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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成大

  范成大与杨万里年龄相仿,都是在北宋灭亡前后出生的,又同在绍兴二十四年中进士,同列名于“中兴四大诗人”。不过范成大在仕途上更为得志,做到参知政事,晚年退职闲居。有《石湖居士诗集》。 范成大一度也深受江西派的影响,现存的一些早期作品中,可以看到不少语言涩滞、堆垛典故的现象,和一些似禅非禅、似儒非儒的议论。不过,范成大在学江西诗风的同时,比较广泛地汲取了中晚唐诗歌的风格与技巧,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突破了江西诗风的笼罩。尤其许多近体诗,委婉清丽中带有峻拔之气,有他自己的特点。 点评(眼儿媚.酣酣日脚紫烟浮): 词亦文之一体,昔人名作,亦有理脉可寻,所谓蛇灰、蚓线之妙。如范石湖眼儿媚萍乡道中云云,“春慵”紧接“困”字、“醉”字来,细极。 杨万里和范成大 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和尤袤号称“中兴四大诗人”。当时杨、陆的声名尤著。尤袤流传下的作品很少,成就也不高;杨、范虽比不上陆游,但都能摆脱江西诗派的牢笼,思想、艺术各有特色,不愧为南宋杰出的诗人。 杨万里(1127—1206)(注:按《杨文节公文集》卷末附录杨万里之子杨长孺所撰《杨公墓志》云:“先君于建炎元年丁未岁九月二十二日子时生……开禧二年丙寅五月八日无疾薨,享年八十。”其言甚明,与杨氏本人在《浩斋记》、《秋衣》等诗文中所自纪之年岁,亦均吻合无间。据此,则杨氏当生于建炎元年(1127)。旧说多从《宋史·杨万里传》“卒年八十三”的记载,因推定杨氏生于宣和六年(1124),实误。),字廷秀,号诚斋,江西吉水人。绍兴二十四年进士,历任漳州、常州诸地方官,入为东宫侍读,官至宝谟阁学士。他曾屡次上疏指摘朝政,忤权相韩托胄,因此罢官家居十五年,忧愤而死。 杨万里和江西诗派的主要不同是直接从自然景物吸收题材,而不是从书本文字上翻新出奇,所以他说“不听陈言只听天”。他对于自然界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自然界的一切,大而高山流水,小而游蜂戏蝶,无不收拾入诗。他认为“山中物物是诗题”,“无山安得诗”?并且说:“不是风烟好,何缘句子新?”而对于自然,他又观察得细致,领会得深刻,描写得生动逼真,以至姜夔有“处处山川怕见君”的戏言。因此在题材上,他的诗以描写自然景物的为最多,也最能体现他的诗歌的艺术特色。杨万里无论在继承和创作上,都是个善于变化的诗人。他早年从江西派入手,中年以后,转而批判江西派的弊病,尽焚少作“江西体”千余首,而自出机杼。他在《荆溪集自序》里曾说到这种转变过程:“予之诗,始学江西诸君子,既又学后山五字律,既又学半山老人七字绝句,晚乃学绝句于唐人。……戊戌作诗,忽若有悟,于是辞谢唐人及王、陈、江西诸君子皆不敢学,而后欣如也。”于是他便走上了师法自然的创作道路,认为“学诗须透脱,信手自孤高”(《和李天麟》);他不再模拟古人,而是要超出古人:“黄陈篱下休安脚,陶谢行前更出头。”(《跋徐恭仲省干近诗》)因而形成了他自己的独特风格。这就是严羽《沧浪诗话》所称的“杨诚斋体”。 “诚斋体”的特点之一,是富于幽默诙谐的风趣。这主要是继承了陶潜的《责子》、杜甫的《漫兴》,苏轼、黄庭坚的诙谐打诨的作风,而加以发展。只如《嘲蜂》、《嘲蜻蜓》、《嘲稚子》、《戏嘲星月》这类诗题,在一般诗集里便绝少见。但他往往也寓感愤和讽刺于诙谐嘲笑之中,如《嘲淮风》:“不去扫清天北雾,只来卷起浪头山!”又如《观蚁》:“微躯所馔能多少?一猎归来满后车!”第二,是丰富新颖的想象。他善于捕捉自然景物的特征和变态,并用拟人的手法加以突出,使之生动而饶有风趣。比如他用“一峰忽被云偷去”来写流云,用“拜杀芦花未肯休”来写狂风,用“两堤杨柳当防夫”来联想边疆的将士。第三,是自然活泼的语言。他继承了古代和当代的民歌,以及白居易、张籍和杜荀鹤等人的传统,语言力求平易浅近,并大量汲取俚语谣谚入诗。诸如“拖泥带水”、“手忙脚乱”,甚至“连吃数刀”之类也在所不避。这比起江西派的搜僻典、用生词、押险韵、造拗句,可以说是一个解放。这三个特点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且看以下诸诗: 野菊荒苔各铸钱,金黄铜绿两争妍。天公支与穷诗客,只买清愁不买田。 ——《戏笔》 篙师只管信船流,不作前滩水石谋。却被惊湍旋三转,倒将船尾作船头。 ——《下横山滩望金华山》 峭壁呀呀虎擘口,恶滩汹汹雷出吼。沂流更着打头风,如撑铁船上牛头。“风伯劝尔一杯酒,何须恶剧惊诗叟!端能为我霁威否?”——岸柳掉头荻摇手! ——《檄风伯》 第一首写眼前景物,第二首写日常生活,都不无寓意,却没有穷酸气、迂腐气。第三首更集中地表现了“诚斋体”的独特风格。他自言“老子平生不解愁”,又说“自古诗人磨不倒”,我们正应从这种诗风中领会诗人对生活的乐观态度。 杨万里还是一个比较关心国家命运的诗人。“谁言咽月餐云客,中有忧时致主心”(《题刘高士看云图》),正是他的自道。因此他也有一些直接抒写爱国感情的作品,如《初入淮河四绝句》: 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 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 这两首诗是淳熙元年(1190)杨万里奉命迎接金使时所作。作者看到了本是祖国心腹之地的淮河,而今却成为金宋双方的疆界,两岸的人民也失去了来往的自由,形成敌国,所以心情异常沉痛。由于结合眼前景物,故能“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也说明他在绝句方面的造诣。此外,如《雪霁晓登金山》的“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题盱眙军东南第一山》的“白沟旧在鸿沟外,易水今移淮水边”等句,也都流露了他的爱国心情。 杨万里还写了一些反映农民劳动生活的诗,如《插秧歌》、《竹枝词》等,对农民的痛苦也深表同情:“荒山半寸无遗土,田父何曾一饱来!”(《发孔镇晨炊漆桥道中纪行》)但这类作品在他现存的四千多首诗中是太少了,而且缺乏陆游那样激昂慷慨的热情,揭露也不及范成大那样具体、深刻。这可能和他的艺术观点有关,他尝说:“诗已尽而味方永,乃善之善也。”(《诚斋诗话》) 总的来说,杨万里不失为南宋一位自具面目的作家。他的主要成就和贡献是在艺术风格方面。他吸收民歌的白描手法,一反江西诗派的生硬槎桠,创立了活泼自然的“诚斋体”,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和江西诗派差不多,尽管他也推崇杜甫,但对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并未能着重继承。他心爱的乃是陶、谢、王、孟、韦、柳一路的山水田园诗,尤其是王维的《辋川集》,并片面地认为“只是征行自有诗”。因此,他的诗大都是“斧藻江山,追琢风月”,很少反映社会现实,和他所处的万方多难的时代显得很不相称。而这也就使他不可能从思想内容、创作方向上对江西诗派作彻底的变革。由于题材的细碎,他的风趣也往往流于庸俗无聊,而那种一味师法自然和滥用口语的“信手”“走笔”的创作态度,也使他写了不少粗率的作品。象“一杯至三杯,一二三四五”这类诗句,却实在不高明。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平江吴郡(江苏苏州市)人。他早年境况比较贫寒,为衣食奔走,故有“若有一廛供闭户,肯将篾舫换柴扉”之叹。绍兴二十四年中进士后,仕途上却比较顺利,也为国家人民作了一些好事。乾道四年,孝宗为索取河南“陵寝”地,派他出使金国。在金主面前,他“词气慷慨”,“全节而归”,为朝野所称道。此后他由中书舍人,累官至四川制置使、参知政事,在南宋诗人中最为显达。淳熙九年,因疾退居石湖,自号石湖居士。 范成大是个爱国者,也比较关心人民疾苦,退居后也没有完全忘却人民。他虽也受过江西诗派的影响,但主要还是继承白居易、张籍、王建的新乐府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如《乐神曲》等四首,便明言“效王建”。因此,他的诗数量虽不及杨万里多,内容却较充实,有不少即事名篇的现实主义作品。 由于生活关系,范成大年轻时便写了一些揭露残酷剥削、同情农民疾苦的诗。《催租行》和《后催租行》可为代表。在《催租行》里作者通过官府的爪牙——里正无耻勒索农民的典型事件,概括地反映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只“我亦来营醉归耳”一句,便画出了里正的丑恶嘴脸,手法也非常经济。《后催租行》更写出农民被迫出卖女儿以输租的惨状: 老父田荒秋雨里,旧时高岸今江水。佣耕犹自抱长饥,的知无力输租米。自从乡官新上来,黄纸放尽白纸催。卖衣得钱都纳却,病骨虽寒聊免缚。去年衣尽到家口,大女临歧两分首。今年次女已行媒,亦复驱将换升斗。室中更有第三女,明年不怕催租苦! 这是农民的血泪控诉。末句是反语,中含无穷仇恨。“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杜甫《岁晏行》),这种惨象,在封建社会原极普遍,但很少写得如此具体深刻。此后在帅蜀期间,作者在《劳畲耕》里还揭露了那种“食者定游手,种者长流涎”的阶级的不平。 还在少年时期,诗人便写出了“莫把江山夸北客,冷烟寒水更荒凉”(《秋日二绝》)的名句,对于南宋统治者向金使炫耀半壁江山的无耻行为作了尖锐的批评。他最有价值的爱国诗篇,是一一七?年使金时写的七十二首绝句。这组诗不仅描写了北方的山川文物,表现了诗人自己的爱国思想;而且反映了中原人民的悲惨生活和他们的民族感情。有时又通过凭吊先烈谴责宋代统治者的昏庸误国。如以下诸作: 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 ——《州桥》 女僮流汗逐毡并,云在淮乡有父兄。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 ——《清远店》 平地孤城寇若林,两公犹解障妖侵。大梁襟带洪河险,谁遣神州陆地沉? ——《双庙》 关于这次出使,作者谦言是“许国无功浪著鞭,天教饱识汉山川”。其实无论从政治还是从创作来说,诗人都完成了他的使命。 范诗的另一成就是田园诗。他晚年写的《四时田园杂兴》和《腊月村田乐府》,描述了江南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象一长卷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宋代风土人情,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这是他以前的诗人所很少着墨的。尤其可贵的是其中还有不少篇章把农村自然景色的描写和对封建剥削的揭露结合起来,赋予以闲适为其特征的传统的田园诗以更深刻的内容,这和他早期写作乐府诗的精神正是一致的。如《四时田园杂兴》: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停桑阴学种瓜。 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 垂成穑事苦艰难;忌雨嫌风更怯寒。笺诉天公休掠剩:半偿私债半输官。 新筑场泥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 这里,诗人通过深入的观察和亲切的体验领略了农民勤劳、淳朴的品质和他们生活的苦乐,流露了诗人的同情和共鸣。当然,其中也不免有美化农村的描写,表现了士大夫的情趣。他晚年还写了一些反映人民悲苦生活的小诗,如《夜坐有感》、《咏河市歌者》、《雪中闻墙外鬻鱼菜者,求售之声甚苦,有感三绝》等。 由于内容较丰富,同时他不仅学白居易、王建,也学孟郊、李贺,还有“玉台体”,因此范诗的风格也比较多样。杨万里评他的诗“清新妩媚”、“奔逸隽伟”(《石湖诗序》),主要是指“点缀湖山”一类作品而言。其实范诗还有“婉峭”、“浅切”的一面。杨万里还说:“今海内诗人,不过三四,而公皆过之,无不及者”,这评价也欠公允。范是不能和陆游相比的。他深受佛、道影响,诗中消极颓废的东西还是不少的。
  作为旅行家,范成大比不上徐霞客, 作为旅行家,范成大比不上徐霞客,但作为士大夫和诗人,范成大的精神世界却远比徐霞客这样的“专业”旅行家丰富
  南宋乾道六年(公元1170年),45岁的范成大受命出使金国。他作为“祈请使”,目的有二:一是求赵宋皇室陵墓所在的河南巩、洛之地,二是重议两国交换国书的礼仪。
  此时距金灭北宋已40余年,南宋与金国划淮河为界,以“侄儿”的身份卑事金国。南宋想以“祈请”的方式收拾失去的河山与尊严,不啻于痴人说梦。就连宋孝帝本人也知道,此行不但没啥胜算,还凶多吉少,临行前他对范成大说:“朕不败盟发兵,何至害卿!啮雪餐氊,理或有之。”这就是让他做好当苏武的心理准备了。
  ■乾道六年使金,是他一生中心情最为复杂的一次旅行
  范成大此行著有旅行日记一卷,名为《揽辔录》,取东汉名士陈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的意思。据此书记载,他于六月“出国门”,“八月戊午”渡淮出国界,十月“戊午”复渡淮归来,在金国境内逗留了两个月。中国现存最早的私人日记是唐李翱的《来南录》,到北宋时,士大夫作日记者已经很多,其中以王安石的《日录》篇幅最为浩繁,有八十卷之多,然而多记政事,实为一种私家史乘。而早期的私人日记多为篇幅短小的纪行之作。
  范成大乃南宋诗坛巨匠,与陆游、杨万里等并称“中兴四大家”,以“清新妩丽”而又“奔逸俊伟”的诗风驰名于世。范成大是一个眼界开阔、感觉敏锐的观察者,对自然界的山水泉石充满热爱,对升斗细民的悲欢富于理解之同情;他有很强的好奇心,对于殊方异域、奇风异俗都报以强烈的兴趣;他官至宰辅,风节凛然,一生宦迹又极其广阔(“予生东吴、而北抚幽燕、南宅交广、西使岷峨之下,三方皆走万里,所至无不登览”),故胸中千丘万壑,下笔气象万千。另一面,范成大又是一个内心丰富、情感真挚的人,无论是感时、忧国、悯农、刺政还是伤逝、惜别、叹老、思乡,他的诗里总有一些特别细腻而个性化的体察,用一句老话来说———他的诗里有“人”。
  乾道六年使金,是范成大一生中心情最为复杂的一次旅行,压抑、悲怆,而又满怀忠义豪情,因此《揽辔录》中的许多文字也特别感人。如写北宋旧都东京汴梁的残破:新宋门内“弥望悉荒墟”,“大相国寺,倾檐缺吻,无复旧观”……凡东京一门一楼,皆罗列其旧名与“虏改”之新名,貌似简单的记录,而板荡之痛与黍离之思尽在其中。
  更让人心碎的当然还是中原的遗民,沦陷已久,“民亦久习胡俗”,“男子髡顶”,“村落间多不复巾,蓬辫如鬼”,然而父老“遗黎往往垂涕嗟啧,指使人云:‘此中华佛国人也。’老妪跪拜者尤多”……除《揽辔录》外,此次使金他还留下72首绝句,汇为《北征小集》,其中佳作甚多。
  范成大此次出使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本来就是不可能达到的),但表现得风骨凛然,甚至连金主也认为“可以激励两国臣子”———弱国外交的极致也只能是争取一点精神上的尊严了。
  ■他是打开了心胸和慧眼的诗人,他的饱览山川联系着“许国”的抱负
  归国后,范成大得到朝廷的肯定,但很快又因刚直而被黜,于乾道七年受命出帅静江府(广西桂林),这就是“南宅交广”之行。这次旅行实际开始的时间已是乾道八年(公元1172年)腊月七日,他从老家吴郡(苏州)出发,南经湖州、余杭,至富阳而入风景如画的富春江。在余杭时与远送而来的亲友道别,场面极其伤感。之前更不得不将重病的乳母留在余杭,“分路时,心目刲断。世谓生离不如死别,信然。”
  与众人别后二日就是除夕之夜,“发富阳。雪满千山,江色沈碧。夜,小霁。风急,寒甚。披使虏时所作棉袍,戴氊帽,作船头纵观,不胜清绝。”
  此情此境此文,让人一见之下,永铭于心。试想身披两年之前去国北征的寒衣,胸怀着二日之前与亲友诀别的凄怆,于此除夜之际,置身于寒江的扁舟上,心绪如无限宇宙中的一点孤明,所谓“不胜清绝”者,实是无以言之而强为之言了。
  溯富春江,经桐庐、兰溪入衢江,然后经常山县出浙江、入江西的信江,经信州(上饶)、贵溪、余干而到南昌,登滕王阁;入赣江,乾道九年元月十二日至临江军(樟树),十四日游芗林和盘园———这两处都是当时著名的园林,给范成大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几棵大梅、古梅,晚年隐居石湖后,他就全力经营石湖的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与梅”,并专门著有《梅谱》一卷。
  过临江军后即入赣江支流袁水,过袁州(宜春)、萍乡进入湖南境内。泛湘江南下,至衡山,谒南岳庙,因病未登山,然后陆行经永州、全州,三月十日,入桂林。凡水陆路程三千里,历时三月,著游记一卷,取韩愈咏桂林的“远胜登仙去,飞鸾不暇骖”诗意,取名为《骖鸾录》。
  毋庸置疑,范成大是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旅人。
  古代士大夫因仕宦而四处游历并非罕见,但大多数人只会写一些例行的文字,无论是登临怀古还是厌宦游、思故土,往往流于程式。这类诗人的作品,让你看不出他生活的时代是唐代还是清代,也看不出他吟咏的是岭南还是中原,尤其重要的是,你看不到背后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人”。
  而范成大则是一个打开了心胸和慧眼的诗人,他笔下的风物很少是通用的,而是富于一时一地的特殊性,但又不是现实的实证主义镜像,而总是用他的情怀和风格提升着外在的世相。
  作为旅行家,范成大当然比不上徐霞客,但作为士大夫和诗人,他的精神世界却要远比徐霞客这样的“专业”旅行家更丰富。他在一首诗中写道:“许国无功浪著鞭,天教饱识汉山川”———他的饱览山川是与“许国”的抱负联系在一起的,正是为了“许国”,他才经受了“三方皆走万里”的艰苦旅程。
  ■一生的漂泊已经沉淀在他内心,成为记忆中永恒的财富
  士大夫是必须“兼济天下”的,然而作为诗人,范成大又始终非常向往乡居归隐的田园生活。
  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范成大52岁,离四川制置使任,五月底从成都万里桥出发,十月已巳进入吴郡(苏州)的盘门。和前两次怀着重重心事的旅行不一样,虽然与四川的同僚朋友分别不免伤感,这一次的回乡之旅压倒性的情绪是“归去来兮”的喜悦和轻松。这次的行程比较简单:沿岷江入长江,然后一路过三峡,经湖北、江西入江苏,从镇江转常州、苏州。此行有游记二卷,取杜甫“门泊东吴万里船”意命名为《吴船录》。与前二录相比,此书篇幅最长,也最为后人推重。
  《吴船录》内容极丰富,除了记名山大川之美,如写峨眉山佛光之奇如在目前,状三峡湍流之险惊心动魄,也有许多人文历史方面的记载非常有价值,如记江州东、西林寺的唐代碑刻,抄录峨眉牛心寺释继业所著西域行程等,颇有史料价值。此书文章之美,不愧为中国山水文字中的典范。
  从乾道八年十二月出盘门到淳熙四年入盘门,范成大完成了一个象征性的循环,从此结束了作为旅人的生涯。从四川归来过武昌时,他曾于中秋夜回忆自己十三年间,十一处见中秋,“其间相去或万里”,当时便想:若得自此“归田园,带月荷锄,得遂此生矣”。淳熙九年,范成大终于遂愿退休,从此在石湖度过了长达十年闲适而优裕的晚年生活,写下了最后的名作《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并为家乡撰写了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方志:《吴郡志》。
  在最后的岁月里,他仍然对旅行充满向往,但毫无疑问的是,每当中秋赏月的时候,他都会想起从前度过中秋的那些地方:一生的漂泊已经沉淀在他内心,成为记忆中永恒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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