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炳林

顾秉林，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校长，物理学家和材料科学家。长期致力于物理学和材料科学的研究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在凝聚态物理方向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 1945年出生于吉林德惠，长于内蒙古包头市，1960年-1965年就读于包头九中，毕业于芜湖市第一中学，1965年进入清华大学学习，1970年大学毕业并留校工作。1973年3月—1975年7月及1978年1月—1979年11月，先后在清华大学固体物理研究班学习。1979年赴丹麦Aarhus大学学习， 1982年获得博士学位。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文名：顾秉林

国籍：中国

民族：汉

出生地：吉林省德惠市

出生日期：1945

职业：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校长

毕业院校：清华大学

主要成就：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2002)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00)

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000)

代表作品：低维结构的量子特性及计算设计研究

顾秉林(1945—)，吉林德惠人，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材料科学家，现任清华大学校长。曾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中国高校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四次教育部(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国家科委“七五期间的工作做出重要贡献”奖、宝钢教育基金优秀教师特等奖等多项奖励。1960年—1965年，先后在内蒙古包头市第九中学和安徽省芜湖市第一中学就读。1965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学习，1970年大学毕业并留校工作。197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3月—1975年7月和1978年9月—1979年9月，先后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研究生班学习。1979年赴丹麦Aarhus大学学习，1982年获得博士学位。曾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副系主任、系主任，美国NotreDame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高访学者，日本东北大学客座教授。

199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0年3月任清华大学研究生院院长，2001年3月任清华大学副校长，兼任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校学科建设领导小组组长。2003年4月任清华大学校长。目前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物理学与天文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物理与天文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亚太物理学会理事，中国体视学学会理事长。

突出贡献

长期致力于物理学和材料科学的研究和高层次人才培养，在凝聚态物理方向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对低维和纳米量子结构的电子性质、输运行为和相关器件应用作出了系统研究，揭示了量子点、碳纳米管、原子团簇及团簇组装材料的一些新特性，阐明了力学形变导致的纳米管中金属-半导体相变的物理机制及其在纳米器件中的可能应用。长期从事功能材料的组分、结构与性能关系的研究和材料的微观设计，系统地研究了多元III-V族半导体合金的电子结构和相变，发展了处理其生长动力学过程的模型，探讨了该体系有序化结构类型及形成条件。系统研究了弛豫铁电体的材料特性及其形成机理，给出了弛豫铁电体有序的判据，提出八势阱有序-无序铁电模型，研究了其介电、极化及场致相变的微观机制，发现铁电调制结构中存在不寻常的电力学响应行为。

在回国后的不长时间里，他就与同伴们共同奋斗，取得了一系列喜人的成果：建立了多元半导体合金设计模型，提出了原子位形几率波理论，揭示了量子点、原子团簇及团簇组装材料的某些新特性，为某些新材料探索打下了基础。他们的许多工作与“最早”“首次”这些字眼儿结下了不解之缘。1984年，顾秉林被清华大学破格晋升为副教授，1988年1月，又成为当时清华大学最年轻的教授。1991年，顾秉林荣获了“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回国留学人员”荣誉称号，1997年获“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荣誉称号。他发表的论文有134篇被SCI检索，引用达640次。仅1998年，顾秉林领导的研究小组就在国际公认的物理学界最高档次的《物理评论快讯》上发表4篇文章，取得了国际公认的成果。

学术观念

创新是研究型大学的基本特征。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Nature、Science上每年发表的论文约2/3是以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每年被SCI收录的论文作者中近80%来自大学。在过去的100年里，世界一流大学囊括了差不多3/4的诺贝尔奖，而排名前10位的大学就占了获奖总数的30%。我国每年被SCI收录的论文70%以上出自高校，而20所研究型大学就占了其中的50%以上。

研究型大学积聚了大批高水平的科学家和研发人员。高校拥有的研发人员占全国总数约17%，高校拥有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约占全国的17%,整个科技活动人员约占全国的12%左右。到2005年，中国共培养134万名硕士、16万名博士。全国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单位中，高校分别占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单位总数的60%和70%以上。国际(海外)合作是加快研究型大学创新的主要途径，海内外联合培养是造就拔尖创新人才的有效途径。1978年至2002年，中国共有58万人出国留学，已有15万人学成回国。留学人员在教育、科学等领域都占有很大比例。中科院院士中占81%，在全国高校校级领导干部中占51%。

唯实是深化研究型大学创新的基本原则。研究型大学把知识的创新、观念的创新当作自己最根本的任务和目标来追求，而唯实创新使研究型大学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中，更加明晰所追求的目标，更加认同所承担的使命。 唯培育人才的目标与基础之实。认真研究创新型人才培养、成长的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素质教育;改革完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努力建设有利于创新人才生成的教育培养体系和有效机制。唯国家的发展需要与可能之实。我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生产力还不发达，发展还很不平衡，人民生活还不富裕。大学的创新活动首先要为国家的战略发展服务、为解决民生的根本需要服务。唯学校建设的重点与条件之实。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的大学有各自不同的发展目标与功能定位，大学更要保持对自身目标与特性的清醒认识。研究型大学的创新要充分考虑学校自身的发展目标与条件，处理好国家需求与学校发展的关系、突出重点和统筹全局的关系。

人物感言

顾秉林常说：“要不是老师对我的爱，我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绩;要不是同仁、学生对我的支持，我的成果不会这么多;要不是我的亲人对我的爱，我也将一事无成。我只有做得更好才能回报所有为我付出无限爱心的人们。”

顾秉林在《光明日报》的教育周刊上给读者写了如下的一段寄语：“要有爱心，一个人如果不爱他的事业，事业就将抛弃他;一个人如果不爱他的国家，也就失去了原动力。”

“人一旦失去了创新思想，工作就平平淡淡了。”

“传统上认为能带结构随组分的变化应是均匀的，但我在研究一类材料时却发现了突变现象，后经理论计算表明，这是由相变引起的。于是我在国际会议上提出了这一发现，给出了GNF模型。开始时，很多人都不相信，但后来是他们自己的实验结果证实了这一理论。”

顾秉林常说：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其实大学优秀人才的竞争是国际化的竞争，必然应该给予优秀人才以相应的待遇。但我们如何避免把“女婿”引进来，却气走了“儿子”的现象呢?清华采取的办法是引进的海外人才实行协议工资，其工资的发放不是使用国家财政拨款，而是靠个人捐款设立的基金，设立讲席教授的职位，获得这个职位的人才可以拿到捐款人所给予的工资。这个职位的工资会很高，但这些职位本土人才可以申请，这样就营造了一个公平的环境。我们一定要营造一个好的环境，提高本土教师的待遇，改善其工作条件，使本土人才能够发挥巨大的潜力，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学术大师。

顾秉林常说：国内一定要营造一个适合人才成长的环境，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反对另一种说法“出去的人才等于流失”。这不是人才流失，而是一种人才的储备。一段国外留学的经历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是有好处的，至于出去的人才回来得少的问题，我认为不用着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工作、生活、环境的改善，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回国作贡献的。即使有些人暂时没有回来，他们也和国内相关领域保持了很好的联系，加速了中外交流。在社会上应该有一种良好的心态：每个人都能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顾秉林常说：绝大部分海外的华人是非常爱国的，他们很愿意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作出自己的贡献。这增强了我们引进海外杰出人才的信心，后来我们引入了图灵奖获得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全职教授姚期智先生，当时他只有50多岁。如果说杨先生回来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强烈震动，那么姚期智回国在美国学术界引起了强烈震动。当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找我问：“你们用什么办法把我们最优秀的人才挖走?”我说：“一靠事业，二靠感情，三靠营造好的工作、生活环境。”之后我们成功引进了施一公教授、钱颖一教授，后来更是有一批年轻的高端人才被引入清华。

顾秉林校长表示，在二十世纪初至4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教育界的黄金时期，在这段 时间以内中国的大学为社会培养出了大批的优秀人才，他们中有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 有革命义士、抗日英雄，有科学骨干、民族精英。而这种盛况自从解放后尤其是九十年代 开始衰落。现在的各高校，包括清华与北大在内，已经没有将培养人才作为大学教育的目标。严重的学术腐败，枯燥且与社会脱节的课程，死记硬背的教育方式，将导致学生们的思想僵化，对课程失去兴趣，对大学乃至整个中国的教育失去信心，退学正是表达他们对大学教育失望的最极端方式。 他进一步表示，至少有80%的学生在刚进入大学的时候是酬躇满志，报着努力学习的 决心的，可是在四年大学生涯的消磨与侵蚀下，能将这一决心坚持到毕业的学生恐怕不到 20%。逃课，考试作弊已经被很多学生当成了家常便饭。上大学的目的由最初的学习知识 变成了纯粹的混文凭。而那些在恶劣的环境下坚持认真学习的学生，他们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却正在被逐渐磨灭。若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大学最终培养出来的成品，将是一具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