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泽生

李峥先忙把唐天际主任谈的那几个问题的重要性说了一遍。曾泽生说：“解放军提的第一条就不大好办，郑洞国是个好好先生，李鸿又在重病中，我们在一块相处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能乘人之危忍心下手呢?其余几条我们照办就是了……”

发生在1948年的长春起义是解放战争中我军第一次争取国民党整军起义的光辉战例，对瓦解国民党军、夺取辽沈战役的全面胜利具有重大意义，但负责起义联络的“信使”李峥先一直在人们的视野之外，几年前他曾经向笔者披露过他在长春起义中担任“信使”的经过。

策反成功

李峥先是云南白族人，生于1910年，为抗日投笔从戎，以军功晋升为上尉连长。1947年在吉林南部双阳与东北野战军交战中负伤被俘。在野战军的教育下，他决心参加革命，1948年4月被组织派回到国民党第六十军做策反工作，同年10月17日随国民党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将军率部起义。

国民党六十军是滇系部队。1946年，蒋介石将六十军海运赴东北参加内战，六十军在辽南、吉林地区几次遭东北野战军重创后，于1948年3月8日被迫溃退长春。六十军和蒋的嫡系新七军统归驻守长春的时任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指挥。

李峥先在任国民党六十军一八二师五四四团副团长时，于1947年7月17日在吉南双阳与东北野战军战斗中因腿部受伤被俘。1948年4月，解放军东北军区决定派李峥先和张秉昌等人，以遣俘的方式回去做策反工作。

1948年10月10日凌晨5时许，国民党六十军二十一师师长陇耀专门派人把李峥先和张秉昌叫到师部，神秘地说：“你们重回六十军的任务，军部早已知晓。这次请你们来，有个重要事和你们商量。曾军长、白师长(白肇学，时任六十军一八二师师长)和我已决定率部起义，并正式派你和张秉昌作为六十军的全权代表出城与东北解放军接洽起义事项。”陇耀又说：“我们这次起义的目的，是为了云南3万健儿的生死存亡，因为蒋介石来令逼我们迅速突围向沈阳靠拢，可我们几次突围未成。在这生死攸关的紧要时刻，我们不得不以起义方式投向东北解放军。”

李峥先点点头：“去东北解放军那里还有什么要求和条件吗?双方还有应取得相互协调的问题吗?”陇耀说：“这是参加革命，没有什么条件。但要协商好以下几个问题：1.明确部队起义的时间，行进方向、路线、到达的地点;2.为了避免两军误会，双方应明确规定通讯联络、口令信号;3.对起义部队的服装、粮秣给养的补给问题;4.不要把起义部队分散打乱编制。”

李峥先又问：“假若东北解放军要我们准备全军起义的凭证怎么办?”陇耀从内衣里取出一封信交给李峥先、张秉昌：“这个我们早想好了。这是曾军长、白师长和我3人亲自签写的，带去呈交东北解放军负责人，如果我们失信的话，可将此信公之于世。”

双方谈判

当天上午9时，李峥先、张秉昌就出城赶往东北解放军驻地。12日一早，东北解放军围城兵团部政治部唐天际主任、陈光参谋长和刘浩等人接见了他们。李峥先、张秉昌把六十军委托他们作全权代表出城联络起义之事作了汇报，并把长春城内已经极其困难、新七军军长李鸿病重等近况作了详细汇报。

唐天际对六十军的起义深表欢迎，赞扬曾泽生、陇耀、白肇学投向光明的义举。13日早饭后，唐天际等人又继续和李峥先、张秉昌谈话，唐天际说：“我们很欢迎六十军起义，陇师长提出的那几条要求和双方必须协调的一些具体问题都很好解决，请转告曾军长、陇师长放心。但还有些重大问题不知对你们谈了没有，如昨天说的消灭郑洞国兵团部和新七军问题，如果你们不打他，他要打你们怎么办?部队要行动，长春市内的治安秩序怎么维持?长春市几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如何保障?许多公私物资、门市、建筑及军政军需物资仓库怎样保护?怎么设法不致遭受破坏、不受损失?”李峥先只好如实回答：“首长问的这些，我们来时陇师长没说。”

唐天际顿了一下，又接着说：“这些重大的问题都没谈，看来你们两个同志还要再跑一趟，请曾军长、陇师长再进一步研究研究，另派正式代表再出来谈。”李峥先当时心想，如果回去另派正式代表来会谈，很明显部队行动的时间要拖长，陇耀限他们13日要把成败的消息回报，所以着急地对唐主任说：“我们既然欢迎六十军起义，干脆答应他们，命令他们什么时间把部队拉出城，带到什么地点集合不就完了吗?再说命我们再入城传达另派正式代表出来会谈，曾军长他们不相信怎么办?”唐天际说：“同志，这么重大的事，不商妥，怎么能那么简单行事。刚才说的几个问题很重要，需要双方很好地商量，否则是要出问题的。至于曾军长不相信你们，你们可以推到我们身上，就说你们是我们释放回去的，当全权代表不合适。”那么究竟谁出来最合适呢?最后确定让李佐、任孝宗两个副师长来一位。

13日午后，李峥先、张秉昌再次进入长春。曾泽生、陇耀见了他们，李峥先、张秉昌详细汇报了有关情况。曾泽生听后批评二人说：“派你们两人当全权代表不行，还要再派正式代表会谈，时间这么紧，万一蒋机一来，不就麻烦了吗?”李峥先忙把唐天际主任谈的那几个问题的重要性说了一遍。曾泽生说：“解放军提的第一条就不大好办，郑洞国是个好好先生，李鸿又在重病中，我们在一块相处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能乘人之危忍心下手呢?其余几条我们照办就是了，派你二人去不行，又该派谁去呢?”李峥先说：“另派正式代表的人选问题在那边也共同研究了，认为李佐、任孝宗这两位副师长随便选一位去都行。”

曾泽生还在犹豫不定，此时已是13日午夜。李峥先又急切地说：“军长，不能再犹豫了，我听说14日四野要对锦州要发动总攻击。”曾泽生听后内心很紧张，立即命令副官派人把李佐、任孝宗两位副师长找来。曾泽生当即将他们作为正式代表出城接洽起义之事作了简单交代，仍让李峥先陪同一块去，并将蒋介石要六十军立即突围向沈阳靠拢的手令交3人带去，以表诚意。

14凌晨2时，李峥先和李佐、任孝宗3人悄悄出城，进行第二次联系。拂晓时，他们又见到了唐天际等上次所见的那几位首长。早饭后休息一会，双方就开始了正式会谈。

李峥先首先把曾泽生答复的情况作了说明：“曾军长的意思是对消灭郑洞国兵团部和新七军问题感到为难，说郑司令官是个好好先生，新七军军长李鸿又在患重病，况且长期相处都比较要好，怎能乘人之危忍心下手呢?”至于其他几条，李佐、任孝宗两位副师长也说：“军长已交代我们，按照贵军要求办就是了。”但唐天际问到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比较妥当、安全时，特别问到部队采取什么方法步骤撤出长春，怎样行动时，两位副师长顿时语塞了。李峥先也陷入沉思，六十军起义这么重大的事情，对面还有郑洞国兵团部和战斗力较强的新七军这样的敌人，这些事没考虑好不进行周密部署，确实不妥。谈了一天，结果不很理想，唐天际说：“我们的意思，还要请两位副师长回城再和曾军长进一步具体研究部署。”10月15日，东北军区派刘浩陪同任、李两位副师长返回长春。他们回城后，当夜就架通了两军的电话线，曾泽生直接和唐天际取得了联系。

兵不血刃

16日，曾泽生亲自出城和唐天际面谈，最后商定用交接防务的办法行动，并且时间就定在当天夜里。当日黄昏，李峥先随曾泽生和刘浩一同乘车返回长春城。曾泽生向部队下达了出城交接防务的一系列命令。随后不久，不断有师团来电话报告交接防务情况，深夜12时，通信营来电话报告说，各部队电话线都已撤收，除留有通兵团部的一条线外，其余全部撤收完毕。

待所有部队脱离驻防地出城集合后，曾泽生令接通兵团司令部电话，亲自对郑洞国说：“六十军已经起义，这是全军官兵的一致要求，部队除此一条出路外，别无选择，所以请司令官谅解，请问司令官是否也能同我们一块采取同样的行动?”

李峥先听不清郑洞国在电话里讲什么，又听曾泽生回答：“现在别的话都用不着再说了，这也是逼得没有办法的事，不要再说什么蒋总统过去对我们如何好的问题，大家心里都是明白的。现在就有一位解放军代表在我这里，你愿意和他讲话吗?”

曾泽生随即把话筒递给刘浩，刘浩先向郑洞国问了好，接着说：“现在长春的形势你是知道的，我们的政策是放下武器可以保证你方安全，六十军曾军长现在已经率部起义，是一个走向光明道路的义举，司令官是不是能像刚才曾军长所言，和他们一块行动?希望三思，莫作不必要牺牲!”对方怎样回答，李峥先没听清，只听刘浩又说：“那就这样吧，来日方长，后会有期!”

随后，曾泽生和刘浩、李峥先相视一笑：“现在一切交接事宜都办妥了，部队也都已出城，我们也走吧。”10月17日凌晨，曾泽生和刘浩、李峥先、张秉昌等人到了郊外，蒋介石派3架飞机到郊外盲目地投了几颗炸弹就飞走了。这时，六十军军部直属和三个师的部队都按指定路线到达宿营地了，此时留守长春的只有郑洞国兵团和新七军了。

17日天一亮，受到六十军战地起义的影响，郑洞国兵团部和新七军最后也决定放下武器投诚。10月18、19日两天，蒋介石知道六十军起义后，派飞机来侦察轰炸，双方在隆隆飞机声中假意激战，朝天猛烈放枪放炮。然后，东北解放军冲入兵团大楼，由郑洞国下令所属部队全部放下武器。

长春起义后，李峥先任整编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150师448团团长。解放后转业到山东省菏泽市工作，曾担任过菏泽市商业局局长、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曾泽生(1902—1973)，云南省永善县人。原国民党高级将领，1948年长春起义。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

中文名：曾泽生

国籍：中国

民族：汉族

出生地：中国云南

出生日期：1902年

逝世日期：1973年

职业：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主要成就：台儿庄战役

台儿庄战役

性别：男

曾泽生曾泽生(1902年—197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云南省永善县大兴镇人。1922年12月考入云南唐继尧开办的建国机关枪军事队。毕业后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1925年入黄埔军校任第三期区队长，1927年1月入黄埔军校高级班学习。1929年1月应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之邀回滇，在昆明开办军官候补生队，任副队长，后任滇军第98师军士队队长，第3旅6团营长、第5团副团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第60军184师1085团团长，随军开赴抗日前线，1938年率部参加了台儿庄会战。1939年起任第184师副师长、师长，第60军军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率部到越南受降。1946年率60军赴东北，先后任国民党东北第四“绥靖”区副司令、吉林守备司令、第一兵团副司令，并兼60军军长。1948年10月率领60军于长春起义，所部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任军长。后率部参加解放鄂西、进军西南作战。1949年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

建国后，1950年3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26日率50军渡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军长，率部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1951年3月15日，奉命率领完成汉江阻击作战的第50军回国休整补充。1951年7月4日，再次率领50军入朝，担任西海岸防御及抢修前线机场任务。1951年10月-11月，指挥50军渡海攻岛作战，先后解放清川江北敌占岛屿。1951年底，因病回国休养。1953年1月，又入朝回到50军。1955年4月19日率领50军回国驻防丹东。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1973年2月22日在北京逝世。[1]

人物概述

曾泽生，1902年10月生于云南省永善县大兴镇。1922年12月考入云南唐继尧开办的建国机关枪军士队 。毕业后入云南讲武堂学习 。1925年入黄埔军校任第3期区队长，1927年1月入黄埔军校高级班学习。1929年1月应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之邀回滇，在昆明开办军官候补生队，任副队长。后任滇军第98师军士队队长，第3旅6团营长、第5团副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革命军第60军184师1085团团长，随军开赴抗日前线，1938年率部参加了台儿庄会战。1939年起任第184师副师长、师长，第60军军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曾率部到越南受降。1946年率第60军赴东北，先后任国民党东北第4“绥靖”区副司令、吉林守备司令、第1兵团副司令，并兼60军军长。1948年10月率第60军于长春起义，所部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任军长。后率部参加解放鄂西、进军西南作战。1949年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1950年3月任中南军政治委员员会委员。同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军长，率部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1954年回国后继任第50军军长。[2]

1948年辽沈战役中，人民解放军围困长春。国民党第60军军长曾泽生在“突围无望，固守待歼”之际，于10月17日毅然宣布起义，率部退出长春，待命改编，并引导解放军进入其东城守备区。曾泽生的起义，使国民党残留守军陷入混乱，纷纷投降，长春在兵不血刃下宣告解放。

949年1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授予原国民党第60军这支起义部队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的番号，并任命曾泽生为军长，徐文烈任政治委员。其原属第182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148师，由白肇学任师长。原属暂编第21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149师，由陇耀任师长。原属暂编第52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150师，由李佐任师长。全军共2，3万人，归第四野战军建制。

是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一级解放勋章。

1973年2月22日在北京逝世。

生平年表

1902年10月生于云南省永善县。毕业于昆明省立中学。

曾泽生1922年入唐继尧的建国军机关枪军7队学习。

1924年1月免试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18期学习。

1925年任黄埔军校区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6年任广东20师教导团连长。

1927年转入黄埔军校高级班学习。

1929年1月应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之召回滇，任昆明军官候补生队副队长。

1930年任讨伐军第10路军3旅5团副团长。

1937年9月任国民党政府60军184师团长。率部参加台儿庄对日作战。

1939年1月任184师副师长，7月任师长。

1944年11月任60军军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率部去越南参加受降。

1946年12月任国民党东北第四绥靖区副司令兼60军军长。

1948年1月任国民党政府军吉林守备军司令兼60军军长，3月任国民党政府军第一兵团副司令兼60军军长。对蒋介石卖国独裁、发动内战、屠杀人民的反动政策日益不满，毅然于1948年10月率60军在长春起义。起义后的部队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50军，任军长。积极配合政治委员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关于改编起义部队的各项政策，使这支部队顺利转变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1949年率部参加解放鄂西、四川的作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军长。

1950年3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0月26日率部入朝参加抗美援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代表合影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军长

率部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

1951年3月15日，奉命率领完成汉江阻击作战的第50军回国休整补充。

1951年7月4日，再次率领50军第二次入朝，担任西海岸防御及抢修前线机场任务。

1951年10月-11月，指挥50军渡海攻岛作战，先后解放清川江北敌占岛屿。

1951年底，因病回国休养。

1953年1月，又入朝回到50军。

1955年4月19日率领50军回国驻防丹东。在朝鲜战场上共进行大小战斗95次，歼敌14492人。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

1953年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

1968年9月离职休养。

1973年2月2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

人物轶事

血战抗日前线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

解放军第50军部分领导于沈阳开会期间存亡的紧要关头，曾泽生认为，这是一名军人报效国家、捍卫民族尊严的关键时刻。他激愤地说：“暴日侵略土地，残杀人民，处国难当头时期，抗日战争为当前第一件大事，不容畏缩与退让，毁家捐躯，亦在所不辞，岂能坐视国土被践踏，同胞被残杀。”同年9月，曾泽生被任命为第六十军一八四师一○八五团团长。10月初，随全军奔赴抗日前线。1938年4月初，第六十军奉命增援徐州。在坚守台儿庄的战斗中，将士们以步枪、机枪打，用手榴弹炸，最后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工事随毁随修，第一道防线被突破，退到第二道防线继续抗击，击溃日军后又举行反攻，把失去的一线阵地再夺回来。正是滇军英勇顽强、前赴后继的浴血奋战，不仅使敌军损失惨重无法突破禹王山、台儿庄防线，而且让日军在这种坚决的抵抗面前觉得胆寒。

日本报纸曾报道：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实为罕见。之后，曾泽生率部参加武汉保卫战、崇阳之战，参加了南昌会战、长沙会战。1940年9月，日军进占越南河内、老街、谅山各地，并围绕云南南部部署兵力。为阻止日军的进犯，第六十军移防滇南河口、个旧、建水、蒙自和屏边一带。1941年，曾泽生任第一八四师副师长，1942年升任第一八二师师长，1943年任第一八四师师长。1945年7月起，为配合滇西远征军的反攻，曾泽生在固守阵地的同时，根据上级指示，多次派部队向越南北部的日军开展牵制性进攻，并光复了越南境内的勐烘、坝洒、沙坝等地。

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9月，曾泽生随卢汉率部入越南受降。

梦醒东北战场

1945年11月，滇军在越南进行整编。曾泽生升任第六十军中将军长，辖一八二、一八四和暂二十一师。1946年4月，第六十军被调往东北。

在东北，曾泽生先后担任第六十军军长、吉林守备司令、第一兵团副司令等职。蒋介石集团对滇军既想使用又不信任，第六十军到东北后，被分割使用，分散配置，3个师分散各地，不能相互照应，且不归曾泽生管。曾泽生只能指挥军直属分队和工兵营一个连，成了“空军”司令。曾泽生及许多中下级军官对把滇军作为嫡系部队护卫的做法，既愤恨和不满，又为第六十军的前途担忧。

5月25日，第六十军到东北不到一个月，布防于鞍山的第一八四师五五一团就被东北民主联军歼灭。5月30日第一八四师在身陷包围、援军不至的形势下，经中共长期的工作，在党和人民的召唤下，师长潘朔端率领师直属部队及五五二团在海城起义，并通电全国。第一八四师的起义“震撼了整个蒋军”，也给曾泽生以冲击。他曾率领第一八四师参加抗日战争，而这支部队却在海城

志愿军第50军部分军师领导在汉城兴国寺起义，这使他对国民党嫡系部队那种盛气凌人和见死不救的态度非常气愤，对蒋介石阴谋在内战中消灭异己的方针感到切肤之痛;使他明白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绝不像国民党宣传机构所说的那样不堪一击。

1946年秋天，曾泽生率第六十军进驻吉林。1947年后，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夏季攻势，第六十军接连受到打击。5月，新组建的第一八四师在梅河口被全歼;暂二十一师在撤退途中被民主联军伏击，全师剩下不到一个团的兵力。经过与民主联军的几次交手，全军实力损耗一半。惨痛的损失，如巨钟敲响，惊醒了迷梦中的曾泽生。

长春起义载史册

1948年3月，六十军粮弹殆尽，仍未见到增援，而东北人民解放军(原东北民主联军)却已兵临城下。曾泽生率部撤出吉林退往长春。3月13日，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战略要地四平后，即准备歼灭长春之敌，并成立了由肖劲光为司令员、肖华为政委的围城指挥部，统一指挥围城战斗。6月，东北军区根据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将直接打下长春的作战部署改变为以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军事打击、政治攻势、经济封锁三位一体的久困长围的斗争方针，变短时间内大兵团强攻为以小部分主力与独立师久困长围，在围困的同时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斗争，使守军粮弹俱乏、人心动摇时再攻的方针。

中共中央为了做好滇军的争取工作，从延安和南方局派共产党员刘浩、陈

曾泽生在欢迎解放军进入长春的大会上讲话方等10多个云南籍共产党员干部到东北。朱德总司令还以滇军旧僚的身份，给滇军将领孙渡、曾泽生等人写信，以肺腑之言，要他们发扬滇军护国的光荣传统，站在人民一边。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十分重视策反滇军的工作，1946年5月在冀热辽分局成立了一个滇军工作委员会;1947年3月东北局成立了两个滇军工作委员会，分别在吉北和吉南开展工作;1947年底东北军区政治部成立前方办事处，在吉林和长春之间协同解放军开展对敌政治工作，并直接与第六十军中的地下党组织联系。各主力部队、各省军区都对滇军做了大量政治工作。中央和解放军与第六十军将领有关系的高级将领，包括时任松江省政府副主席、原滇军将领张冲和刚起义的原第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也主动做第六十军工作。中共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派刘浩以公开身份到吉林做陇耀的工作，继而影响曾泽生。第六十军中的共产党员杨重、赵国璋等人也对曾泽生等人做了不少工作。

经过解放军各层次、各种形式的工作，眼见士卒凄苦、百姓遭殃，曾泽生在经历无数的痛楚、无数的自责、无数个不眠之夜的激烈思想斗争后，在解放战争不断胜利的大势所趋下，在解放军的强大压力下，他终于认识到：“再不能这样下去了!为全长春十多万老百姓，为全军几万官兵的前途，必须走反蒋起义、向人民赎罪的路。”他毅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选择了反蒋起义。曾泽生下定决心后，于9月22日至10月12日，先后7次与陇耀、白肇学密商，统一思想，进行准备。在讨论到起义后云南及眷属时，曾泽生认为：“革命是要发展到云南的，暂时受些痛苦，以待解放，而且现在蒋介石手忙脚乱，自顾不暇，从情况看，眷属说不定会遭到危险。但为了革命，也只有忍痛。何况中国目前在蒋管区的家庭，哪个又不是在水深火热中受苦呢!决定照原定计划实施，不计后方一切，等革命成功时再替受苦受害的人们去算这笔冤债。”

解放军大举进攻锦州时，曾泽生估计郑洞国及新七军的首脑们都在密切关注锦州方面局势的发展，对第六十军来说，这是一个起义的好时机。14日，曾泽生派人携带由曾泽生、陇耀、白肇学3人联名要求同意起义的信，与解放军围城部队联系。16日，曾泽生正式派第一八二

郑洞国、曾泽生率部起义抵达哈尔滨车站时师副师长李佐、暂编二十一师副师长任孝宗带着蒋介石命令长春守军突围的手令和郑洞国的突围计划，到解放军围城指挥部谈判起义事项。与此同时，曾泽生等人起草了第六十军起义通电，并连夜相继召集暂编二十一师、一八二师及军直营以上军官开会，进行鼓动，表明赞成起义;随后，下达了对新七军布防的命令。同时，曾泽生致信“剿总”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为使长市军民不致无谓牺牲，长市地方不因战火而糜烂，望即反躬自省，断然起义，共襄义举，则国家幸甚，地方幸甚。”

1948年10月17日上午，曾泽生与解放军代表刘浩在长春第五四五团见面，共同商量了起义行动问题。入夜，解放军围城部队进入市区接防，曾泽生率第六十军撤出所守的长春东半部，开往九台，第六十军正式起义。1949年1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正式宣布，将起义的原六十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五十军”，由曾泽生任军长。

第六十军起义，削弱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与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配合，迫使困守长春西半部的蒋军嫡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的兵团总部及新七军于18日晚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使长春兵不血刃地和平解放了。第六十军的起义，开创了在解放战争中迫使整军起义，实现大城市和平解放的光辉战例。第六十军起义使蒋介石撤退长春、回兵沈阳，全力增援锦州、锦西(今葫芦岛)的计划成为梦想，长春的和平解放，使解放军迅速彻底地拔掉了蒋介石在东北腹地的一颗钉子，使解放军能适时集中全部力量进行辽西会战，从而加速了整个辽沈战役的胜利进程，进而加速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21日，新华社评论指出：第六十军的起义，郑洞国部的投降，这是中国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并将继续发生更大变化的象征。因为这一点，长春的解放不但加速了东北的全部解放，而且给所有据守大城市的国民党军队指出了一个前途。曾泽生将军深明大义，毅然起义，为长春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功不可没。

11月29日，曾泽生偕第六十军全体官兵发表了《告国民党军官兵书》，用自己的亲身体验向国民党广大官兵指出：“摆在全国蒋军前面的只有三条路：或是被歼，或是向人民投降，或是站在人民方面来举行光荣的起义。蒋军官兵中亦不乏有识之士，何去何从，该是时候了!”希望他们毅然站到人民方面来，求一条光明的出路。第六十军起义对云南地方部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中国共产党长期统战工作和长春起义的影响下，在解放大军逼近云南的形势下，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率部发动昆明起义，从而加速了云南全境解放的进程。

50军军长：曾泽生

50军前身是原国民党军第60军，为滇军部队，在辽沈战役中于长春起义。1949年全军整编后，这支部队被改编为第四野战军第50军，军长为原60军军长曾泽生。50军成立后，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原则，部队进行了政治整训，又补入了许多解放军军官和战斗骨干，全军整体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

在四野的南下作战中，50军参加鄂西战役，生俘国民党军第79军代军长萧

郑洞国、曾泽生率部起义抵达哈尔滨车站时炳寅、副军长李维龙以下官兵7000余人。 1949年11月下旬，50军奉命配属第二野战军进军四川，参加成都战役，俘虏国民党军8100余人，迫降1.77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1950年初，50军先是在湖北参加农业生产，后因朝鲜战事紧急，50军又奉命开赴东北集结待命。

1950年10月25日，50军作为第一批入朝部队参战。在第一次战役中，50军与英27旅交手，攻进至铁山地区。因英军退得快，50军斩获并不多。在第二次战役中，50军于西线进攻英27旅和美24师一部，兜着敌军屁股追击，协助兄弟部队解放了北朝鲜全境。一、二次战役50军的战略地位并不重要，因此少有亮点。

在第三次战役中，50军较晚突破临津江防线，从正面向汉城推进。本来说兄弟部队都攻到前面去了，50军该捞不到什么油水。然而这次却时来运转。在高阳以北的碧蹄里地区，50军击破了美25师一个营的阻击，又在仙游里地区击退了英29旅皇家来复枪团第1营。这样一来，英29旅主力和其皇家重坦克中队被分隔开了。曾泽生大喜，命令149师部队抓紧时间攻歼，仙游里的部队则坚决挡住英军主力的救援。英29旅组织了1000余兵力和200门大炮拚死反击，却均被志愿军击退。而149师部队则乘夜向皇家重坦克营发动猛攻。英军装备的都是“百人队长式”重坦克，火力充足，可到处都是提着爆破筒、扛着炸药包扑来的中国士兵，英军顾此失彼，防线终于被突破。志愿军杀得兴起，漫山遍野地追杀着英军。到了天亮，皇家重坦克中队被全部歼灭。50军部队共毙伤俘敌300余人，缴获击毁坦克31辆、装甲车1辆、牵引汽车24辆。对于一支急于立功的起义部队来说，这一战绩是足以自豪的。

1951年1月4日，50军一部同39军和朝鲜人民军一起攻入了汉城，其前锋一直冲到三七线附近的水原地区。

在第四次战役中，为打破联合国军的北进攻势，志愿军采取了“西顶东攻”的战略，在西线以38军和50军背水列阵，顽强顶住美军主力的攻击;在东线志愿军集中4个军兵力进行横城反击作战，以图击破敌军的北进。

50军位于战线的最西部，在汉城以南地区，背临汉江，迎头挡住美3师、美25师、英29旅和土耳其1旅的道路。这种阵地防御战是没余地可讲的，守住就守住了，守不住就人地皆失。联合国军的火力太猛烈了，炮弹像下雨一样。面对优势的敌军，50军部队昼失夜反，死战不退，以血肉之躯苦苦坚守着阵地。最惨烈的时候，一天就有三、四个连队全部牺牲在阵地上。营连一级的建制很快就打散了架，只好以团级单位进行防守。打了不到半个月，50军就已伤亡过半，全军勉强能成建制投入战斗的只有4个营又4个连部队。因伤亡过大，很多阵地丢失了。曾泽生只好收缩兵力，固守要点，尽力迟滞敌军的北进。一直打到1951年2月初，因汉江面临解冻，50军不得不放弃阵地，撤至汉江北岸。在这里，50军继续阻击攻势不减的联合国军，为稳定整个战线苦苦支撑。在50多天的汉江两岸防御作战中，50军统计毙伤俘敌1.1万余人，击毁坦克装甲车70余辆，击落击伤敌机15架，缴获各种枪支1800余支、汽车17辆、火炮34门。

若干年后，有人问起曾泽生对自己打过的哪一仗印象最深刻，他回答：“汉江南岸防御作战。“作为一名起义将领，在一生中打过这样的仗，曾泽生可以骄傲了。

1951年3月15日，曾泽生率50军回国休整。同年7月，曾泽生率50军第二次开赴朝鲜，担负西海岸防御以及抢修机场等任务。10月至11月，曾泽生率50军奉命执行渡海攻岛任务，在空军和炮兵支援下，先后攻占南韩军盘踞的极岛、炭岛、大和岛、小和岛和艾岛。此后，50军一直作为西海岸守备部队。1951年底，因病回国休养。1953年1月，又入朝回到50军。1955年4月19日率领50军回国驻防丹东。

身后评价

曾泽生将军在长春起义前，虽在旧军队里做事，但他是一个富于爱国心，有正义感，能洁身自好的军人;当抗战爆发、国难当头之际，他主动请缨出滇抗战，率部与敌浴血苦战数十次，为保卫祖国、民族尽了军人的天职。他虽曾追随蒋介石打内战，做了蒋介石的内战工具，但他最终却以起义来反对蒋介石的内战。起义后，率部参加了解放战争，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综观其一生，曾泽生是一位追求进步、追求光明、爱国爱民的将军。

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委的肖华曾指出：“长春起义对于进一步瓦解敌军，解放沈阳，夺取辽沈战役的胜利，进而加速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进程，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曾泽生将军在长春被围5个月之久、城中弹尽粮绝饿殍遍地之情况下，仍然瞻前顾后、犹豫不决计较个人得失，未能尽早起义救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应为由此造成之十数万饥民死亡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