，变兴都邑，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罪实在予！
　　……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咸以勋旧，各守籓维，朕抚驭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宜并所管将吏等一切待之如初。
　　朱滔虽缘朱泚连坐，路远必不同谋，念其旧勋，务在弘贷，如能效顺，亦与惟新。
　　朱泚反易天常，盗窃名器，暴犯陵寝，所不忍言，获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胁从将吏百姓等，但官军未到京城以前，去逆效顺并散归本道、本军者，并从赦例。
　　诸军、诸道应赴奉天及进收京城将士，并赐名“奉天定难功臣”。其所加垫陌钱、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之类，悉宜停罢。
　　据说这篇诏书下达之后，“四方人心大悦”。
　　此诏由文章圣手陆贽所草，其文采自不待言。这篇诏书固然以其真挚的情感和斐然的文采打动了人们，但是这绝非重点。
　　重点是——它关注了各方的利益诉求。
　　也就是说，真正能够收拾人心的东西从来都不应该是虚的，而必须是对于实实在在的利益的关注。间架税、除陌钱，以及各种苛捐杂税的罢废，是百姓得以重新拥护李唐的关键所在；而除了朱泚之外，诏书又宣布对叛乱诸藩及其所有胁从者一概赦免、“待之如初”，这也在最大程度上消除了反叛者之间原有的利益共同点，瓦解了他们可能缔结的联盟，同时在此基础上为李唐王朝建立起一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所以，与其说此诏是天子李适裸裎自我的真情告白，还不如说这是李唐政府面对日趋复杂的勘乱形势不得不重新建立的一套战略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