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竺可桢

84岁仙逝的竺可桢，生前一次忽然回忆早年与胡适同读上海澄衷中学，那时竺学习太刻苦，身体羸弱，胡适对人说：竺可桢嘛，活不到20岁。在背后听到此言的竺可桢惊出一身冷汗，遂一生坚持锻炼，直到文革失去锻炼场所而罢。遐龄时的竺可桢，蓦地有感而发：“我从小身体就差，现已活到83，何复需求，而且在这个时期，从八股文到出洋留学，直至今日文化大革命，真比古人几百年所见变故还多，吾复何求，只能大叫毛主席万寿无疆了。”

1969年年初，数学大师熊庆来作古，竺可桢怅怅：“生物学钱(崇澍)、秉(志)、胡(先)三老相继去世，物理学胡刚复、饶毓泰，化学王，地质谢家荣、何作霖，气象赵九章等继亡，今日又有数学家熊迪之，我辈真成鲁灵光了”。环视同道，竺“惊呼热中肠。”

他是万幸的。八股仕举、买舟留洋、科学救国、抗战反暴、红线、黑线;一直跨"比古人几百年所见变故还多"时期，这样的经历是繁富了，又不同于同道的牛鬼、反动，他是毛主席1964年2月于卧室内接见的三大红色科学家之一、是领衔终身的中国科学最高机构中科院副院长、是从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的中共党员、是影响于国内外的大科学家，尽管"打倒一切"也不能赶尽批绝吧。政治家不能无视科学家的作用，还有周、聂等领导层尽力在保护一批"国宝"，以及原来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竺可桢随着前半生“自由主义”、“科学救国”、“贤人政治”等思想的破灭轰毁，他在竭诚欢迎、拥护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同时，随着1957年以后的“变故”渐多，原来就是谦谦君子的竺可桢谨慎小心多了，《科学通报》本来是要他负责的，“但是我自料对于党的政策没有多少了解，所以不敢接受”，后来这个刊物因为没有“突出政治”被批判了，所以批判竺可桢没有像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其他“异类”那么轻易和带劲，于是乎竺可桢不幸中万幸，于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之际，还可以“典型周大雅，人物鲁灵光”。竺可桢完全可以明哲保身，或者如某些诸公“人格分裂”。

竺可桢安身立命的是两个大字，也就是他给浙江大学订立的校训--“求是”。终其一生，“求是”不稍假代，它其来有自，也就是乡贤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传统文化“求是”精魄与母校哈佛"求是"校训等西方科学理性精神之完美交融，"凡事注意事实，不附和盲从，亦不专横武断，遇事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于是，晚年竺可桢，会“因追求科学精神不合江青集团口味”而颇感压抑，偶遇同道则“义愤填膺斥责17年黑暗论，反对轻视、诋毁科学技术”，亟论唯“发科技方是光明希望之路”(茅以升语)，更可贵的秉“求是”精神，他给人们留下一部800万字的“实录”--《竺可桢日记》，它不仅示人以晚年世相，也记录了一代宗师晚岁的惶惑、哀恸、愤怒和冀望，这是在一个唯恐一纸片言为人留下寻垢索瘢、勾锁连环的"现代禁忌“癫狂”节日"时代，他“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结果，于是，今天的人们才可以通过他的日记，正视那“存活”于时间“福尔马林”溶液中的民族创伤，依然扑鼻而来的是穿透发黄纸张的血腥气。

“山雨欲来”时，政协一批"高知"有一个回应。老舍倡仪“高薪阶级”自动减薪，竺可桢与茅盾、王芸生、李四光、贝时璋、丁西林、张含英等十余人附议。其实，此前竺在山西洪洞参加"四清"，及见贫下中农生活，心情沉重，返京即首倡知识分子应向劳动人民看齐，并从减薪开始，及得老舍提议，竺颇感"知识分子和农民两个世界道德标准不同，如不改将为修正主义造温床"，签名后即与吴有训要求中科院会计处代扣薪金三分之一。逾二月，"自动"迅即变为“被动”，中科院张劲夫、裴丽生、竺可桢、吴有训等被“兴无灭资”小组勒令停领学部委员、人大代表等津贴和保姆费，众人连忙联袂表示支持后，竺、吴两位副院长立即上交沙发、地毯，遣散保姆、警卫，缩小居室面积、钢琴转赠幼儿园、合并使用一辆小车，用这样一番行动表示对运动的支持。民胞物与、平等、民粹主义，向来是中国人的理念，由此而反“修”，是人们的真诚。但运动并不仅仅止于此。

“破四旧”，游街、抄家，邵力子、张明坦、黄林涟……已故浙大教授黄翼遗孀黄夫人“形似疯痴”。更可怕的是中学生，一个中学生指着竺可桢的皮鞋：“太尖了”。他们强迫老师剪发，叩头认罪，而那个西纠，“甚至有比赛谁能打死一个人最快，纪录是8分钟打死一个人，听来真惨不忍闻”。

煎熬不过的，便也轻掷了自己的生命。老舍、翦伯赞、气象学家赵九章、顾均正、徐尔灏，物理学家饶毓泰，科大教务长毛启爽，地理所汪安球、电子所黄武汉、地化所李璞、海洋所孙致平……外文出版社“11人跳楼”……。没有死的，惨遭迫害。

竺可桢曾掌领的浙大，“旧时人员300多都集中在六和塔(分校)学习数个月”，每年来竺处“外调”者数百批，那些被调查的人员，前校长痛苦地写道：“有许多是要打倒”。教育家郑晓沧“告老”不准，孟宪承死后家属被逼令迁居交出存款，苏步青被罚跪，“得绕行操场一圈”，谈家桢早在50年代即被李森科学派所嫉视了，竺曾仗义执言“政治不能代替科学”，又在"文革"前夕于光远等发起的遗传学座谈会上公开斥责"李森科"是学阀不是“学派”，但这一次“严酷如此”，竟令谈妻自杀;谷超豪，前浙大引以为豪的学生，却成了“复旦”开辟专搞科学而不以政治挂帅的“谷超豪道路”“白专"典型;词人夏承焘，国内不登其词作，寄往国外，便是"里通外国”;常书鸿，以日记得祸，“把他脊骨敲”……。

科学院各研究所，施雅风、刘东生、潘菽、童弟周、曾呈奎、张玺、蔡邦华、刘崇乐、柳大纲、曹天钦、赵忠尧、钱人元、陶愉生、熊庆来、杨钟键、裴文中、黄汲清、钱三强、何泽慧以及叶君健、吴世昌等等，他们的遭遇都记在竺可桢哀痛的笔下。

竺可桢曾为科学家这个神圣的称谓立下三种操守和尺度：“虚怀若谷，不武断蛮横，不凭主观，不抱成见;实事求是，专心一致，不作无病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不盲从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如遇逆境，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他是不稍侮科学家这个称号的。在日记中，他大声呵问所谓“大革命”;“对于年纪较大的旧知识分子如何再教育，如何给他们出路”?“目前群众对于专家更认为一钱不值，甚至全是反动的了，这是过左”，“好像每一个地方，一个工厂知识分子全是落后的，……怎么没有一个先进的技术人员或是工程师呢”?“旧知识分子绝大部分是爱国的”，他们“还不至于勾结美国人搞政治活动损害祖国”，“有恶意串通外国做特务乃是少数”。

本着“求是”精神，他抵触荒诞无稽的批判和胡闹。科学院要批判“相对论”，嘱令对此"一窍不通"的竺可桢写“批判稿”，认真的竺可桢翻阅了《物理学与哲学》、《物理学与相对论》、《物理学的发展》、《我这一代的物理学》一大批文献，因为“要批判好就得要深知物理学的奥妙和哲学方面的历史发展以及派别等”，结果看了以后，与钱学 森、周培源、刘西尧、朱洪元、何祚庥、汪容(竺的女婿，高能物理学家)等讨论，深感“不易批评”。有人“不信邪”，妄加“批判”，却“以至四稿均未能满人意”，后来“物理所批判组”改为“基本粒子引力组”，“等于取消批判”，倒是于光远、龚育之、许良英从“1958年即已研究爱因斯坦”，前浙大学生许良英甚至被赶回原籍仍在继续研究，这种“求是”态度正是竺可桢所崇尚的。

一次，浙江新昌有个自称发明“新历法”的人来函，亟请在十月革命50周年时“改元换历”，以十月革命日为岁首，要竺附议并转呈毛主席“圣裁”，竺可桢啼笑皆非，以“发明”“未成熟”，寄紫金山天文台了之。

科学受到糟践的年代，竺可桢黯然神伤。他没有被打倒，却未始不是一个被“审查对象”。他是副院长，早已失去了过问科研决策的权力和亲自考察的机会，晚年竺可桢，很多精力只能用于为积数十年的日记编《人名索引》供500余批外调人员的查访和出席礼宾场合了，还有著名的尼克松访华、美籍华人科学家访华等。1972年2月他前往机场参加为尼克松送行，晨起见大风，不免“寒心”，“但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我得硬着头皮干”。任之恭、王浩等访华，细心的竺可桢考虑他们“大部是清华出身，学物理，多数与赵忠尧极熟”，遂建议陪客名单上一定要加上赵忠尧，“不然，任之恭等一定会问赵之下落"，赵因为在三星铅笔厂有股份，"被评为资本家”，又被怀疑“参加美国那时试验原子能作用原子弹问题”而被管制，一次赵太太过访，“一进门就呜咽不能仰视”，由于竺的过问和作证，赵忠尧才得以解脱。

虽然，竺可桢仍一刻不停地进行自己的科研观察，但已是相当有限了。他是早就多方呼吁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的科学家，尽管得不到回应，他也绝不放弃任何努力，尽心做点些微的工作。有一段日记，竟是这样念兹在兹生态恶化的消息的：

“今日将扫地所得的灰尘用磅秤称之，得14两(英磅)，估计约为400克，面积138米×16.8米=2318平方米。由此求得每公顷可得170公斤，即6公顷地上，下1吨重微”。这是他时常进行的北京微尘大幅度增加的实测纪录。

令人可感的竺可桢。

75岁时他手录乡贤陆游的诗：“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他要响应周总理“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的号召，一生“求是”躬行，他是“无遗力”的。

晚年，他对其连襟陈源先生的笔敌--另一乡贤鲁迅发生了浓厚的兴致，他说：“我对鲁迅晚年著作兴趣大些”。他终未能等到“求是”之风吹遍大地、“科教兴国”春风化雨的新时代。

他的日记，停止在1974年2月6日。

2月7日凌晨，一代宗师在北京医院凋谢了，那正是郭院长“十批不是好文章”的寒冽的早春时节。

1997年4月于浙江大学百年华诞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