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秉涵

高秉涵-简介

高秉涵

高秉涵，男，菏泽市牡丹区吕陵镇李庄行政村高孙庄村人，1935年12月出生，台湾著名律师，台湾菏泽同乡会会长，菏泽学院兼职教授。 是军旅女作家张慧敏长篇小说《回家》主人公的真实原型，有一段跨海峡、跨世纪的传奇经历，有一颗拳拳爱国的赤子之心;他作为在法界工作近50年的资深律师，时任“中华孔子省道会”的会长，年逾七十的他曾“伙同”十位律师毅然地走向“反贪、倒扁”前台，一时成为焦点人物;他也是一个言必行、行必果的谦谦君子，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三十多年来候鸟一样往返于海峡两岸，把一个个被他视为“亲人”的同乡老兵的骨灰盒一一送归故乡;他只身在外漂泊60余年，如今虽已功成名就，但对桑梓的拳拳赤诚之心从未改变，捐资筑路、捐赠物款、设立奖学金、资助贫困生等等不一而足，身体力行地表达着一个天涯游子对家的脉脉深情……

高秉涵-生平

叙家世：书香门第 革命世家

高秉涵

高秉涵1935年出生于菏泽牡丹区吕陵镇高孙庄村的书香门第和革命世家。曾外祖父宋道坦是光绪年间武举人兼善中医，是曹州一带名绅。外祖父宋绍唐为清末最后一批公费生留学生，在日本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加反清革命，是资深的国民党元老派，后任东昌府知府，在教育界和实业界大力推动改革。父亲是外祖父的得意门生，也是三民主义的坚定拥护者。母亲乃鲁西南女子踏入新学堂的先声，毕业于济南第一女子高等师范学堂，与父亲一起在家乡创办新式小学共同任教。然而，在这样一个有着深厚国民党革命传统的大家族里，姨妈和两位姐姐却瞒着家长，毅然由学堂走向红色延安，加入共产党并在各自的岗位上身居要职。

1947年高秉涵的父亲在战乱中去世了。“在那样战乱的情形下妈妈希望我能活命，就让我逃。那时候我还小，妈妈的话就是真理啊。”于是，当时就读于菏泽县立简易师范初中部的高秉涵就和同学一起投奔国民党设在南京的“流亡学校”，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败退，他就读的学校解散，小小年纪的他便跟着国民党的一支军队，汇入了生死大逃亡的队伍。

忆逃亡：九死一生 贵人相助

13岁孩子在战乱年代只身一人的逃亡之路可谓九死一生：在瓜洲，一场急性肾炎让高秉涵和死神擦肩而过;在安徽，他亲眼目睹了自己一度搭乘的军用卡车坠落谷底;在闽南，一位仁慈的奶奶在屠刀下挽救了他的性命……

逃亡途中一幕幕艰辛的场面不堪回首，“我腿上的这些伤疤就是在逃亡中留下的”，高秉涵一边说着一边挽起裤腿，露出了小腿上几个焦黑色的伤疤。据高秉涵介绍，那是在一次被解放军围追的途中被慌乱士兵滚烫的稀粥烫伤的，“当时是黑天，只顾了逃命没觉得疼。直到第二天才发现伤口早已血肉模糊，天气炎热，又没有药品和救助，伤口经常招引蚊蝇的叮咬，后来溃烂地都露出骨头来了。回想起来也是命大，竟然没死。就这么带着伤口一瘸一拐的继续逃亡，直到后来到台北当了火车站小贩有了收入才有条件去医院看病，当时大夫说如果再迟一点就要截肢了。太太后来还开玩笑说，早知道你腿上有这么多伤疤我就不嫁给你了，呵呵。”只有经历了人世沧桑之后，人在回忆曾经的苦难时才能这样举重若轻。

初到台湾，虽然没有了战乱的惊恐，可对于一个年仅13岁举目无亲的孩子来说生存仍是无比艰辛的。“当时到处都是难民，谁帮得了谁呢?没有住的地方就露宿在火车站;没有吃的，我就去垃圾场找，最大的敌人就是狗，呵呵，有时候就是吃狗都不理的东西，就这样持续了两个多月。”

后来好心人介绍高秉涵考上了火车站的小贩，再后来他偶然的遇到了自己曾经的恩师、校长李学光，在她的鼓励和支持下，在既是同乡又是师生和世交的刘泽民夫妇一家人的资助和关怀下，高秉涵考上了夜校初中部。经过六年半工半读的艰苦岁月，他如愿地考取了台湾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毕业后又考取了法官。十年法官生涯之后他辞掉职务，建立自己的工作室，成了台湾著名的律师。

送骨灰：郑重承诺 鞠躬践行

菏泽旅台同乡会成立于1995年，既是一个联谊乡情、关怀照顾乡亲的民间社团，也是一个爱国家、爱民族、反台独、促统一的群体，高秉涵就是它的创始人和现任会长。当年逃亡到台湾的菏泽老兵、老乡大多没有文化，在台湾的生活很艰辛，许多人直到终老都是孑然一身。高秉涵是知名的律师，经济条件好，又有一副热心肠，于是老乡们视他为亲人，有事就向他求助;高秉涵则有求必应，自己的办公室便成了菏泽老乡活动的场所、团聚的“家”。“我到台湾的时候只有13岁，那些比我年长的哥哥姐姐曾经在感情和灵魂上给了我很多慰藉，那种给予是无形的却又非常珍贵，他们是我在台湾的亲人。”

高秉涵回到故乡

眼看着人已黄昏而归乡的日子遥遥无期，于是很多老兵、同乡就把“回家”的希望寄托在“年轻”的高秉涵身上，嘱咐他：“老弟啊，我是没有希望回去了，你还年轻、有机会，如果我死了，你有朝一日能回家一定要把我的骨灰带回去……”就这样，一个、两个……高秉涵肩负了很多深情的嘱托。1987年台湾当局通过的《台湾地区民众赴大陆探亲办法》正式实施，禁锢两岸近40年的铁幕就此被打破一角，但许多老兵直到人生谢幕也没能赶上这一天。为了自己曾经郑重的承诺，从那以后，高秉涵频繁往返于两岸之间，先后把54名老兵的骨灰从台湾送回老家，了却了他们“回家”的遗愿。

护送老兵的骨灰回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个骨灰盒都重达十公斤，“我每次都是亲手捧着他们的，这样才安心，有时候在路上会在心里默默和他们说话。”多年来护送骨灰回乡经历中令高秉涵记忆最深刻的是1997年护送定陶县籍已故同乡的那一次：家在台北的高秉涵先乘飞机到花莲，转乘汽车至山区军人公墓，办理完领取骨灰手续时已是黄昏，且风雨骤起，暴雨冲毁了通往花莲道路上的桥梁，高秉涵只得抱着骨灰坛和守墓的老人在一个小亭子里躲了一夜，直到第二天当地的救援机构得知消息后，才派出直升机前往营救。

说乡愁：故土滋味 悲喜家书

“老家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出生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有人总盼着归乡，有人常急着离乡。归乡是去寻找自己的老家，离乡是为子女创造另一个故乡。我的故乡不是河北省房山县的周口店，也不是山西省洪洞县的老鸹窝。我在异乡漂泊中另起了新家园，而漂泊前的家，就是我的故乡。所以我的故乡在山东菏泽。”这是高秉涵写在自己《天涯感悟》一书开篇的话。游子是树，故乡是土，泥土是落叶的归宿，故乡则是游子生命的源头、情感的皈依。

早在1981年，高秉涵有一位叫卞永兰的学姐在移民阿根廷后回乡探亲，返程途中专程绕道台湾，给台湾的同乡带了一大箱家乡的土特产和菏泽泥土。“第二天上午，菏泽旅台的乡亲一百多人都聚到了一起，大家先是听卞大姐动情的‘乡情报告’，然后开始分发珍贵的礼物。大家一致推举我来公平分配：一家一个烧饼，3个耿饼，山楂和红枣各五粒，一调羹泥土。”因为分配有功，所以高秉涵被大家恩准多分一勺泥土。“泥土何其多，唯独故乡贵”，高秉涵把一半土珍藏在了自己在银行的保险箱里，另一半则分多次掺在茶水中喝了，“那是家乡的味道，甜的。可不是咕咚一声咽下去，含在嘴里半天才舍得咽下去。”而分得的耿饼和烧饼直到放得发霉了也没舍得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家书是战乱中给亲人的一个告慰，也是身在他乡不知归期的游子疗治思乡苦楚的一剂良方。在高秉涵阔别故乡整整31年的时候，他满怀期盼地写下了第一封家书，这封信漂洋过海辗转三个多月才终于飞至三姐手中。又经过近一年的漫长等待高秉涵才收到大姐的回信，这是一封带给高秉涵无限喜悦和悲伤的信，喜的是终于有了家人的信息，悲的是得知母亲早在一年前已经过世。“1984年，我冒险前往香港，在那里终于见到了朝思暮想的姨妈和姐弟，一见面就抱头痛哭，那几天我们生怕耽误了相聚的分分秒秒，倾诉相思之苦啊。我今生最大的遗憾莫过于没能亲眼再见妈妈一面，未能给她端杯茶一尽儿子的孝道。”高秉涵哽咽地说道。

话夙愿：反独倒扁 寄望统一

在法界工作的几十年里，高秉涵遇到过形形色色的案件，其中一件令其终生难忘。19上世纪60年代初，高秉涵通过法官考试被派驻金门担任审判员工作，当时在金门岛上的驻军发生了一件士兵逃亡案，由高秉涵负责审判。这位逃兵是厦门人，父亲早逝，母亲患脑中风半身不遂，其为独子，本来以打渔为生、母子相依为命。后来这个年轻人被强行抓到台湾成了一名士兵。他随军移防到小金门时每天隔着一水相隔的厦门似乎能亲见自家的房舍，念母之情不言而喻。尽管明知厦门属于战地，逃亡要判死刑，但他还是按捺不住对母亲的惦念，于是在一个黑夜冒险游泳出逃，却不想被回流的海水送回了驻地。“这是我在军中服役担任审判员时所承办的第一宗死刑案，我当时就想：厦门不是菏泽啊，换做我，或许出逃地更早呢。于情，情有可原，我是万般不忍;依法，却罪无可恕，我无能为力。”旧事重提，高秉涵仍流露着惆怅。

高秉涵的名片上还印着“中华孔子圣道会会长”的头衔。据高秉涵介绍，孔子圣道会是一个民间文化学术团体，最早由毛松年和史延程于1935年抗战胜利后在大陆成立，高秉涵是第四任会长。“学会大部分会员都是法官、律师等法界人士，成立的初衷就是以儒家思想净化法官心灵，提正执法精神。儒学的意义当然远不止于此，它是华夏子孙之间斩不断的文化和精神脐带，是一座横架在海峡两岸的无形的桥梁，弘扬儒家思想就是密切华夏人的血脉联系。”

2006年9月，台湾爆发了百万人反贪倒扁的“红衫军运动”，红色大潮中，年届六旬的高秉涵也参加了由台湾著名律师组成的倒扁律师团，他身着律师法袍以“告别贪腐，迎向法制”为口号，走上了凯达格兰大道，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我们这一代人，就是1949年前后逃出去的人大半辈子都在忍受着与故土亲情阻隔的煎熬，所以多么渴望祖国统一啊。血缘就是血缘，我喝菏泽的水喝了13年，喝台湾的水喝了60年，但是在我心理上，台湾好像一个非常值得我感念的朋友、恩人，没有它就没有我的今天。可是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台湾人，我永远的家在菏泽。现在的年轻人从小出生、成长在台湾，他们很难体会我们这辈人的感情了。”采访临近结束，高秉涵不无激动地告诉记者，当初自己没能向父母尽孝是他一生的遗憾;如今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陆游当年‘但悲不见九州同’，我今年76岁了，应该还可以等20年，在有生之年见到海峡两岸的统一是我由衷的愿望，希望能够早日实现。”

高秉涵-44公斤的老人和57坛骨灰

在台湾生活长达61年的菏泽人高秉涵清楚地知道，对那些大半生住在海岛上的“外省人”来说，这条通往家乡的路意味着什么。

“没有不想家的。”这几乎是侯爱芝所能讲出的最长的句子。这位80多岁的菏泽老人住在台北，离家已有60多年了。从她脸上深深的皱纹和褐色的老年斑中，难以看出那段留在故乡的青春。

她偏瘫了，半边身体不能动弹，语言能力也丧失了大半。她只能终日坐在一把木椅上。“想家。”老人有时会努力地挤出这两个字，眼里渗出浑浊的泪水。

另一位菏泽同乡是一个83岁的老兵。他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无法出远门，但两岸通航后，却总是念叨着要回老家看看。儿子用轮椅推着他来到机场，当看见即将启程的老乡们时，他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地叫起来：“回家了，我要回家了。”儿子推着他在机场转了几圈，又把他抱上了返回台北的汽车。老人一直幸福地望着窗外，他真的以为自己就要踏上归途。

高秉涵说，对于这些在台湾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回家，就是天大的事。正因为如此，他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同乡们完成回家的梦想。而许多菏泽同乡，也安心地将自己人生最后的希望交到他的手上。

他甚至成为一些同乡户籍卡上的紧急联络人。有好几次，他被紧急叫到医院，弥留的同乡只有一个请求，让他把自己的骨灰送回菏泽老家。“我说好，你放心。他们就吧嗒吧嗒地落泪，然后就走了。”高秉涵低声回忆道。

去世的老乡越来越多，高秉涵背负的嘱托也越来越重。自从1992年他带着第一坛同乡的骨灰回到山东，至今，已有57坛。

对这个身高175厘米、体重却只有44公斤的老人来说，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些骨灰坛由青白色大理石制成，每一个都重达10公斤。为了不出差错，高秉涵一次最多只能往回带4坛。每次临近返乡，他都要跑到花莲、宜兰等地的军人公墓，将等待回乡的骨灰坛接走。

一年夏天，他从台北赶去花莲的军人公墓办理骨灰迁移手续。没料想，台风来得突然，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下山的桥被洪水拦腰冲断，他抱着冰冷的骨灰坛躲在空无一人的墓地。雨下得大了，“浑身就像泡在水里”。他发现附近为死去的“有钱军人”修建的凉亭，便捧着骨灰坛在亭子里蹲了一整夜，直到第二天才被直升机救出。

家人并不同意老人的行动，“没有谁愿意家里摆着好几坛外人的骨灰”。为此，他不得不将骨灰摆进地下室，而自己就睡在一旁，借此安慰子女，“有我陪着这些老哥，他们的鬼魂就算回来，也不会去找你们的”。

把骨灰从台北带回山东是个极其艰难的过程。这些被密封起来的骨灰坛，常常被误认有“藏毒的嫌疑”，高秉涵必须通过繁琐复杂的安检程序。并且，因为害怕骨灰坛摔碎，他从来不敢托运。即便带上飞机，他也只能小心地抱着，生怕空乘人员和周围的乘客发现。

他曾经因为要照顾同行的另外一位老人，在海关遗失了一坛骨灰，也曾经因为没拿稳，把骨灰坛摔碎。但是最终，他还是把这些骨灰送回了那些逝者们生前无法回到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