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平

          皇甫平，是一个在上海支持改革开放的写作组织，取得谐音笔名。

《华夏时报》：周老师，您好!今年是邓小平南巡20周年。当年，您参与的以“皇甫平”为署名的系列评论文章，对邓小平南方谈话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那段历史的一位重要见证人，您是如何认识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的?

周瑞金：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前一年，我主持解放日报社工作，于1991年2月-4月期间组织撰写和发表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传达了邓小平同志最新指示精神。这4篇评论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但遭到了国内“左”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长达一年的大批判。这成了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的重要历史背景。

据说在1991年就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展开的交锋中，有一句话在北京流行着：“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这表明邓小平同志当时非常冷静地、不动声色地观察和思考了1991年发生在我国的这场思想交锋。

进入1992年，中央就要开始酝酿十四大的主题、酝酿十四大领导班子的组成。这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关键的时刻，邓小平同志选择这个时候，不顾88岁高龄，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胆略，亲自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应该说时机选得非常好，不愧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伟大政治家。

邓小平同志南下，走一路讲一路，从武汉一直讲到广东、上海，这是一趟重启改革、回暖人心的阳光之旅，是“大音稀声扫阴霾”之旅!应当说，20年前重拾改革势头，是党心民心军心所向。与此同时，我也想强调伟人对历史走向的推手作用。

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不仅对当时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推动我国全面改革开放，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完全可以说，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改革开放的宣言书，是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冲破“姓社姓资”思想牢笼，大胆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军令，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所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1935年遵义会议一样，起到了挽救党，也挽救了国家的伟大历史作用。

解放思想 尊重地方

《华夏时报》：那么，具体地说，当前如何凝聚改革共识，再造改革动力?

周瑞金：目前上上下下，都觉得改革推进乏力，对于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和改革方向，认识也不尽一致。大家都呼唤形成继续推进改革的政治共识。今天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共识?党内有同志主张从1981年《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再出发，有学者提出以宪法为政府和民众共同遵守的底线。我在这里不想展开讨论改革的具体指向，我想着重谈谈如何打造改革共识。

改革共识的形成，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社会民主和党内民主并重。社会民主方面，建议重视互联网对社情民意的聚集作用，做好舆情监测，把握民意脉搏;同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更为关键。

与(上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相比，今天各级领导干部的知识化、专业化水准更高，对主流民意并不隔膜。改革推进乏力，根源不在认识的局限，而在于深陷盘根错节的利益纠葛之中。

凝聚改革共识，另一个关节点，是尊重地方的首创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改革，只有一个较为笼统的政策宣示：“必须首先调动我国几亿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在政治上切实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力。”但是，安徽，还有四川、内蒙古等地，从广大农民、基层干部到体恤民情的省区政府，就是从中央打开的“小小的门缝”中看到了机会，合力把这道门缝越挤越大，一步步为“包产到户”正名，最终登堂入室。实际上，“三中全会”之所以成为新中国的伟大转折点，并不在于这次全会对改革做出了哪些具体部署，翻开会议公报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改革”字样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三中全会”的精髓，就在于邓小平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据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于光远回忆，小平同志特别强调加强民主、解放思想、开动机器(脑筋)，他说：“一个生产队看到一块空地没有种树，有一块小水塘没有搞养殖，睡不着觉。开动脑筋可以增加多少财富?脑筋用在什么地方?四个现代化嘛!”下一步的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也需要顶层的包容，鼓励地方大胆实践。

《华夏时报》：近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前后，社会上对于改革的议论比较多，有人认为改革已经变质，甚至出现了改革已死的说法，也有人认为当前是否需要再来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您怎么看?

周瑞金：制度变迁需要最大限度降低社会成本，其中包括减少思想观念的阻力。从改革之初全党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到南方谈话所主张的“不争论”，再到广东前几年主张的“新一轮思想解放”，我看无论争论或不争论，其实都是党和人民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减少思想阻滞和社会成本的艰巨努力。

与二十年前、三十几年前不同的是，今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社会改革、行政管理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着力破除的，主要不是“左”的纯意识形态的“画地为牢”，而是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滋生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步步为营”。有人拿出一些“左”的大帽子吓唬人，阻碍改革，恰恰是为了维护某些部门和一己的垄断权力、垄断资源，与民争利，甚至不惜与民为敌。

因此，能不能说，领导干部今天是否担得起改革重任，关键不在脑袋，而在屁股。脑袋清明开明并不困难，难在屁股是坐在利益集团那边，还是坐在人民这边，坐在中央政府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边。能否通过改革，毅然与不合理的利益格局切割，通过利益关系的重组，让利于民，提供社会公共品;放权于民，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以重新聚拢民心，维系和提升执政党的公信力和合法性。今天的思想解放和改革攻坚，比当年更加考验党员领导干部的党性和政治伦理。

当前主要的社会问题

《华夏时报》：20年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也积累了许多问题，我们该如何认识和把握?

周瑞金：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20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全面融进世界经济与政治，经济发展取得奇迹般成就，并实现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社会经济转型，国家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国GDP以年平均9.7%的速度持续30多年增长而不衰，尤其在国际金融大危机之下仍保持高速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已占到世界的9.27%。邓小平同志预计到本世纪中叶达到人均4000美元的目标，2010年已经达到，提前了40年。这真是谁都料想不到的。

尤其是改革开放推动我国实现了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即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走上了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由此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相应发生了深刻变化。

然而，社会经济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市场化改革也积累了许多问题，使当前中国发展面临一些难题。

其一，大国崛起的烦恼。

其二，社会经济转型的困惑。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带来了四大问题：

一是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危险趋势。

二是社会事业严重滞后，民生问题突显出来。特别是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没有建立起来。

三是发展方式粗放，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特别是水资源污染严重，全国七大水系都遭到污染，食品卫生问题更是十分严重。高投入、高消耗，带来能源、材料、资源浪费严重，吃老祖宗和下几代人的饭。

四是权力和社会腐败严重。

其三，市场竞争的焦虑。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出现了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的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堵塞了民众的上升通道。这就产生了市场竞争的焦虑。

对目前中国改革面临的态势，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总体的判断：一是经济保持快速发展;二是政治基本稳定;三是社会矛盾突出。也可以达成五点共识：一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发展经济的最佳选择;二是民主法治国家是长治久安的政治制度选择;三是公民社会是社会治理最有活力的社会选择;四是现代科学技术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主要选择;五是以人为本、思想自由、多元发展、和谐共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人文精神。

需要一场“社会进步运动”

《华夏时报》：当前继续推进改革主要面临哪些方面的阻力?如何选择深化改革的突破口，找到改革的路径?

周瑞金：从我国总体态势判断和五点共识出发，我认为要走出当前社会经济转型的困境，化解发展进程中的难题，必须要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与建设。这就进入当前的改革攻坚阶段。

鉴于中国目前的情况，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四位一体改革，又要分步骤实施。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三步走”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现在看来，中国的整体全面改革也需要一个“三步走”的路线图。中国改革要分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三步走(文化体制改革融合其中)，目前处于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

从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到2004年，用了大约25年左右的时间，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着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2004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为标志，宣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确立，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深化、完善。就在这次全会上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表明改革开放进入以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为重点的阶段。

这个阶段，需要花大约15年到20年左右的时间，如果从“十二五”规划算起，大约用两个多五年规划，到2021年建党一百周年左右基本可以完成。“十二五”期间正是启动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十二五”规划纲要已经公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社会事业，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是“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内容。这也是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的主要要求。所以，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就是中国的一场“社会进步运动”，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说，社会体制改革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承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完善的任务，又为政治体制的改革创造更为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任务：第一，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六大民生问题，即建立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并努力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保证人人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建立保障人人有房住的城乡住房建设制度，但不是人人拥有产权房，低收入者通过廉租房来解决;建立良好的生活环境，保证空气新鲜，特别是水源清洁、食品卫生。

第二，构建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推进城镇化，转移农业剩余人口，壮大中产阶层。实现非农产值比重占到85%以上;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60%以上，目前我国为50%左右，一年增1%，约10年左右达到60%的指标，发达国家达80%以上;非农从业人员上升到70%以上。这样，年收入在6万-18万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即中产阶层的人数，可提高到占总人口的40%-60%，目前我国占20%左右。这就形成了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才是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中产阶层既是推动内需、促进消费的主体，也是现代文化承载的主体，壮大中产阶层就可以大大缓解贫富悬殊的问题。

第三，要培育一个“三元构架”的成熟的公民社会。首先是政府公权力这一元要归位，不搞全能主义，统包整个经济社会事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政府主要政务是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其次是社会组织的发育，保障基层的自治权力。实现乡村自治、社区自治，社会问题让社会民众来管理，形成广大公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社会自治制度。中央一再强调社会管理创新，那就要转变原来对社会组织从管制为主变为培育和鼓励为主，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订，鼓励他们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

此外，以公有制、非公有制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市场一元，要充分保证其资源配置的权利，尽量减少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中介分开。防止以宏观调控为名干涉微观经济，让创造财富的市场主体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以政府公权力为主导，把社会自治权利和市场资源配置的权利落实好，使社会三元构架各得其所，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形成和谐的公民社会。

人物资料：

皇甫平是一个在上海支持改革开放的写作组织，取得谐音笔名。有黄浦江，辅助邓小平改革之意。《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是“皇甫平”1991年发表在上海《解放日报》头版的评论的标题。这篇评论与随后发表的几篇评论一起构成了名振一时的“皇甫平系列评论”。

皇甫平---是一个在上海支持改革开放的写作组织，取得谐音笔名。有黄浦江，辅助邓小平改革之意。

皇甫平事件

一些人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系列文章,针对时弊,鼓吹改革开放,引发了一场思想交锋。“皇甫平”文章就是按照邓小平思想写的。

生平经历

皇甫平真名

真名周瑞金，曾任《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91年与当时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和《解放日报》评论部的凌河一道，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系列文章，针对时弊，鼓吹改革开放，引发了一场思想交锋。

《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这是“皇甫平”1991年正月初一发表在上海《解放日报》头版的评论的标题。它与随后发表的几篇评论一起构成了名振一时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一扫当时舆论上对改革开放欲言又止的沉闷气氛，激情、鲜明地歌唱改革，鼓动改革。

时任上海《解放日报》党委书记的周瑞金，正是当年“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要组织者。日前他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透露，当年这组文章的基本精神正是脱胎于“1991年小平上海讲话”，而1991年小平同志的上海之行，几乎是1992年小平南巡的一次预演。从1991年上海讲话到92南巡，小平同志显示出无比的政治勇气与智慧，而这些正是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遗产。

连发四评论

许多论者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声，这并不错，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意思。从更深层的意思来说，这个“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读“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辅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涵义。而皇甫又是中国的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然。

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培养了我的政治敏感性和责任感，《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带头阐述小平同志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最新思想，是责无旁贷的。

皇甫平评论的背景并不复杂。

1990年12月召开了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会议集中提出了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体制改革问题。根据小平同志在七中全会前夕的谈话精神，江泽民总书记在开幕式上重申，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政策，“即使冒点风险，也值得干”。

按照《解放日报》的惯例，每年农历大年初一，我在《新世说》栏目都要发表一篇小言论贺新春。庚午岁尾，传来了小平同志在上海视察的讲话精神。这时我感到，只写一篇小言论不足以宣传小平同志的最新指示精神。因此在小年夜，我找来了评论部的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共同商量，决定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实践、宣传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新思想的文章。开篇就是大年初一发表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第一篇文章在读者中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但是，文章中还是有骨头的，文章提“1991年是改革年”，是针对当时有人提“1991年是质量年”的。还有那八个字“何以解忧，唯有改革”，是直接引用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同志传达贯彻七中全会精神和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的讲话原话。

“皇甫平”文章引起争论，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特定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大家知道，此前几年，东欧发生剧变。国内有些人认为，东欧事件是“改革引起”的，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疑问和诘难，对每一项改革开放的措施都要“问一问是姓社还是姓资”。有“理论家”公然在报上提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改革?

用“姓社姓资”来提问，这就要对1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予以重新评价。当然，他们要问，也一直在问，这都可以。关键在于，他们“问一问姓社姓资”的核心，就是要彻底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开放事业。当时他们讲得最多最激烈的，是反对和平演变，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对改革开放则是进行“姓社姓资”的诘难。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的确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现实课题。

十四大以前反和平演变的呼声很高，中央党校举办了第三次党建研讨班，被人称为“反和平演变班”，是背着当时党校校长办的，还不让上海的领导参加。他们提出要成立反和平演变领导小组，要下发反和平演变的座谈纪要。这些都遭到江泽民总书记的拒绝和抵制。而他们当时讨论谁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就是当时中国严峻的政治局面。舆论界的暗喻也出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一时间，经济特区被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改革试点被指责为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被指责为瓦解公有制经济，引进外资被指责为甘愿做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总之那个年头，一些报纸上的此类文字，屡见不鲜。

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与以前几次过春节不同，这一次他视察工厂、参观企业，在新锦江饭店旋转餐厅，听取有关浦东开发的汇报，发表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讲话。他强调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光我一个人讲还不够，我们党要讲话，要讲几十年。

小平同志这些话的分量非常重。我感到，小平同志的讲话很有针对性，是有意识地就全国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问题作一番新的鼓动。

3月2日，皇甫平的第二篇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发表。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是指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于发展市场经济。文章传达了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的讲话精神：“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并批评“有些同志总是习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

3月22日，第三篇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这第三篇文章见报后，把一场风波的“导火索”给点燃了。一些人的攻击开始升级，他们歪曲文章原意，然后上纲上线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语句也尖锐起来。有人气势汹汹地责问：“主张改革不问姓社姓资的作者，你自己究竟姓社还是姓资?”等于宣布“皇甫平”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了。

第四篇文章《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强调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要破格提拔对经济体制改革有进取精神的干部。这实际上是透露了小平同志关于人事组织的思想，这是小平同志要从组织人事上保证推进改革开放的公示。

在酝酿时，我们曾打算写五篇，第五篇拟展开论述第三篇文章中提出的所谓“姓社姓资”问题。后来，因为港澳工委来电话催促我尽快到香港《大公报》履任新职，我忙于移交工作，办理赴港手续，于是把这篇文章的写作给搁下了。

连遭“大批判”

皇甫平文章发表后，在党内外、国内外反响强烈。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发表背景”。文章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但是，除了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文章，公开表示支持外，其他媒体大多沉默不言。有少数几个进行攻击、批判，甚至谩骂。我们在撰写文章时，是有一点冒风险的思想准备的，但我绝对没有预料到，几篇文章会招致如此火力凶猛的“大批判”，拿大帽子吓人到如此程度。

1991年4月，我们刚发完四篇“皇甫平”文章，北京一家不知名的小刊物就第一个发起无限上纲的“大批判”，指责“皇甫平”文章“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接着，又有几家刊物起来呼应，批判的调门越来越高，什么“改革不问姓社姓资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云云。到了8月份，北京一家知名大报和权威杂志也加入了进来，上纲也上得更高了，而且提出批判“庸俗生产力观念”、“经济实用主义”，等等。

记得当时有一位理论界的朋友写了一篇文章，让《解放日报》驻北京办事处一位记者转给我，并转达他的意见，说我如果把这篇文章刊登在《解放日报》上，可以视作是我作了自我批评，北京报刊就不会再发表批评文章了。我知道这是“战场喊话”了，当我看到文章中有这么一句话：“笔者完全不能理解，‘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究竟符合党章的哪一条款呢?提倡‘不问姓社姓资’，那么在政治上还要人们问什么呢?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难道需要和可以改变吗?”我看了有些纳闷：“皇甫平”文章提倡改革开放，这是党的基本路线规定的，怎么变成“改变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了?我便马上打电话给驻京办事处记者，要他明确转告该作者：除非把这句话删掉，否则《解放日报》不可能刊登他的文章。后来那篇文章就发到其他报刊上了。

这还只是“投石问路”，不久，才真的找上门来了。1991年9月中旬，北京有位大报社长突然跑到上海解放日报社，要找我谈话。事先，我接到该报驻上海记者站记者的电话，我摸不透这位社长为什么要来找我谈，于是向上海市委主管领导汇报此事。这位领导同志也感到蹊跷，因为市委并没有接到中央有关通知，因此打电话与中央有关负责部门联系，了解到此人来沪并无什么背景，纯属个人行为。于是，市委领导交代我随机应变对付他。这位社长一来，就摆出一副官架子，用责问的口气同我说话，问“皇甫平”文章是谁授意写的。我装糊涂对他说，没有人授意，是我组织撰写的，第三篇文章还是报社一位老作者写的，我们做了修改发表的。听我这么一说，他说那我们误会了，便交代我写一个文章发表经过的材料给他，他说回北京要向中央汇报，做做工作，不再批评你们了。他走后，我立即向市委领导汇报，得到的指示是三个字：不睬他!后来，我了解到，这位社长大人来上海的行踪十分诡秘，连他的助手、秘书都不知道，只有他的私人司机才知道他的下落。

这位社长，他在9月1日的社论中，塞进自己的私货，连写两句“要问姓社姓资”，当夜被江泽民总书记下令删去。为了摆脱自己的被动，他连忙写材料向上面说“‘问姓社姓资’的话是原稿里有的”，而他本人则是一向认为“问姓社姓资”是“一种‘左’的传统观念”。与此同时，他又将一封“读者来信”编印出来，摘信中的话说：“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不是政治上的糊涂虫，便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的应声虫!”

后来，这位社长离开了报社。

当然，这不过是1991年这场交锋的一个小插曲罢了。更大的交锋还在后头!上海成为交锋的战场。

出现大转机

10月，一位大人物来上海视察，在干部会上公然指责“皇甫平”文章影响很坏，党内外的思想给搞乱了，好不容易刚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上来，现在又冒出一个“市场经济”，说什么“计划和市场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这不是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吗?当时，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是，颇有戏剧性的是，11月份又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来上海视察，他在干部会上却讲了与那位大人物不同调门的话：“不解放思想，很多事情先带框框、先定性、先戴帽，这就很难办。不要还没有生小孩，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就先起名字。”

开始，看到那些歪曲文章原意，无限上纲挞伐的“大批判”，我们本想进行反击。当时最积极、最鲜明支持“皇甫平”文章的，是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刘吉。在我们处境最困难的时候，他鲜明表示“皇甫平”文章写得及时，写得好!他说有人说我是你们的后台，可惜你们写文章时我并不知道，当不了后台。他提议，我们只要把第五篇文章重新发表，加一个编者按，让广大读者来评判，“皇甫平”文章哪一段哪一句主张过“不要问姓社姓资”?

当时，上海市委领导理解我们的处境，悉心保护我们，指示淡化处理。1991年4月23日，我以报社总编室名义给市委写了一个报告，详细解释了文章组织及发表的过程、北京及全国各地理论界的反应等。当时市委三位主要负责人批阅了报告，他们没有批评文章本身的内容，只是对文章发表的程序、事先没有送审提出了意见。对此，我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因此后来我们还是遵照市委的批示，顾全大局，不予置理。我当时承受着重大压力，连到香港履任新职的任命也被突然取消了。但是，我心里明白得很，我相信人民，相信历史，终究会明辨是非的。也就在这个情况下，刘吉同志将“皇甫平”文章及那些批判材料，送给了小平身边的一位同志，请她转交给小平同志审阅。

不过话说回来，虽然我们当时没有发表文章进行正面交锋，但是也并非沉默不言。我们还是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我们坚持真理的坚定性。

在1991年5月间，当时已有不少报纸杂志集中火力批判皇甫平文章，这时北京一大报发表《建造反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评论员文章，全国大多数报纸都转载了，而《解放日报》没转载。在市委一次中心组学习会上有领导提出，《解放日报》应当补转这篇评论。当时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还是不转载为好。最后，市委领导同意不转载。

1991年下半年，我们仍然继续坚持宣传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表明没有放弃“皇甫平”的主张和观念。

到下半年事情有了转机。江泽民同志在199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讲了一大段改革开放，其中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不要把计划和市场作为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标志的思想。前文已提到，9月1日，江泽民同志又下令将第二天就要见报的一家大报社论中有关“要问姓社姓资”的句子删去，而这篇社论的摘要恰恰突出了这个内容，已在头一天晚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播发了出去，第二天见报却没有了，使中央机关报一篇社论出现两个不同版本，这在党的新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海外新闻媒体中引起强烈反响。但9月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严厉批评一家大报引用他在纪念鲁迅大会上的讲话时作出断章取义的错误编排，这些都表明了江泽民同志的鲜明态度。

小平同志冷静地观察和思考了这场交锋。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为党的十四大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1992年2月4日，农历壬申年大年初一，我们在《解放日报》头版率先发表了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的署名评论，拉开了宣传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的序幕。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不久，中央和全国各地方报纸，以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为中心，纷纷发表自己的言论。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了《深圳特区报》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栩栩如生地传播了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活动和谈话内容。与一年前发表“皇甫平”文章的遭遇大不相同，舆论态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个加快改革开放的生气蓬勃的舆论环境，很快在中华大地蔚然形成。

(选自《炎黄春秋》200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