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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巴黎名人

  1. 海明威对萨特说:“你是一个将军!”


  作为巴黎解放后问世的第一批书中的一本,西蒙·波娃的《庇吕斯与西奈阿斯》出版了,同时,她的《他人的血》、萨特的《理智之年》和《缓期》一并送去了加利马尔。

  大家都处在异常欢欣之中。在为思想和文学苦苦追求了4年之久以后,这篇薄薄的论著顺利地得到了承认,自然值得高兴。

  这时,萨特已请假暂时离开大学,去电影和戏剧界赚钱;西蒙·波娃也离开了教师岗位,写作已成为她必需的任务。写作保证了她的道德自律,也是真正的自我价值的实现。事实表明,假如为挣钱整日疲于奔命的话,那她的自由就远没有那么真实。既然她从来就崇尚根据目的而不是根据原则来指导自己的行为,那么,她自然免除了除写作以外的任何其他形式来确认自己的需要。

  她全神贯注地投入到《人都是会死的》的写作之中。

  9月,与萨特、雷蒙·阿隆、米歇尔·莱里斯、梅隆-庞蒂等组成编辑委员会,筹办《现代》杂志。

  一天晚上,丽丝跑来问她:

  “你和萨特想见海明威吗?”

  “当然!”她回答。

  自解放以来,丽丝以“追逐美国人”作为主要消遣。因为美国人有大量的香烟和定量商品,总是挨饿的丽丝便想方设法从他们的挥霍中得益。其中她和一个无忧无虑的金发大个子交了朋友,后来才知道这人就是海明威的弟弟。那天晚上,海明威作为一个战地记者到达巴黎,他让弟弟来他逗留的地方“里兹”会面,他弟弟提出让丽丝跟他一起去,并把萨特和西蒙·波娃带来了。海明威身穿睡衣,躺在其中的一张床上,眼睛用一个绿色的眼罩挡着;桌子上放着相当数量的苏格兰威士忌,有些只剩半瓶了,有些则空空如也。

  他猛地坐起来,紧紧抓住萨特,拥抱他:

  “你是一个将军!我,我只是一个上尉。”

  喝了酒的海明威,显得过于谦虚。在热烈的情绪中,他们一边说话,一边喝下无数杯苏格兰威士忌。萨特大约于凌晨三点昏昏睡去,西蒙·波娃则坚持到天亮。

  2西蒙·波娃被推到众人注目的中心

  11月下旬,美国为了让法国了解它在战争中作出的努力与贡献,特邀请12位记者去美国。加缪委派萨特作为《战斗报》的记者前往,萨特喜出望外。西蒙·波娃还从未见到他这么高兴过。他对西蒙·波娃说,他多么想去美国!

  西蒙·波娃写道:“美国,它意味着许许多多东西!首先,它意味着不可企及的一切;美国的爵士乐、电影和文学曾经滋养了我们的青年时代,但美国对我们来说总是一个伟大的神话;……美国也是一个解救我们的国家;它就是未来,它就是富裕,它就是广阔的前景,它是一个奇异的具有传奇色彩的魔灯;即使你只想想自己能亲眼看到这一切,你也会感到头晕目眩。我感到高兴,不仅仅为萨特,而且也为我自己,因为我知道,有朝一日我肯定会跟着他走上这条新路。”

  接着她的机会也来了。她妹妹和利奥内尔结婚了,利奥内尔在里斯本的法兰西学院工作,是一家使用法-葡两种文字的评论杂志的编辑。他邀请西蒙·波娃去葡萄牙讲学。因而,1945年2月至4月,她在葡萄牙作了一番逗留,途中重访了西班牙。回国后发表文章抨击萨拉查独裁政权。

  9月,《他人的血》出版了。它产生的轰动甚至比《女宾客》更为强烈,评论家们纷纷认为这比第一本更为出色。围绕着它,几家报纸还刊登了激情洋溢的评论。赞誉声通过口头、通过信件铺天盖地地向她涌来。加缪也喜欢这本书,不过面对这种轰动,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

  这本书被视为第一本相当明确地描述抵抗运动的小说,又被叫做“存在主义小说”。自此以后,这张标签自动地同她和萨特的作品挂上了钩。尽管萨特和她拒绝把“存在主义”和他们搅在一块,他们只承认自己的哲学是关于“存在”的哲学,但他们的抗议徒劳无用。就这样,虽然他们事先未作计划,这年早秋时节还是发起了一场所谓的“存在主义攻势”。在西蒙·波娃的《他人的血》、萨特的《理智之年》和《缓期》以及《现代》杂志头几期出版后的几个星期中,萨特发表了《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吗》的演说。就小说和形而上学的问题,西蒙·波娃在“现代俱乐部”发表了一次演说。与此同时,西蒙·波娃创作的剧本《吃闲饭的嘴》也上演了。

  因了这一番紧锣密鼓,她被推到众人注目的中心。由于萨特和她都被不由分说地拽到了知名人士之列,因此,没有哪个星期的报刊会自始至终对他们俩不置一词。凡是从他俩口头或笔头出来的东西,《战斗报》都发表大量评论,一一表示赞同。在街头,摄影师们对着他们不断按动快门,不时有陌生男女冲到他俩面前来搭腔。有一次萨特演讲时,听众蜂拥而至,一些人无法进场,于是发生了猛烈的拥挤,几名女子当场晕倒。

  如此声名显赫,确实令萨特和她始料未及。萨特很早就抱定决心要成为一位名作家,并且曾经设想过自己会得到后世的赞许,却没料到能在有生之年为世人所瞩目。鉴于世上引起轰动的平庸之书数不胜数,轰动几乎成了平庸的标志,想起波德莱尔、司汤达、卡夫卡他们当年的孤寂和默默无闻,萨特总疑心倾泻在自己身上的荣耀有着某种令人不安的成分。他担心自己的作品不再能原封不动地流传下去了。作为一个思想家和作家,萨特最为关心的就是抓住意义。但是,他在1940年读了海德格尔和圣埃克苏佩里的书后确信,只有通过人的活动,用实践代替思考,意义才会呈现在世界上。在年轻的时候,他和西蒙·波娃就想接近共产党。按西蒙·波娃的说法是: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的怀疑主义与他们的无政府主义合拍,他们也希望废弃资本主义,但又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到达不应影响他们的自由。在西蒙·波娃看来,萨持的哲学在某些观点上不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深刻,在另一些观点上则又比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更苛求于人。只是两种学说并不对立,萨特寻求的是两者的交流。

  自从“社会主义与自由”失败给了萨特一个现实的教训后,他便开始做一项严肃的工作,在全国阵线里面与共产党合作。

  “我常纳闷,”西蒙·波娃后来在《时势的力量》中写道:“假如我和萨特的关系不是现实中的那个样子,我该会站在什么立场上呢?我会接近共产党,这是无疑的,因为共产党的斗争对象也为我所恐惧。但是,我热爱真理,我不能失去我渴望的自由,我决不会入党。由于在客观上我远不如萨特那么惹人注目,采取这种态度时遇到的困难会大大减少,但是,我俩的态度本身仍会一模一样。于是,我发现自己与他是完全一致的。只是由于我没有受到共产党人的批评,只是由于我本人并未在他们的批评面前沮丧,我才不把这些当回事。萨特则硬着头皮,试图缓解对方的敌意,这使我惊讶不已,有时,我怂恿他进行反击。不过,在其他场合,当我们偶然开完一个会议,或者读了点什么之后,我常寻思,我们该不该抛弃知识分子的彷徨,而进入共产党人的战斗行列之中。萨特也常提出同样的问题。有时,他的想法与我不谋而合,有时则不是这样。我们经常为此而争论不休。”


  3. 身为“巴黎名人”,人们对她褒贬不一


  萨特从纽约回来了。

  他在纽约结识了一位天生丽质的少妇,少妇与地位显赫的丈夫处于半分离状态,而对自己的生活不满。他们都被对方深深地吸引住了。她从萨特那里得知了西蒙·波娃的情况后,便打定主意,等他离开美国回到巴黎,两人就互相忘掉对方。

  然而,萨特对她的依恋太深了,无法释怀之下,从巴黎给她寄去炽热的情书,她也复了信。为了重温旧梦,萨特让美国几所大学邀请他重去美国。12月12日,他登上了一艘万吨商轮。

  此时的西蒙·波娃,习惯了以作家的面目出现,也为“巴黎名人”的身份引以自豪。当人们称她为“女萨特”或“萨特的圣母玛丽亚”时,她毫不介意付之一笑;当然,也不乏有人把她当成一个与存在主义者放荡作乐的下流女人,从而作为满足他们好奇心的谈资,对此她至为厌烦。她早已不相信文学有什么神圣的品性,只想在世时被人阅读、被人尊重、被人热爱。和萨特相比,她自以为更注重及时行乐。她喜欢肉体的种种乐趣,喜欢从天气、散步、友谊、闲聊、学习、观察中得到种种感受。同时,她不准备像萨特那样沉浸于奋斗之中,她认识到:希望是没有止境的;她能去满足,但不会去沉浸。对她来说,有了现在和离现在最近的地平线,她就满足了。

  1946年新年之际,西蒙·波娃应邀赴突尼斯讲学。平生第一次乘坐飞机,觉得从这么高的空中俯视地中海闪烁着的无边无际的光芒,简直是个奇迹。

  在那里,除了讲演,除了参加不可避免的社交应酬外,她把全部时间用在旅游探险上。她独自一人凭吊了在杜加的罗马废墟。主人为她担惊受怕了好半天:一年前,一名教师就是在这条路上被奸杀的。第二天去突尼斯城郊的格拉马特游玩,那儿有一家旅馆建在海岬上,旁边有一片阳光充足的沙丘。午饭后,她拿着一本书躺在那儿,不一会儿就睡着了。梦中隐约觉得纳闷:沙滩上怎会有猫?睁眼一瞧,哪里是猫,是一个脏乎乎的阿拉伯老人坐在她的肚皮上,在他篮子一旁放着一把刀。她在心里对自己说:

  “被奸比被杀强。”

  可她几乎被吓晕了,狠劲把他推开,把钱包里的钱全倒在他手中,然后没命地逃离了沙丘。好在她的大部分钱留在她下榻的突尼斯宫。回到旅馆后谈起这件事,旅馆里的女人说这个老流浪汉是个小偷,他的刀子是用来割芦笙的。西蒙·波娃后来推想:那人其实并无多大信心,向她袭击只是因为觉得不愿失去一次机会。

  突尼斯之行,总的说来令人愉快。兴之所至,她又穿过撒哈拉大沙漠,游览了阿尔及利亚。乘飞机回到巴黎后,发现巴黎城冷冷清清。萨特在美国还没有回来,她便用工作来打发时光,写完了从1943年就开始的《人都是会死的》。

  西蒙·波娃在这部小说中运用荒诞手法,杜撰了一个长生不老者几个世纪的经历,借以否定和鞭答“长生”这种对人类充满诱惑力的梦呓。她认为人无不死,人的存在在整个历史纪元中都只不过是一瞬,而这一瞬恰恰是幸福之所在。那个长生不老者名叫福斯卡,这位卡莫纳贵胄后裔为了获得成功,选择了长生不老。然而,这个可怕的特权,使得他把意大利搞得分崩离析,以至于在法国和奥地利的先后进攻下毫无抵抗力;使得他回过头来声讨自己的祖国,成了查理曼五世的灰衣主教。他为了争取惟一的“善”,引来了一场场大屠杀,引来了苦难,于是他否定了种种想主宰人的念头……

  福斯卡的不幸遭遇发生在中世纪末期和16世纪早期。对福斯卡来说,美并不存在,为人的有限性所规定的任何生存的价值观并不存在。就他而言,注视世界就是抢掠世界,从他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那里,福斯卡单方面地窃走了世界。他把他们推入了对永恒冷眼相待的痛苦境地。

  西蒙·波娃赋予长生不老者福斯卡以不着边际的雄心,然而因为没有与他相提并论之辈,他不懂人类的妒忌。与此相对照,作为福斯卡的悲剧的对立面,雷吉娜则渴望凌驾于男人之上,反抗一切局限,她想占据这颗长生不老之心,以成为独一无二的人。而实际发生的情况恰恰相反,在他的注视下,她土崩瓦解,所有的雄心和美德,所有为生存而作的荒谬努力,与旁人均无异样。最后,她疯了。

  书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阿尔芒,他之所以在福斯卡面前没有失魂落魄,是因为他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献给了所处的时代。在小说的最后一章里,透出了工业革命的若干信息。纵观福斯卡,他在接近每一个目标的胜利征途上,看到的只是双脚的蹒跚,而从没得出过什么谜底。西蒙·波娃剖析道,当他终于认识到人是自由的和自我决定的时候,不再对他们产生任何友谊了;他的碰壁并不否定历史的意义,它只是意味着,为了前进,代与代之间的更新是必需的;尽管,这种无穷无尽的更新意味着分裂的痛苦。


  4. 萨特与陶乐赫丝热恋


  萨特两次美国之行后,常跟西蒙·波娃谈起那个名叫陶乐赫丝的少妇,西蒙·波娃则把陶乐赫丝以M.称代之。

  看到萨特叙述他和美国少妇相处时的那种兴高采烈的神情,她浑身感到不自在了。“迄今为止,我一直以为,吸引萨特的主要是这桩冒险的浪漫色彩;我在突然之间寻思起来,在他心目中,M.是不是比我更重要?……在这桩已延续了15年之久的关系中,到底会有多少仅仅属于习惯的成分?这种关系意味着什么样的独有权?我知道自己的答案,但是,我的答案并非萨特的呀”。西蒙·波娃心里不能不犯嘀咕了:“我比过去更深切地认识了他,正因为如此,我感到他更难理解了;我俩有着很大的差异;这并未使我不安,事实恰恰相反;但是他呢?据他说,他和M.的反应、情绪、不安、欲望完全协调一致。他们一同出门,她要停步时正是萨特要停步时,她要再度上路时正是萨特要再度上路时。这也许说明--他们之间在深层的生命之源头的和谐,为我和萨特在一起时所未能及。也许,在他看来,这种和谐比我们间的理解更为重要?”

  为摆脱这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在他俩一起赶去与萨拉克鲁共进午餐时,她问萨特:

  “坦白地说,我和M.对你孰轻孰重?”

  “M.对我非常非常重要,但我要和你守在一起。”

  他的回答使西蒙·波娃大吃一惊。那么,这话的言下之意是说:“我尊重我们的约定,请别追问我什么了。”如果这一理解没错的话,这么个回答则使整个未来变得岌岌可危了。她神不守舍,只是机械地握手、微笑、吃饭,想到这些年来的相濡以沫,想到萨特对于她来说是多么重要,她便不敢再往下想了……

  这天下午,萨特向她解释了他那句话的意思:两人过去总把行动看得比言辞更真实。正因为如此,他没作长篇大论的解释,而只是讲了最简单的事实。

  她相信了他。

  而不久后当她有了单独出访美国的机会,一场一见钟情的异国之恋亦不期然撞进了她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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