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纪念

作者:赵佳月

从复旦图书馆馆长任上卸任的葛剑雄，近年来“散书童子”般地将他在三地的藏书陆续捐出。

初中时，葛剑雄有了学生证，第一次走进上海图书馆。夏日里，葛剑雄坐在图书馆的水泥台阶上，面对远处的公园，读几页书，“真是一种享受！”他也曾经如博尔赫斯般，“心里一直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这几年，他却想通了一件事：用不着留存这么多书了。“何必等到要死了，再由人家来处理呢？”

葛剑雄与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素有交往。施坚雅在被医生诊断出得了癌症后，问时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葛剑雄，是否愿意接受他的藏书。葛剑雄觉得荣幸之至。

施坚雅将他的中文书捐给了美国华盛顿大学，西文书则全数捐给复旦大学。他去世后，葛剑雄到美国装回了一百多箱的书。为了表示纪念，葛剑雄向施坚雅的妻子要了一张施坚雅的照片和简历，准备设立施坚雅文库，将其所捐的书都放入其中。

施坚雅的妻子不高兴了。她跟葛剑雄说：“你们纪念他，我很高兴，但为什么要把他的书当成纪念品一样摆放呢？他的书应该打散，跟普通书一样放在最容易读到的地方，供大家阅读，这才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葛剑雄对此触动极深，他反思：捐书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让大家读书，还是为自己树碑立传？

随后几年，他将家中不用的书和有电子替代版的书，陆续送到了图书馆。

图书馆是大多数人获得知识的工具，是少数人的天堂。在他的理想中，一个阅读氛围好的社会是：大多数人有时间读“无用”的书。

读托福、成功学的书在葛剑雄眼中不算读书，“这是为了考试和求职”。日本人在早班火车上看的是连环画报，离开后，垃圾桶里就扔了一大片。“一个社会可以随心所欲、没有压力地做点事，包括读书，甚至钓鱼，这才是真正自由、良性的社会。我们现在动不动要比赛、要升职，还是在初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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