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培云

       黄培云，中国粉末冶金之父。

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国家一级教授，中南大学学术顾问，中国粉末冶金学科奠基人，国际著名的材料科学及冶金学家、教育家黄培云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年2月6日10时10分在长沙逝世，享年95岁。

人物档案

95年，传奇人生

黄培云，男，汉族，1917年8月出生，福建省福州市人。黄培云1952年由武汉大学调至中南矿冶学院，任副院长，后长期在中南大学任教，曾任湖南科协主席。1994年5月，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1998年起为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

人物信息：

黄培云，男，汉族，1917年8月出生，福建省福州市人，中共党员。 黄培云教授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1945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科学博士学位，黄培云教授1946年回国在武汉大学矿冶系工作，1952年院系调整中，他由武汉大学调至中南矿冶学院，任副院长，后长期在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工业大学，中南大学任教，曾任湖南科协主席，是中共十二大代表。1994年5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1998年起为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

他的岁月

黄培云，福建福州人。曾任中南矿冶学院副院长，湖南省科协主席。现任中南大学学术顾问、博士生导师。是我国粉末冶金学科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创立粉末压型理论和烧结理论，在合金相图计算、快速冷凝等诸多领域内取得了重大成果。获原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1986)和国家自然科学奖(1989)，著有《粉末冶金原理》等。

1917年8月，生于北京。

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

1938年9月，从云南昆明西南联大毕业后在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任助教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1941年9月，考取清华大学第五届留美公费生，10月起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研究生院学习。

1945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科学博士学位。

1946年12月，回国。

1947年3月起，在武汉大学工学院矿冶系任教授，兼系主任。

1952年3月，赴长沙参加中南矿冶学院筹建工作;11月1日，中南矿冶学院成立，任教授，兼教务长、副院长。

1954年，创建粉末冶金专业，兼任中国科学院长沙矿冶研究所副所长。

1956年3月，赴北京参加“制定国家十二年科学规划”会议。

1979年5月，创立中南矿冶学院粉末冶金研究所并兼任所长。

1985年8月，“粉末压制理论”获国家自然科学奖。

1991年12月，“无机相图测定及计算的若干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1998年6月，被授予中国工程院第一批资深院士。

2006年11月，中南大学举行“黄培云任教60周年暨90诞辰庆祝大会”。

2010年2月，《黄培云文集》出版。

2012年2月6日于长沙病逝，享年95岁

工作成就

金属材料及粉末冶金专家。中国粉末冶金学科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黄培云创立了著名的粉末压制理论和烧结理论。研制成功多种用于核 、航天、航空、电子等领域的粉末冶金材料。提出了非规则溶液活度系数的计算模型、三元参数计算三元系相图的方法及模型和多级快速凝固制取非晶、准晶和微晶金属粉末理论。多次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奖励。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专著2本。

黄培云教授是世界著名的粉末冶金学家，是中国粉末冶金学科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他创立的粉末压型理论和烧结理论，进入了当代国际材料科学和高技术发展的前沿领域，引起了国际粉末冶金界的重视和高度评价。他还通过合作在合金相图计算、快速冷凝等诸多领域内取得了许多重大成果，对中国航空、航天、原子能和兵器工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曾二次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多次获省、部级奖励。

黄培云教授曾任湖南省科协主席、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工业大学前身)副院长，现任湖南省科协名誉主席、中南大学学术顾问、博士生导师。

求学之路

黄培云父亲在海关工作经常易地任职，全家随行。因此，黄培云小学读于北京，初中读于烟台，高中读于苏州。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学业，反而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不少见识。由于勤奋好学，1934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化学系。1935年，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他毅然参加“一二·九”运动。1937年，日本侵略军进占北平，清华大学迁至长沙，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不久，西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2月，黄培云参加由闻一多等教授率领的步行团，并担任学生小组长，风雨兼程，历时两个多月，从长沙步行到昆明。这次步行对黄培云一生影响极大。在忆及这段往事时，他说：“它不但锻炼了我的身心，更重要的是深入穷乡僻壤，了解到不少民间实际情况与疾苦，使我进一步向进步与革命靠拢。”1938年9月，黄培云大学毕业，在清华大学金属学研究所任助教。

1940年，黄培云考取清华大学第五届公费留美生，1941年秋抵美，在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1945年获科学博士学位后，他继续在该院从事博士后科学研究工作，同年7月，与哈佛大学国际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的次女赵新那结为伉俪。

黄培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是《铜反射炉渣中铜的存在形态研究》。论文发表后，很受美、苏、英等国矿冶工程界重视。英国出版的《冶铜物理化学》一书对该文作了较详细的介绍。黄培云的导师、国际著名学者M·柯亨(cohen)教授等对他很器重，要挽留他继续留美。但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黄培云毅然偕同已入美国籍的夫人于1946年底回到了祖国，以图科学救国。1947年春，他受聘到武汉大学矿冶系任教授和系主任。1948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江南下时，在美国的岳父母担心黄培云夫妇的安全，来信来电敦促他们立即赴美工作，都被婉拒。

冶金之路

黄培云1941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1946年回到祖国。上个世纪60年代初，在中南矿冶学院，他带领他的弟子向世界高新技术发起了冲击。半个世纪以来，关于烧结过程是扩散机制还是流动机制在起作用，许多学者一直争论不休。黄培云经过近20年潜心研究、反复计算，提出粉末冶金烧结过程综合作用原理。这个理论不仅对烧结过程发生的现象能够正确地定性描述，而且对烧结过程的参数能够进行精确的定量计算。

黄培云是国际上最早采用粉末流变理论来研究粉末压制的学者之一，他提出的粉末体应变推迟、应力松弛、粉末体变形充分驰豫等一系列新概念和新理论，不仅对粉末冶金具有重大贡献，而且对力学、流变学也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这一理论因而被称为“黄氏压制理论”。

黄培云是中国粉末冶金学科的启蒙者和创始人之一。在黄培云等努力下，中南矿冶学院相继创建了国内第一个粉末冶金教研室，第一个粉末冶金研究所，成立了中国第一座粉末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了粉末冶金工程中心。由这些研究所、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组建的中南大学粉末冶金研究院已成为具有很高国际声誉的和中国最重要的粉末冶金教学、科研、生产基地。

教学经验

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政务院(今国务院)决定将武汉大学等六所院校的地质、矿冶系(科)合并，在长沙成立中南矿冶学院(1985年更名为中南工业大学)，黄培云受命参加筹备工作，同年11月学院成立后，任副院长兼教务长，倡导“三严”作风，即严肃对待教学工作、严密组织教学过程、严格要求学生。1956年，他作为冶金专家代表，参加了国家“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制定工作。这一年中国科学院矿冶研究所在长沙成立，黄培云兼任副所长至1983年(该所现为矿冶研究院)，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恢复了副院长职务，兼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主管全校科研工作。1982年，黄培云当选为中共十二大代表。1984年他退居二线，任校学术顾问。

奖项荣誉

在中国，他创办了第1个粉末冶金专业，创建了第1个粉末冶金研究所。他亲自撰写教材、开设课程、制定教学计划，培养研究生，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科学技术人才，其中博士、硕士研究生80余人，本科生2000余名，都已成为中国粉末冶金领域的骨干力量。他创建和领导的粉末冶金研究所，现已成为中国粉末冶金学科中心。在他的主持和领导下，共完成国家重点科研项目300余项，其中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三等奖2项;国家发明一等奖1项、三等奖1项，四等奖1项;国家自然科学进步奖三等奖1项、四等奖1项;省部级奖47项。这些科研成果被广泛应用于国防建设和国家重点工程上，先后3次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贺电和嘉奖。经过黄培云教授几十年的辛勤努力，中南大学粉末冶金研究院的科研学水平已被国内外同行所公认，国家计委先后批准以该所为依托建设“粉末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粉末冶金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创新项目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黄培云还领导合金设计和计算相图的研究工作，提出了非规则溶液活度系数的计算模型、二元系参数计算三元系参数的方法和模型。80年代中期，黄培云开始从事粉末冶金高技术和新材料的研究工作，其中在快速冷凝超微粉末领域，他和他的学生发明了一系列新型快速冷凝装置，其综合性能指标均达到或超过国际同类产品。1988年，采用上述装置成功地制备了固体火箭推进器用微细铝粉，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

无悔人生

88岁的赵新那老人膝上摊开着几本厚厚的硬皮画册，那是她为老伴黄培云精心制作的生日卡片——其实说人生纪念簿也许更准确——这些用心挑选出来的照片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按顺序贴在大16开的册子内页。每一张照片都记录着一段时光，这些被凝固的画面连缀起来，便构成了主人公的个人史。

《黄培云院士口述传记》作者郑艳以此为访谈的切入点，追索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中国粉末冶金学科奠基人黄培云丰富而厚重的人生历程，希冀发现一个人、一个学科、一个时代之间的关联与逻辑。

赵新那老人嗓门高而且亮，指着一张照片能讲上老半天。94岁的黄培云先生坐在对面的沙发上，他的耳朵不好使了，但从他飘向远方的目光中，能明显感觉到，他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

“我一生参与完成两件大事，一件是艰苦建校，一件是粉末冶金学科建设。”经历过四处迁徙的少年时代、参加过由闻一多等教授率领的西南联大步行团、通过清华庚款留学选拔考试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对于走过很远的路、看过很多风景的黄培云来说，应国家之需回国受聘担任武汉大学矿冶系主任，参与中南矿冶学院(中南大学前身)创建，致力于开拓我国粉末冶金学科建设并为国家培养急需人才，这是他人生的重要篇章。

“很多人说我回来傻，我也听惯了，不在乎。嘴长在别人身上，让别人去说吧。我自己认为不傻。”在国困民穷的年代选择回国，许多人不解，对于别人的议论，黄培云的回答带着他特有的执拗。赵新那记得，学校为黄培云庆祝70岁生日时，“培云说，我从来没有后悔回来过”。

朝花夕拾，亲切而温暖。郑艳从黄先生娓娓道来的人生故事中，感受着由丰厚学养、丰富阅历带来的雅达散淡。走进黄培云院士九十余载的悠长岁月，我们得以探寻一段令人难忘的风云际会，得以从一个个被还原的历史细节中，发现一个人、一个学科、一个时代之间的关联与逻辑。

风雨求学

“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巍然中央……”2008年4月27日，是清华大学97华诞纪念日，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重聚校园，深情地唱起清华老校歌。他们是已毕业70年的十级校友，最年轻的也有91岁了。再见同窗，黄培云的思绪回到了上世纪30年代的清华园，在那里，他学到了太多太多。

黄培云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是清华大学由留美预备学校改为大学后的第十班，所以称为十级。

“教学方针是通才教育，各院系都比较重视基础又各有侧重。我记得很清楚，入清华第一节上的是数学课，老师是郑桐荪。”物理吴有训、化学张子高、国文俞平伯、英文吴可读……对于这些教基础课的名教授，黄培云如数家珍，“老师们都以能够在清华教基础课为很大的荣誉”。后来黄培云才知道郑桐荪在数学界非常有名，而且是陈省身的老师兼岳父。“郑老师是个文理兼通的学者，业余时间研究清史，还写了很多诗。因此，他也要求学生基础要宽。”黄培云至今记得他的话：“窄的基础很难变成高高的尖尖的东西，不稳定就容易倒下来。把基础弄得很宽，很扎实，你的学问才能够做下去。”

第一堂数学课给了黄培云很大的影响。

黄培云学生时代的记忆印证着清华“清新、活泼、民主、向上”的校风。

恶作剧、运动、出汗，每个时代的青春都是这样充满活力和趣味吧。黄培云躲过了新生入学时必须通过的一项叫做“拖尸”(Toss)的清华传统仪式，但对“斗牛”印象颇深。“斗牛”是清华学生自创的打篮球方式，就是打球时愿意参加哪边就参加哪边，打着打着觉得这边不好，可以转而加入对方反击原来的一方，对人数没有限制。这种自由的游戏成为清华的黄昏一景，当一天的课程结束，学生们跑到体育馆尽情地挥洒汗水，场面好不热闹。

清华重视体育是出了名的，黄培云读书时体育部主任是马约翰先生，他对学生的要求很严格。那时，清华有一套“体力测验及格标准”，如爬绳、100米跑步、跳远、游泳等，一项不及格便不能毕业。“我们那时候被要求‘横渡’泳池，25米，不爱运动的我几乎是连扒带抓游过去的。”说起当年“糗事”，黄培云自己也忍俊不禁。

亲历了“一二·九”和其后的“一二·一六”运动，黄培云深深感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只是个梦想，“七七事变”的枪炮声打破了校园的宁静。1937年9月，教育部正式下令，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0月，黄培云跟随1600多名来自三校的师生到达长沙。

在国共合作刚刚开始、全民抗战热情高涨的背景下，张治中、陈独秀、徐特立等社会名流来校进行的讲演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那一阶段的课堂既有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等名教授各具特色的授课，也有不时传来的日军轰炸机警报声。

武汉失守后，长沙的局势愈发紧张。1938年2月，教育部决定将学校从长沙搬到昆明。当时国内交通极不发达，只好分三路赴昆。身体条件较好的学生由教授任领队组成“湘滇黔旅行团”，沿湘黔公路步行进入云南。黄培云跟着同在清华读书的二哥黄培熙参加了步行团，被选为小分队队长。

“早上军号一吹，我们就卷被子，匆匆吃完饭便往前走。我们穿着黄色的制服，罩着黑色的棉大衣。因为经常下雨，每天都得带一把雨伞。还得带一个饭盒装午饭，背一个军用水壶以防口渴。”黄培云和许多同学都有写日记的习惯，每天睡前把当天的见闻记下来。这样的记录使这段经历深深地烙印在他们的记忆里，但这本珍贵的日记在“文革”期间被抄走了。

1938年2月19日由长沙出发，沿公路经常德、沅陵、芷江、晃县进贵州省，经玉屏、镇远、贵阳、安顺、镇宁、普安进云南省，经沾益、曲靖，4月28日到昆明，共行69日，全程1670公里。在漫长而艰苦的旅途中，黄培云和同伴们以张骞通西域、玄奘游天竺、郑和下西洋自比，克服了重重困难，使身体和精神都受到了磨砺。

长沙临时大学迁昆明后正式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每当哼唱起西南联大校歌中的这一句，于风雨之途求学的感怀便涌上黄培云心头。在他心里，西南联大最值得怀念的是其自由宽容的学风，让老师和学生凝聚在一起的是师生共同的爱国情怀。忆及那段难忘的步行经历，他说：“它不但锻炼了我的身心，更重要的是深入穷乡僻壤，使我了解到不少民间实际情况和大众生活的疾苦。”

当时，同学间关于应该念书还是该去打仗的争论同样引起了黄培云的思考：作为一个有血性的男儿，我们是否也应该跟同龄人一样去当兵，保家卫国?教授们开导学生说，战争总会过去，我们这个民族在战后还要建设，要复兴。只有国家强大，我们才不会挨打。所以我们不能中断读书，不能中断人才的培养。这种观点使学生信服，为救国而读书成为西南联大人的信念，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西南联大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才。

1938年夏天大学毕业后，黄培云留在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担任助教。1941年通过第五届清华庚款留美考试，赴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非铁冶金。

艰苦建校

1951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揭开了1952年院系调整的序幕，会议决定对湖南大学、武汉大学、广西大学、南昌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工业学院6所高校有关地质、采矿、冶金的学科进行调整合并，成立独立的中南矿冶学院。该学院定位为以培养有色金属工业需要的人才为主，并要求1952年招生。时任武汉大学矿冶系主任的黄培云参与了筹建工作。

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后，校址最终选定在湖南长沙。“建校时最困难的是没有人，我们就在长沙即将毕业的学生中找几个能干的。”黄培云印象深刻的是武大学冶金的佘思明。他负责木工，完全是是从头开始学，边学边干。他们是从学行话开始的。哪些木头耐用，哪些木头会长虫，他们很快就掌握了这些知识。先对学校的桌椅板凳、实验台需要多少木头进行估算，然后再去买，他们总能买到最好的木头。“那木头真是好啊，我家里现在还有几把那样的黑漆木头椅子，结实极了。”黄培云感叹地说。赵新那在一旁补充道：“比什么摩登家具都好。”

佘思明他们又买了马达和锯片，自己装了锯木头的机器，很快，木工厂建起来了。说是木工厂，实际上除了那台锯以外，什么都没有。但学生们就是用它制作了一大批小板凳。

然而，建校不是把桌子板凳做好就行了。几所学校的师生加起来有好几百人，加上当时交通不便，从四面八方到长沙来这个过程就不简单。

最开始的时候连学生宿舍、职工宿舍都没有。从清华大学秘书长职位抽调来筹建学校的陈新民提出“以革命的精神，革命的方法，艰苦奋斗，团结建校”。

黄培云记得，在修整校舍的过程中，实在买不到瓦，他们就自己做瓦。建房子需要大量的砖，他们就自己建窑、自己压胚、自己烧砖。

还有水的问题，学校所在的左家垅一带缺水严重，居民人口多，自然条件差，逼得学校只能自己解决用水问题。学校师生自己设计、自己装管子……靠自己的力量办了一个小型自来水厂。

交通运输也是一个问题。建校时，左家垅一带只有一条勉强可以通过单车的羊肠小道，其中还有一两处连单车都很难通过。学校师生就用锄头一点一点把路铲平、开通，使大批建校物资运往新校区成为可能。

要在1952年11月如期开学，教材问题迫在眉睫。6所学校所用教材的内容、范围差别很大，急需在开学前把各个学科的内涵，范围等规定好。

黄培云回忆道：“我们把6个学校的教材摆在一块儿，强中选优，最后确定以武大、湖大、北京工业学院的教材为主。当时没有复印机和扫描仪，就用蜡纸和油印机。”但这套综合几所大学教材临时编写的教材没用多久，就依据教育部的规定，统一用苏联教材了。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师生团结一致，以必胜的信念迎来了中南矿冶学院的如期开学。1952年11月，在隆重的开学典礼上，陈新民被任命为中南矿冶学院首任院长，黄培云和顾凌申任副院长。

严肃对待教学工作、严密组织教学过程、严格要求学生，黄培云倡导的“三严”作风在建校以后起到了很大作用。“我们一方面不断改善教学的物质条件，一方面大力培养师资。学院成立时基建只有两万多平方米，实验室、教室、宿舍等都非常缺乏。”大概用了3年时间，教学楼、实验楼相继建立，实验室设备不断补充，教学质量也有了提高。

从1954年开始，学院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改组了院务会议，调整教研组，修订教学计划及教学大纲，对教学法展开研究。

包括黄培云在内的学院领导特别强调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认为科研是促进教师成长的重要因素，是提高教师学术水平、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由于积极利用行政管理优势促进教师开展科学研究，中南矿冶学院的教师和学生参加国家科技攻关时捷报频传，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1956年中南矿冶学院培养出第一批毕业生，较强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使这些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的欢迎。

孜孜治学

谈及粉末治金学科，黄培云感到无比亲切：“这个学科，我参与了奠基、培养人，更直接见证了它的发展。”

粉末冶金是一门制取金属、非金属和化合物粉末及其材料的高新科学技术，它能满足航空、航天、核能、兵器、电子、电气等高新技术领域各种特殊环境中使用的特殊材料的要求。一些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该领域的研究，而在1950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空白。

冶金部把培养生产硬质合金所需人才的任务下达给了刚刚成立两年的中南矿冶学院，要求设立粉末冶金专业。

任务下达，谁都不知道粉末冶金是什么。中南矿冶学院当时的党委书记、院长唐楠屏问谁知道粉末冶金是怎么一回事，黄培云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学过一门30学时的粉末冶金选修课，有点概念，但当时并不太重视这门课程。

唐院长说：“好极了，你就负责粉末冶金人才培养这个任务。”从那以后，黄培云在学术和专业方面由一般有色金属冶金研究，转向集中研究粉末冶金与粉末材料，“我开始一心一意进行粉末冶金教学与科研工作，我的后半生都用于这一事业了”。

“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候什么都没有，真是从零开始。学生、讲课教师、教材、实验室都还没有。我们首先在冶金系里成立了粉末冶金教研室，我兼任教研室主任，成员有冶金系主任何福煦、助教曹明德。”黄培云说。

在第一班中有个学生叫吕海波，他毕业后由一名助教成长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与黄培云一起工作，一起出席学术会议。“我们合作的时间超过半个世纪了。”

60年代初黄培云培养了第一批粉末冶金专业的研究生。“文革”中，研究生培养工作中断。1978年，黄培云又开始招收研究生。上世纪80年代，他培养了这个专业的第一批博士生。在培养专业人才的过程中，他先后给学生上过硬质合金、粉末冶金原理等课程。

几十年来，这个专业为我国粉末冶金行业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有一些成为了我国粉末冶金领域的骨干力量，发挥着学术带头人的作用。

培养人才之外，黄培云领导的粉末冶金专业还接受完成国防部门下达的任务。即使在“文革”中新材料研究室的研究工作也没停过。

从新材料研究室到后来的粉末冶金研究所，多年来，研究所同仁共完成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数百项，为我国原子弹、导弹、卫星、雷达等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文革”之后，黄培云和学生们合作扩大了研究领域。与吕海波合作开展了粉末压制和粉末动压成形的应变行为研究，与曾德麟合作开展了水静压制研究，还与杨守植等人合作开展了粉末振动热压研究。

黄培云创立的粉末压型理论和烧结理论，进入了当代国际材料科学和高技术发展的前沿领域，获得了国际粉末冶金界的关注和高度评价。

黄培云评价自己“不是一个活跃的人，比较内向”，这种个性使他在学生眼里常常是不苟言笑的形象。但谈完了正题，他又变得谈笑风生，和蔼可亲。曾德麟教授是黄老上世纪60年代的研究生。他记得那时的每周三下午，研究生们都会例行来到黄培云的办公室。指导、答疑之后，话题也就说开了，国内、国际科技信息、动态、前景、意义，时而分析，时而归纳，学生们可以插话、可以质疑、可以反驳。“遇到不易说清的问题，黄先生就侧身在房门后挂着的小黑板上写写画画，总想让人信服。偶尔，有人还是不服，他就满脸微笑，和缓地说，大家回去再仔细思考研究，下次再谈。”

黄培云牢记着自己当学生时老师的教诲，他当教授后总是鼓励学生多关心所学专业之外的东西，要把基础打得又牢又宽。面对越来越多的博士只关心本专业的现象，他总忍不住呼吁，千万别把博士给培养成“窄士”。

黄培云无疑是幸运的，在战时的中国，他在拥有中国最著名师资的学府读书，在精神与学术上受到多重熏陶。知识渊博、兴趣广泛的名教授讲普通基本课程的风气使黄培云受益并深深影响了他后来的教学科研之路。

黄培云的学生、今年教师节被评为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的中南大学教授金展鹏上个世纪70年代曾与黄培云共事。黄培云十分支持金展鹏开展的相图计算工作，但金出国两年之后回来，因遇到一些困难，当时情绪不高，“黄院长每次见到我都提相图计算的事，要我抓紧。有一次，他对我说，你要抓紧时间。他引用了一首唐诗：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若待上林花似锦，出门俱是看花人。他的意思是说学科发展也是这样，真正的春天并不是大家都看到的春天，当柳树还是嫩芽的时候，真正勇于探索、有眼光的人会发现春天已经来临了，而等到繁花似锦的时候，到处都是看花人，要赶都赶不上了，对科研目而言，就是把创新的时机放过去了。”

当时的科研条件差，黄培云就拿郑板桥那首《竹石》诗勉励年轻人，进行科学研究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要学黄山的松树，要学石头缝中生长的竹子……

“黄院长指导研究生相当具体，有些程序都是他自己写的。要求学生看的参考文献，他自己也看过。”金展鹏说。

事实上，即使在年事已高的今天，黄培云身上仍保持着这种求真务实、向善向美的品性。《黄培云院士口述传记》的作者郑艳每次去黄老家里访谈，“都见到他坚持学习，见到他拒绝空泛议论，见到他谈起古典音乐时轻弹节奏的手指……正是这些，形成了一种精神的穿透力，穿透各种困扰，保护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从事真正的科学、真正的学术”。

缱绻亲情

“我们这批留美的研究生出国以前，清华当时理学院的院长吴有训先生跟我们反复讲，这批考生是各个学校里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所选的学科是经过反复研究的，都是国家很需要的专业，希望你们能够赶快回来发挥作用。因此我从没有想过不回来，我们那一批学生后来都回来了。1973年新那的父母回国探亲，在北京，吴有训先生对老朋友赵元任夫妇说：‘你们的二女儿、二女婿回国来，是对的。’”

黄培云从不怀疑自己作出的归国决定的正确性，在他的意识里，这几乎无需讨论。回国前夕，他的导师Hayward教授问他：“你考虑过留在美国继续工作吗?”他回答：“回不去没办法，回得去我下决心回去。”

1946年12月2日，黄培云、赵新那夫妇登上了从洛杉矶开往上海的轮船。

深受蔡元培先生影响的武大校长周鲠生认定办好一所大学首先要有优秀的师资，所以他求贤若渴，广揽人才，不管是英美派，还是德日派，对于有真才实学的人，他都聘用。他在美国讲学期间就十分注意在留学生中选拔人才，黄培云就是在美国接到武汉大学聘书的。

黄培云夫妇1947年3月到了武大，当时学校很困难，经费极少。但珞珈山的风景使他们感受到了家园的美好。

黄培云说：“学校为了减少一点职工的困难，有一部分工资用实物替代。什么实物呢?现在听起来都令人惊异：盐、几块钱的镍币……为了不贬值，大家拿了工资就拼命买东西。有一次，因为新那怀了身孕，身子不方便，我进城去买东西，好东西别人都买走了，我只好买了个木柜子回来。新那说，行，咱们这个月就吃木头吧。”

“工资的数目越来越大，先是几百块，后来又是几千块，几万块，上百万块钱，最多的时候是几亿几亿的工资。后来连金元券也贬值了。买东西经常得骑着自行车，后面是一大捆钞票，加在一起是几个亿去买点东西。”讲起那时候日子的拮据，黄培云像在说别人的故事那般轻松。他陶醉在自己的工作中，逐步建起了矿冶系的实验室。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常有别的学校的人来参观，慢慢的，武汉大学矿冶系在国内有了点名气。

“培云今年87岁了，用英文说：‘pushing 90!’咱们在一起也将近60年了。”2004年，赵新那在给黄培云的生日赠言中写下了这段话。

谈起他们的相识、相知、相爱，快言快语的赵新那说：“我还记得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别把碗砸啦’。”

赵新那是中国语言学家赵元任的二女儿。赵元任侨居美国后，他的家几乎成了留美学生的“接待站”。周培源等许多早期赴美留学的学者，都曾是赵府的座上客。

在赵家开清华同学会，通常很热闹。几十个人在那儿吃饭，饭后这个表演唱歌那个表演跳舞，常常是吃完饭后盘子和碗一大堆等人清理，黄培云就自告奋勇到厨房去洗碗。“新那到厨房来帮忙，我说用不着了，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就这样认识的。”

那时候时兴男同学请女同学到餐厅吃饭、跳舞，“但我们的情绪不一样，我们国家正在受侵略，对于他们时兴的这些我们不感兴趣。培云不会跳舞，我也不会”。同样的心情，同样的志趣，使赵新那与黄培云走到了一起。而赵元任也早就把黄培云看成家里人了，“培云博士论文交上去的稿子就是我父亲打的”。

1945年7月21日赵元任在日记中写道：发出新那的结婚通知约300份。跟新那、培云、陈福田夫人同去市政厅，City Clark Buck 主持婚礼……

黄培云说：“这是赵家第一次嫁女儿，岳父亲手办理婚事，用中文书写结婚通知书，送到雕版印刷公司制版印刷。通知书上注明‘为省物资以促胜利千祈勿赠礼物为幸’。”

想当年，赵元任与杨步伟女士结婚时婉拒一切礼物，只在家中请好友和证婚人吃了顿饭，被报纸以《新人物之新式婚姻》为题进行了报道。他们简单而浪漫的婚礼在知识界一时传为美谈，引得不少好友效仿。“后来新那和我结婚，我们的两个儿子结婚，也都没有请客。”黄培云说。

黄培云和赵新那在结婚50周年的时候去美国探亲，还专门去了他们当年登记结婚的地方。黄培云感慨地说：“这么多年，我们的感情概括起来就是，志同道合、相依为命、相扶到老。”而赵新那回忆起黄培云70岁生日的情景，只记住了他说的“我从来没有后悔回来过”这句话，“我当时一听，就觉得我们真是志同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