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之夜

我们3名记者——新华社的朱幼棣人民画报社的孙志江加上我，每人攥着一个软塌塌的充气垫，鼓起腮帮子，像是测量肺活量似的，朝一个很小的孔眼里吹气。我实在不能理解，是谁发明的这劳什子，如此愚笨费力。小朱见我吹得两眼发昏，跑过来接过我手里的充气垫，“来，我帮你吹吹看……”

我已非常疲乏，而且饥饿像是一个无法摆脱的无赖汉时刻纠缠着我。我自然知道，这不光是我一个人，所有的考察队员，包括随同采访的十几位记者都在忍饥挨饿。但是为了在夜色愈来愈浓的极地度过短暂的夜晚，我们还要拼出最后的气力，用肺部的气体去填满这单人床一样大小的充气垫。在这气温越来越低的极地之夜，它是我们的床，我们的安身之地……

小朱毕竟年轻，很快把气垫吹鼓起来了。我们3人横躺在帐篷里，大约是照顾我的年龄最大吧，我睡在里边，小朱夹在中间，小孙把守着门口。充气垫的底下，是潮湿的海滩，我们就这样和衣而卧。

这是1984年的最后一大。在遥远的祖国，几万千米之外的北京，我们的亲人们该是愉快地迎来新年了。我当然无法知道他们此刻在忙些什么。但是我完全可以想像，张灯结彩的商场和菜市场，簇拥着熙熙攘攘的人群，电影院和北京几个大剧场，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孩子们的笑声和他们身上的新衣裳，总是比任何标志更能使人想起新年的莅临。平日难得相聚的亲朋好友，这时候可以串门聊天，做几个好菜喝上一杯了。厨房里飘出的诱人的香味和呛人的油烟味，即使在走廊里也能闻见。节日的彩灯披挂在天安门城楼和高大建筑物上，大街小巷如同白昼……这过去司空见惯的新年，此刻对于我们是那样遥远，甚至连想的时间也没有。

乔治王岛的登陆便是选定在这个新旧相交的日子。

天气很不作美，比昨天坏多了。凌晨四五点，喧嚣的风浪怒气冲冲地碰击舷窗。昨天还是晴空万里水波不兴的麦克斯韦尔湾，今日已是乌云压顶，浪涛奔涌，岸上白茫茫的冰川和高高屹立的陡壁，被一幅游移不定的纱幕罩住，时隐时现——南极的天气就是这样叫人捉摸不透。

上午9时，“向阳红10号”船的大餐厅里召开卸货建站动员誓师大会，陈德鸿总指挥宣读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武衡主任的慰问电，号召全体人员发扬大协作精神，打好卸货建站这一战役。南极洲考察队南大洋考察队和“向阳红10号”船的代表都上台表决心，“为了建成南极长城站，宁可掉下身上几斤肉。”船政委周志祥的这几句话表达了所有人的心愿。本来计划是开完动员大会就开始登陆的，但是当我走到餐厅的舷窗旁，只见白浪滔滔，狂风呼啸，阵风已达9级，登陆时间不得不推迟了。

大家焦急地等待天气好转，到了下午，风小了，天气还是阴沉沉的，不过登陆的计划不允许再拖延。2点45分，广播器中传出集合上艇的通知，两艘橘红色的运输艇装上第一批物资立即从大船吊下船舷，登陆的考察队员和全体记者都穿上橘黄色的救生衣，纷纷朝右舷奔去。

“快，快！”

“小心，扶好！”

倾斜的舷梯从大船伸向下面的小艇，人们小心翼翼地扶着船帮，一步一步地走下舷梯。舷梯旁的船员和南大洋考察队的队员，用羡慕和祝福的目光为我们送行，“祝你们成功！”“注意安全！”他们一再叮咛。

小艇启动了，迎着猎猎的寒风和扑向船首的浪涛飞快疾驰。船头激起的大浪，越过船帮，像倾盆大雨兜头浇来。小艇里无处藏身，我们只好缩着脖子，戴上风帽，背风而立，但衣服全被浇湿。几位摄影师最狼狈了，为了保护相机，他们只好躬着背，把相机和摄影机紧紧搂在怀里，一动也不敢动，即便如此，有的相机还是进了水……

船靠岸的时间，我特地看了看表，3点30分。这时手持国旗的郭琨队长和排成队列的考察队员，走上滩头，穿过砾石遍地的海滩和蜿蜒的小溪，向海岸阶地的高处走去。摄影师忙坏了，飞快地朝前跑，摄下这个珍贵的镜头。中央电视台的摄影师小马扛着沉甸甸的摄像机跑着跑着，一不小心，掉进水沟里，慌忙爬了起来。

郭琨队长走在队伍最前列，他和队员们今天都戴着标有“中国”字样的帽子，身穿南极服，脚蹬胶皮靴或帆布硬底靴。人们的心情自然是激动的，我想起在上海举行的欢送会上，郭琨曾经说过，“我们中华民族多少年来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当他说这番话时，声音便咽，眼眶也湿润了。那还是即将启航离开祖国的时刻。现在，他举着神圣的国旗，这面鲜艳的国旗是祖国人民亲自交给他的，他终于航行数万千米，把国旗插上了南极的土地。我想，他的激动是无法用语言所能表达的。

一阵热烈欢呼声震撼着寂静的荒原，郭琨队长把国旗插在一片开阔的高地，所有的人都拥上前去，用石块将旗杆固定起来。

“登陆成功了！登陆成功了！”欢呼声此起彼伏，考察队员们高兴得手舞足蹈。这时，大家都争相在五星红旗下留影，这是第一面插在南极的国旗，是值得留下终生难忘的记忆的。

很快，考察队员们按照预先制定的计划分散开了，他们早已作了明确的分工。

我跟随测绘组的3名队员登上一个顶部平缓的山包，山包座落在站区的西部，海拔虽不高，视野却很开阔。

测绘组里的鄂栋臣刘允诺和国晓港把几个笨重的木箱抬上山包后，随即开箱取出仪器，在山包上支起了接收天线。

“这是什么仪器？”我问鄂栋臣，他是武汉测绘学院的讲师。

“卫星多普勒定位仪，”老鄂答道，“我们用它来测量站址精确的地理位置，建立考察站区的坐标系统。”

“啊，打算画地图吗？”

“对呀，乔治工岛没有详细的地形图，只有小比例尺的，我们打算绘制一幅大比例尺的。”

“比例尺是多少？”

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科考班的考察队员把预先制作的一块块木牌竖立起来，上面标有中英文的“生物保护区”的字样。站区西部一座小山岗，岩缝中有巨海燕栖息，岩石上长满黄茸茸的地衣，最先享受了这种荣誉。更多的人在建筑考察队的营地，一捆捆的帐篷支架和成包的篷布抬上高地，那里将是长城站的中心区，他们动手搭帐篷了。

我在站区周围走了一圈，然后离开国旗飘扬的高地，朝着站区西北方耸立的3座并连的山岗走去。当我一直爬上风化得十分破碎的山巅时，站区的全貌顿时一览无余地展示在我的面前。

我不能不赞赏这个理想的建站地点。这是一个坡地，背枕起伏的山岭，面向开阔海湾，地势缓缓下降，一直抵达波浪拍岸的海边。坡地大体像台阶一样，隔一段距离即是一道比较平坦的砾石堤，自下而上有5级。这是古代海滩的遗迹，堆积着大大小小滚圆的砾石，地表水和地下水都很丰富。在半圆形的海滩中央，从两座山岗之间，流出一条清溪，它的上源是个圆形的淡水湖，上面结了一层天蓝色的冰，像一块碧绿的镜子镶嵌在黝黑的山坳里。海滩上到处冒出一股股泉流，许多地方只要一动镢头便是潮湿的含水层。此外，在不见阳光的背阴的山坡，积雪尚未完全融化，但是大部分地方积雪已不见踪影。积雪融化的雪水渗入松散的孔隙很大的土层岩屑里，造成有些山坡洼地像沼泽一样难以容足，一脚踩上去足可陷进去半尺多深。

尽管眼前的冰川和雪地很难使人想像这时是夏天，但是你不能不承认，气温的回升，白昼的延长，毕竟给荒芜的土地带来了生机。自然界赐与这里的生命是贫乏的，潮湿积水的洼坑和水流漫漶的滩头，柔软如海绵的苦藓长得十分茂盛。干旱的山坡则是地衣生长的沃壤，地衣实际上不是单一的植物，而是藻类和真菌的共生体，藻类能进行光合作用，真菌的本领更大，它的须根能够吸收水分，还能分解岩石中的矿物成分，供地衣生长所需要的营养盐。但是地衣生长的速度很慢，几厘米的地衣至少已有五六十年的高龄。在南极严酷的自然环境，它们能够生存下来也真不容易。一块块尚未融化的雪地，有的在山坡，有的在海滩，依然顽强地抵抗太阳的热力。企鹅们似乎非常依恋这冬天的遗迹，仍然成群结队栖息在残存的雪地上。至于巨海燕和贼鸥，它们占山为王，在高耸的山巅筑巢孵卵，警戒地俯看着山下一群新来的邻居。

我们和考察队员一道，把小艇卸下的物资，一箱箱帐篷气垫以及钢架和各种用具搬到指定地点。接着，大伙儿七手八脚地搭了四五顶军用帐篷，顷刻之间，考察队的营地伊然是一个初具规模的科学村了。

离营地较远的滩头，还有3名队员在搭一间小屋，两个汽油筒埋进海滩，四周围上结实的帆布。但是这个小屋却没有房顶，上面是露天的。

“这是什么房子呀？”我呆头呆脑地问。

他们望着我，放下手中的活计，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我顿时明白了，这是厕所。在南极，各国科学站对粪便垃圾处理都很重视，惟恐污染了这块洁白的冰雪世界。为此，科学家们想了种种办法，用柴油焚烧，设计自燃的大便池，或者将污物用直升飞机抛入大洋。据说新西兰在这方面做得最好，他们定期将污物运回国内，然后加以处理。

时间很快地从身边溜走了。当我们搭起一座座帐篷时，突然雾散云开，迟迟不肯露面的太阳，在海湾山岭和海滩上洒下明丽的光辉，这时已是傍晚7点多钟。不过没过多久，一切又陷入白茫茫的雾霭，浑浑沌沌的浓雾将眼前的海湾整个笼罩起来……

“向阳红10号”船派出来接应我们的小艇，因为雾大，能见度极差，不能预期到达。更加糟糕的是，后勤班原先估计登陆成功后很快返航，也没有预备充足的食品。忙碌了大半天的考察队员，每人只分得一块面包，外加一根只有一寸长的肉肠，这就是一顿晚餐。

而且，天气也变得越来越坏，沉重的乌云低低地压在海滩上空，疾风从海上吹来，使人不能迎风而行。随着时间的推移，光线也愈来愈晦暗，暮色四合，黑夜提前降临了。大家开始预感到，等待小艇接我们返回大船的希望，怕是非常地渺茫了。与其在寒气逼人的旷野坐等，不如在此过夜，等明天再说罢。

“搭帐篷，睡觉！”有人喊起来。

在昏暗的海滩上，临时拆箱，开始分发帐篷，这是充气帐篷，有双人的，也有单人的。在呼叫的寒风中，又困又饿的我们艰难地吹鼓起帐篷，然后又用最后的力气吹好充气垫子，当我们钻进呼啦作响的栖身之地，已近午夜了。

帐篷之外，没有星光，没有月光，只有暴风和敲击帐篷的雨点。有几只企鹅蜷缩在雪地上，疲倦地合上了眼睛。

我们就这样度过了南极的第一夜。睡梦中，我恍惚听见新年的钟声，从极遥远的天穹传来，动听极了，美妙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