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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乐府

  乐府原是汉代掌管音乐的官署,由于专事搜集、整理民歌俗曲,因此后人就用“乐府”代称入乐的民歌俗曲和歌辞。在六朝,更明确地把“乐府”和“古诗”相对并举,以区别入乐的歌辞和讽诵吟咏的徒诗这两类诗歌体裁。宋、元以后,“乐府”又被借作词、曲的一种雅称。

  东汉民间歌谣异常活跃,多与汉光武帝采取听风察政的用人政策以及迷信谶纬术数有密切关系。光武帝“数引公卿郎将列于禁坐,广求民瘼,观纳风谣”,促使“临宰邦邑者竞能其官”。“建武、永平之间,吏事深刻,亟以谣言单辞转易守长”(《后汉书·循吏传序》)。“谣言”即“谓听百姓风谣善恶”(《后汉书·刘陶传》注)。和帝曾“分遣使者,皆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后汉书·李郃传》),灵帝也曾“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后汉书·刘陶传》)。以至于州官上任,也“羸服间行”,“观历县邑,采问风谣”(《后汉书·羊续传》)。这种用人政策措施,显然助长地方吏民士流利用歌谣制造舆论,成为结党斗争的政治手段。与此同时,推行谶纬术数的儒生方士往往编造、利用民间歌谣以神其说。因此,有关史传志书所载歌谣多为政治性和风俗性的徒歌谣辞,其中相当一部分实出文人之手,其采集与音乐官署无涉。

  今存两汉乐府歌辞中最有价值的作品是50余首民歌、部分谣谚和少量有主名或无名氏文人诗歌,其中民歌歌辞的写作时期,多数难以确定,前人或据乐曲本事与古辞旨意的相合与否,或泛引史事以推测讽谏意向,都可作参考,但不足以断定写作时期。大体说,《汉铙歌十八曲》由于当时“但取铙歌为军乐之声”(朱乾《乐府正义》),曲、辞早已分别存用,而歌辞久未整理,声、辞混杂,不易通晓,其中有原始古辞或后补之辞,则其写作当在西汉初期或更早时期。《相和歌》本是汉旧曲,“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宋书·乐志》)。《乐府诗集》卷二十六“《晋书·乐志》载:‘凡乐章古辞存者,并汉世街陌讴谣,《江南可采莲》、《乌生八九子》、《白头吟》之属’,其后渐被于弦管、即《相和》诸曲是也”。其中有一些当是西汉作品,但也有东汉作品,如《雁门太守行》歌咏东汉洛阳令王涣事,并非曲题古辞。《杂曲》本是乐府未收歌曲,其歌辞亦多东汉作品。至于谣谚及文人制作,则或有记载,或可考略,也以东汉作品为多。所以,今存两汉乐府,大致东汉作品多于西汉。

  乐府官同黄门,事近倡优,在人品分清浊、诗乐辩雅俗的传统观念中是受轻视的。汉元帝好音乐,欣赏定陶王懂音乐,大臣史丹批评说:“若乃器人于丝竹鼓鼙之间,则是陈惠、李微(皆黄门鼓吹)高于匡衡,可相国也。”(《汉书·史丹传》)皇帝不免顾忌,文人势必更受拘束。而乐府歌曲为俗曲,五、七、杂言歌辞是“俳谐倡优所用”的俗体(挚虞《文章流别论》),所以西汉著名作者“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钟嵘《诗品序》)。东汉文人创作的乐府歌辞,为数甚少。大约在顺帝、桓帝时期,民间涌现出一批无名氏文人写作的五言诗,即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五言“古诗”,其中有的就是乐府歌辞,到魏晋仍被弦歌。此外,两汉黄门乐人也写作歌辞,如李延年就有《北方有佳人》歌一首,东汉辛延年《羽林郎》、宋子侯《董娇娆》更是乐府歌辞的名篇。总起来看,两汉乐府歌辞的成就,主要以民间创作为代表。

  今存两汉乐府歌辞谣谚作品,有宋代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元代左克明《古乐府》,明代冯惟讷《古诗纪》,梅鼎祚《古乐苑》等总集。今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将前人所辑全部搜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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