酿酒大王张振勋

酿酒大王张振勋

1840年，张振勋出生在广东大埔县一个乡村私塾先生的家中。虽然父亲在教书之余，还行医治病，但家中的生活仍然十分贫困。小振勋在私塾中跟着父亲读了几年书，十三四岁时，就不得不辍学到姐夫家去放牛。可是他太爱读书了，一次因为看书而忘了管牛，牛吃了人家田里的秧苗，主人告到姐夫家里，要求赔偿。姐夫气得狠狠地打了小振勋一个耳光，还骂他说：“死人还能守住四块棺材板，你连一头牛都看不住，真是连死人都不如！”

小振勋赌气说：“你不要太看不起人，将来我发了财……”

姐夫不等他说完，就冷笑起来，说：“你也想发财？除非太阳从西边出！”

小振勋气得脸色发青，转身就跑回家去了。

父亲没有责备他，只是为难地说：“孩子呀，以后你打算干什么呢？”

小振勋想到他读司马迁的《史记》，其中《货殖列传》这一篇有许多因经商而致富的例子，就对父亲说：“我想学做生意！”

因为一时没有合适的学生意的机会，父亲就把他送到一家竹器作坊去做学徒。小振勋不怕吃苦，手艺学得很好。可是在他16岁那年，家乡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到处都是饿死的人，没有人再需要竹器，更没有人来读书，小振勋和父亲都失了业。小振勋只得每天和哥哥、弟弟一起上山挖草根，剥树皮，供一家人充饥。正在这时，村里有个姓黄的南洋华侨回乡探亲，见灾荒严重，就慷慨地拿出钱来，送给同村每户人家一斗白米。乡亲们都非常感激他。张振勋很羡慕，就找到这位华侨打听，他能不能到南洋去做工挣钱。姓黄的华侨见他身强力壮，手脚勤快，便表示愿意带他到南洋去谋生。

张振勋兴冲冲地回家，说服了父母，就随着姓黄的华侨，登上了去印度尼西亚巴城（就是今天的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帆船。

经过十几天的海上航行，张振勋满怀希望踏上了印尼的土地。清澈亮蓝的海水，高耸入云的椰子树，郁郁葱葱的橡胶林，芬芳扑鼻的槟榔花，散发着肉香的沙茶……浓郁的异国风情使小振勋感到新奇而有趣。但是他更关心的，还是在什么地方能够挣到白花花的银钱。他一刻都不会忘记，家乡的父母亲人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正盼着他能多挣点钱养家糊口！

然而，当时的巴城，正处在荷兰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下，它美丽的风光，只是富人的天堂。穷苦人在这里还是难以谋生。举目无亲的张振勋，虽然在姓黄的华侨帮助下有了一个栖身之处，但接连两个月都没有找到工作，最后只得去做非常艰苦而且危险的矿工。

直到3年以后，张振勋才在一个福建华侨开设的纸行当上了佣工。他深知这工作的来之不易，所以只要是老板吩咐的事，都认真踏实地去干好。有的时候，他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也从无怨言。晚上得了空闲，他总是如饥似渴地学习当地语言和业务知识。纸行的陈老板因此很看重他，先让他当推销员，后来又提拔他当账房先生，把全店银钱进出和账务管理都托付给他。张振勋也没辜负老板的信任，努力搞好经营，当年纸行就获得了5万荷兰盾的利润。这时，有人暗中鼓动他找机会挟带店里的款项逃回家乡，去过快活日子。张振勋认为这样做是不道德的，也是没出息人的做法，所以坚定地拒绝了。陈老板知道后，更加器重这个年轻人，觉得这是个靠得住的人，所以把自己的独生女儿陈兰香也嫁给了张振勋。

这年年底，陈老板因病去世，临终之时，他把身后的事情，都托付给了张振勋。安葬了老人以后，张振勋和妻子商量如何发展今后的事业，他说，开纸行虽可以维持生活，但不会有什么大发展，这几年来，他仔细观察、研究了巴城的商业状况，发展前景最好的，就该是酒行。因为，荷兰殖民主义者花天酒地，大肆挥霍，时时离不开酒；而当地的居民中，好酒的人也很多。所以他想把纸行关闭了，改开酒行。妻子一向佩服他的精明强干，听他说得有道理，就同意了。

酒行开业后，果然生意兴隆。张振勋是个有心人，在接待顾客时很注意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结交各方面的朋友。连当地的最高长官、荷兰人亨利都成了他的朋友。后来，在进行巴城酒税和典当捐务承办权的投标竞争时，张振勋得到亨利的帮助，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胜利。承办酒税和典当捐务，利润很大，张振勋的财富也就成倍地增加。同时，他又通过亨利的关系，把这种业务逐渐扩大到其它城市和别的商品中。短短几年中，张振勋成了当地引人注目的大富翁。

但是，张振勋对这种发财的途径并不满意，他一直在寻找更有前途的发展方向。1866年，新的创业机会降临了。当地政府为了开发附近的岛屿，号召华侨投资进行垦殖。张振勋认为，南洋的岛屿，土地肥沃，加上气候适宜，开发的前景一定会好，这是一个大显身手、大展宏图的好机会！于是他亲自前往同为荷兰殖民地的葛罗巴埠，创办了一个裕和垦殖公司。公司雇佣了一批华侨工人，开垦出一片荒地，种植椰子、咖啡、茶叶等经济作物，并在田间套种杂粮。经过几年的努力，原先的丛林沼泽变成了肥沃的田园。他的收入也随之不断增加。由于他一贯重视信誉，因此营业状况一直很好。同时，他还包办了荷兰驻军以及劳工的伙食，并且兼办建筑修缮工程，也赚了不少钱。他在华侨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事业也越办越大。为了加速垦荒，他一面招收当地的华工，一面写信回家乡，召唤乡亲们来南洋参加开发，并先后又开办了裕应、笠旺、万裕应三家垦殖公司。其中仅笠旺一家，就有职工数万人，拥有资产数百万荷兰盾！

1875年。张振勋又去苏门答腊经营垦荒事业，开办了亚齐垦殖公司，先后办起了橡胶园、茶园、鱼池和银行，成为资财累累的“苏岛富翁”。同时，他还把大量盈利投资于其它行业。在巴城，他办有从事远洋航运的广福、裕昌两家轮船公司；在日里，办有日里银行；在文东埠，办有开采锡矿的东兴矿务公司；在棉兰、槟榔屿及苏门答腊还拥有大量房地产。经过30多年的创业奋斗，到19世纪90年代，张氏企业的经营范围已包括农、矿、商、运输各业，分支机构遍布南洋各地。据估计，张振勋在企业最鼎盛期间，全部海外资产约合白银7000万两，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如此。这真是“富可敌国”了！

张振勋成为南洋华侨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当地的荷兰殖民者也不敢小看他。他每到一地，当地的行政当局都鸣礼炮表示欢迎。同时荷兰政府还准备授予他官职，但张振勋婉言谢绝了。他对朋友说：“我是中国人，应该为祖国出力，怎么能去当外国的官员呢！”

1890年，是张振勋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个转折点。这年，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龚照援，奉命考察欧美各国的富国之道。途经新加坡时，他听说了张振勋的情况，很感兴趣，特地登门拜访。会见中，龚照瑗向张振勋请教致富之术，张振勋的回答使龚照瑗大为赞叹，两人一见如故。经龚照瑗推荐，清政府委任张振勋为中国驻槟榔屿总领事，后又升任驻新加坡总领事。张振勋的名声也开始传到了国内。

第二年夏天，清政府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邀请张振勋到山东烟台商议兴办铁路、开采矿藏的事。张振勋欣然前往。在谈话中，张振勋提起一件旧事：10多年前他曾与一位法国领事同桌就餐，这位法国领事说到，中国天津、烟台一带气候环境都适宜葡萄生长，用那里的葡萄可以酿造出优质葡萄酒。曾经经营过酒行的张振勋便把这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如今到了烟台，他很想实地考察一下葡萄生长的情况。无巧不成书，盛宣怀也早有这个想法，认为烟台一带葡萄出产丰富，售价低廉，很适合建葡萄酒厂。两人不谋而合，便细细商议起此事来。盛宣怀说，最困难的是缺少高水平的酿酒师。张振勋说，酿酒师可以聘请，不足为虑，麻烦的是酒瓶无从供应。盛宣怀告诉他，上海已建立了玻璃厂，可以解决酒瓶问题。一席话使张振勋信心大增，当即决定投资，在烟台创办葡萄酒厂！

在盛宣怀的支持下，张振勋开始筹建酒厂。他一面在烟台购买土地，定制机器，建筑厂房、酒窖，开辟原料基地，一面写信回家乡，招集张氏子弟和亲戚来做帮手。1894年9月，张振勋筹办的烟台张裕酿酒公司得到了政府的正式批准，并获得了在直隶（今河北）、奉天（今辽宁）、山东三省的15年专利和免税3年的政策优待。这是我国近代第一家同时也是当时远东地区最大的一家新式酿酒公司。张振勋亲自书写了金光闪闪的大字招牌，高高地挂在了大门上。

张振勋迈开了走向酿酒大王之路的第一步。

骗子虽然被赶走了，可张振勋也气得一连几天卧床不起。他的一位奥地利好友知道后，帮他从国内聘请了一位名叫哇务的酿酒师。张振勋接受了教训，亲自陪这位酿酒师来到烟台，并对他进行了认真的观察和考验，相信哇务不但酿酒技术精湛，而且为人忠诚老实，这才把大局托付给他。

可是，奥地利酿酒师哇务因为年老多病，只工作了很短一个时期，就感到自己无法承担如此重大的任务，提出辞职的要求。

张振勋只得再一次寻找酿酒师。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1896年，张振勋在与奥地利驻烟台领事拨保爵士谈话时，提起三请酿酒师而终于落空的事，十分烦恼。拨保笑了起来说：“眼前就有一个天才的酿酒专家，你为什么不请他呢？”

原来，拨保家世代从事酿酒行业，他父亲是奥地利著名的酿酒师，拨保从小就喜爱酿酒，一直跟着父亲学习酿酒工艺技术，并且在酒厂工作过。张振勋大喜过望，当即同拨保商量，请他来主持张裕酿酒公司的技术工作。拨保见张振勋对发展葡萄酒事业一片痴情，求贤若渴，而且这工作又是自己的兴趣所在，因此当场表示，愿意辞去外交职务，重操旧业，助张振勋一臂之力！

张振勋终于得到了一个称心如意的合作伙伴。一个中国驻外领事回国办酒厂，一个外国驻中国领事辞官不做当酿酒师，两位领事的精诚合作，成为张裕酿酒公司创业史上的一段佳话！

张振勋从一开始就十分重视产品的质量。他从酿酒原料葡萄抓起，不但从国外引进新品种，而且引进新技术，凡土壤调理、肥料施用、病虫害防治等工作都有专人负责。葡萄成熟时，他还对果实的品质进行化验，分类收剪，分别使用，因而大大提高了酒的质量。同时，他还设立了种植技术档案，对不周品种葡萄的生长、结果、收获等情况都逐年进行详细记录，作为改进的依据。

制酒工艺中，酒味醇香的关键环节在于酒的窖藏时间。“陈年老酒，越陈越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张振勋严格规定张裕公司产品起码得窖藏5年以上才能出厂销售。同时，他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以缸瓮藏酒的方法，采用进口的白橡木贮酒桶贮酒；而且借鉴外国的经验，每一年都要给藏酒“转桶”，也就是从一个桶里转到另一个桶里去，在转桶的过程中，将沉淀在底的结晶体酒石酸除去，使酒色更为清澄。贮酒期越长，转桶的次数越多，酒味自然就越醇香了。尽管这道工序费时费工，张振勋却坚持不变、一丝不苟，所以张裕公司出产的酒，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国内外许多厂家的产品。

张振勋长期从事商业经营，懂得“货卖一张皮”的道理，深知一个新产品要想打开国内外市场，不仅要物美价廉，而且要注重产品的外包装。所以，他精心设计了张裕葡萄酒的包装方案。酒瓶是他自己的玻璃厂专门生产的，造型优雅，用锡箔裹封瓶口，瓶腰再贴上精致美观的紫色葡萄串商标，十分醒目。可是产品上市以后，仍然很少有人买。销路打不开，愁坏了张振勋。他认真地分析了上海、南京、北京、汉口、天津等国内大都市的酒类市场，发现都已被美、英、法等国的名酒打人。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和阔气，喝低度酒，就要喝外国的白兰地、葡萄酒和香槟；喝高度酒，就要喝中国的茅台、汾酒。而一般的老百姓，则图实惠，习惯于饮用普通的高粱酒。张裕葡萄酒和白兰地还没有被消费者所认识，当然卖不出去！

问题的关键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也就有了。张振勋便开始大张旗鼓地展开了宣传攻势。他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在车站码头竖立巨幅广告牌、宣传画；将印有“张裕酿酒公司敬赠”字样的餐具、酒杯等赠送给饭店酒楼；每逢节日，用车拉着装潢别致、引人注目的巨大酒樽招摇过市，并把小瓶装的白兰地、葡萄酒沿街赠送给行人品尝。此外，他还印制了大量精美的宣传册，到南洋各地华侨集中的地方散发，宣传的内容则着重于葡萄酒对身体的补养作用……这一系列措施，很快发生了作用，张裕公司的产品销路大开，风行全中国，并且在海外华侨中取得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人们举行宴会和馈赠亲友的佳品。

辛亥革命后，张振勋担任过中华民国总统府顾问、工商部高级顾问及南洋宣抚使等职。张振勋对于当官没有热情，却利用这个机会，为张裕产品大作广告。每次到饭店酒楼用餐，他都指名要张裕公司的白兰地酒，并且向周围的人说：“你们喝过这种酒吗？我走遍世界各地，从来没喝过这么好的酒，真是举世无双啊！”引得人们都想尝尝这种美酒。

张裕产品的成功，离不开酿酒师投保的贡献，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拨保作为一个奥地利公民不得不应征回国参战。为了感谢张振勋多年以来的热情相待，拨保在临行前介绍了一位意大利人来担任酿酒师。张振勋想，办厂这么多年了，技术上一直依赖外国人，总不是长远之计，最好能把洋人的技术学到手，那就可以不再受制于人了。他暗暗嘱咐公司张子章和朱寿山两人，要他们每天跟紧洋酿酒师，偷学他的技术。可是这位意大利人也十分精明，技术上非常保守，每次到了关键时刻，他都把所有的人赶出房去，把门关得紧紧的，不让任何人偷看。张子章和朱寿山也没有办法。后来他们发现，这意大利人好酒，喝醉以后还好说话，于是就设法在中秋节那天请他赴宴，把他灌得半醉，再把话题引到酿酒上来，结果意大利酿酒师果然中计，无意中把酿酒的几个关键技术都说了出来。张子章他们赶紧记录下来，照这办法去进行试验，一次就成功了！张振勋终于有了自己的中国酿酒师，从此在技术上也可以摆脱外国人的控制了！

张子章和朱寿山还根据张振勋的设想，用玫瑰香为主要原料，酿制出艳如红宝石、香气浓郁、滋味醇厚、甜酸适口的红葡萄酒；以白葡萄为原料，参照中国传统药酒工艺，加人肉桂、豆蔻、藏红花等十几味中药材，酿制成既有葡萄酒特色、又有滋补作用的味美思，使张裕的产品更加丰富。

1914年，在张振勋的精心组织下，南洋劝业会和上海招商会在南京举办了中外商品陈列赛会。张裕葡萄酒也参加了这次比赛，并且获得了金牌证书。为此，民国政府向张振勋颁发了二等嘉禾勋章，并特许张裕产品免交注册税。从此，张裕公司的白兰地、味美思、玫瑰香与茅台、绍酒、西凤酒、汾酒、沪州大曲一起，并列为中国“八大名酒”。

1915年4月，张振勋受命担任中国实业考察团团长，率领一个阵容强大的代表团，远涉重洋，到美国考察。他们途经旧金山时，适逢三藩市举办巴拿马万国商品博览会。张振勋就派人将随身携带的张裕葡萄酒送去参加比赛。比赛揭晓，张裕白兰地荣获国际金牌奖章，而味美思和玫瑰香也双双获得优质奖章。颁奖大会上，当主持人隆重宣布：“中国张裕酿酒公司的白兰地，荣获本届赛会金奖”时，大厅里顿时掌声雷动。年已古稀的张振勋走上领奖台，伸出满是皱纹的双手，从主持人手中接过金光闪闪的奖章，激动得浑身颤抖，老泪纵横。他无限感慨地说：“我终于如愿以偿，酿出了世界上最好的美酒！”

回国以后，张振勋就将金奖章图案缩印在商标上，这就是至今仍名扬四海的“金奖白兰地”的来由。

张振勋在总结他的创业经验时说，第一要从长计议，看准了的事情就不惜投资；第二要坚韧不拔，决不向困难低头！确实，离开这两点，很难成就大事业。

1916年9月，张振勋因为积劳成疾，病逝于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