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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

》总结了前人关于无题诗的笺注工作[10],从中可以看出诸家观点之大不同:“自来解无题诸诗者,或谓其皆属寓言,或谓其尽赋本事。各持偏见,互持莫决。余细读全集,乃至实有寄托者多,直做艳情者少,夹在不分,令人迷乱耳。”文章  李商隐的写作,除诗歌以外的成就被论及得较少。事实上,他是晚唐时期最重要骈体文作家之一。这种文体注重文辞的对偶,并使用大量典故,广泛使用在唐代官方文件中。李商隐在令狐楚的培养下,成了一位骈体文的专家,为许多官员代笔起草过奏折、书信等文书。《旧唐书·文苑传》说李商隐“尤善为诔奠之辞”。由于当时章奏中使用的骈体文,要求词藻华丽,又要表述准确,因此对于用典的要求很高。而擅长写作骈体文的李商隐,养成了用典的习惯,因此被认为这是他的诗歌中喜欢用典的原因[3]。
  李商隐曾将其骈体文作品编订为《樊南甲集》、《樊南乙集》各20卷共832篇。根据《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的记载,李商隐的文集,除了自编两集,还有另外一些。但前述这些文集,都没有流传下来。目前可以看到的李商隐的文章,是朱鹤龄、徐炯、冯浩、钱振伦、钱振常、张采田、岑仲勉、刘学锴、余恕诚等人,先后从《全唐文》、《文苑英华》、《唐文粹》等书中搜辑、考证而得到的。最新的汇编文集《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刘学锴、余恕诚,中华书局,2002)中收入了352篇文章,其中大部分是骈体文,也有少量被称为“古文”的散体文。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对李商隐的骈体文评价很高,认为只要《樊南文集》存留,唐代的骈体文就算全部遗失也不可惜。笺注  由于李商隐诗意比较隐晦,因此一些李商隐诗的爱好者尝试着为这些难懂的诗注解。宋代蔡绦《西清诗话》里提到刘克笺注李商隐诗;元代袁桷《清容居士集》里提到郑潜庵编《李商隐诗选》;明代唐觐《延州笔记》里提到张文亮注过李商隐诗。但这些注本或选本都没有流传下来。事实上,在明末之前,李商隐诗的笺注并不算多。金元时期的文学家元好问曾感叹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明朝末年的道源和尚,也曾为李诗作注,清朝初年,朱鹤龄在道源注本的基础上,删去了一小部分,又增补了很多,完成《李义山诗注》三卷。这是目前可以看到的最早的李商隐诗歌的完整注本。此后又经过陆昆曾(《李义山诗解》)姚培谦(《李义山诗集笺注》)、屈复(《玉溪生诗意》)程梦星(《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冯浩(《玉溪生诗详注》)等多人的注解考证,已经能够对李商隐诗中的典故大致了解,但是对于许多诗的涵义仍然没有定论。
  在文章整理方面,李商隐曾自编《樊南甲集》、《樊南乙集》,今已不存。清朱鹤龄曾辑录《文苑英华》等书,编成《李义山文集》,但有明显的疏漏。清徐树榖、徐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补充,两人分担了笺、注的工作,成书《李义山文集笺注》,是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注本。之后,冯浩又对《李义山文集笺注》进行考订改编,著《樊南文集详注》。钱振论、钱振常兄弟从《全唐文》中找到徐注本、冯注本均未收入的佚文两百多篇,编成《樊南文集补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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