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群众演员的自白

一个群众演员的自白

我从小是个叛逆的男生，1985年出生在上海郊区。

那个傍晚，我像个民工一样坐在马路边，迷茫着望着四周，然后眼瞅着一辆公交车从我面前经过。那辆公交车车体上有个很大的旅游广告，上面醒目地写着一句话，大致是：你去横店了吗？

2006年10月10号，我来到了横店。从上海出发时我身上只有300来块钱，一路上除了车费、吃吃喝喝，还为自己置办了一件衣服，到了横店就剩下四五十块钱了。

我随便挑了个景区下车，准备去摸摸情况再说。可进景区需要门票，好像当时“广州街”是60块钱，“明清宫苑”是80块钱。我连门票都买不了，只好在后门口徘徊。

有个群众演员的群头，看见我在那傻站着就问：“你哪个组的？”

我说：“我没有组呀！”

他又问：“那你跟谁的？”

我想了想，撒了个谎，说：“我找朋友的！”

聊了一会儿，那个群头望着我说：“那你现在准备干吗？”我答：“我也不知道呀！我等着朋友回来！”

群头于是说：“我这儿正好有个活人手不够，你要不要顶替下？”

我心里大喜：“没问题呀！”那个戏是张卫健的《A计划》，我到横店的第一天，做上了群众演员，第一次吃到了剧组的盒饭。

当时我没地方住，群头正好有哥们儿跟组外出，空着间房子。我住在一间只有床和一张破桌子的房间里，开始了“横漂”群演生涯。

群众演员当时一天才20块钱，特约要80～100块。戏拍了四五天，有两个群众演员羡慕地对我说，你运气不错啊，每天都有特约拍！我一愣，说什么特约啊，我演的是群众！他们说怎么可能，你没看到我们的戏服是脏的你的是干净的嘛，没看到你不但露脸偶尔还带台词嘛，你是特约，你那个群头从来只接特约的戏！

我才发现上当了。当天在拍马雅舒主演的一部戏，我演个药房小伙计，拍完戏有人来给我拍照片。我故意说：“我是群众演员你拍什么照片啊！”拍照的人无辜道：“你是特约啊。”群头发觉露馅了，走过来哄我说：“啊，这个是特约啊，我也是刚知道啊！”

我心里暗暗不爽，群头问我下次戏是什么时间，我说是后天，然后动了动脑筋说：“啊，后天我没空！”群头心知肚明，有点儿郁闷，然后掏出钱来说：“哎，算了，这80块钱全给你好了！”

那些日子有点儿悲催，经常只能啃凉馒头。记得那个冬天，晚上七八点钟，我拍完戏回来，在马路边买了几个包子边走边吃。对面有两家小饭馆，因为快圣诞节了，都被装饰一新，打一眼看过去热气腾腾的很让人向往，而我的包子早就凉透，低下头闷闷地啃两口，感觉自己就是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

没几天就是元旦，我特意改善伙食煮了大白菜，这时接到了老妈的电话。我装作很高兴地说：“我过得很好啊妈，冻不着饿不着，有很多戏都找我拍啊！”

挂了电话，一个人酸酸的，饭都不想吃了。

第一个来横店看望我的人是舅舅。当时他去杭州出差，打电话给我。我们在餐馆点了一桌子菜，舅舅一眼看出了我的窘迫，直接问我，你有钱结账吗？我老实回答说没有。他结了帐，叹口气说：“你何苦呢？！跑到横店来干吗呢？！”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自己也没有答案。

我更卖力了，一天拍10个小时以上很正常，能赚50来块钱了，后来也开始做小群头。但有一次，我叫了些群演的朋友去接一个戏，拍了三五天吧，结果临结账时那家伙卷款跑了。我傻眼了。但那二三十个人是我叫去的，我就自己贴钱给他们，差不多来横店攒的一点点积蓄全搭进去了。也有哥们儿很仗义，不肯要我的钱，说自己差了这一二百块也饿不死。

那段时间我什么活儿都干，群演、群头、各种助理，还去当替身替明星跳河，跳河的戏经常是身上绑了保鲜膜就往水里扎，因为保鲜膜能隔绝湿气，保暖，也不显得臃肿。但即使如此，我最后还是撑不下去了。2006年底，我答应了朋友跟组吴宇森的《赤壁》，似乎是做副导助理，但是电影迟迟不开机，我又不敢接其他剧组的长活，因为一接就是两三个月，所以断档的我山穷水尽，有了撤退的打算。

2007年3月，我准备回上海。当时所有的朋友都劝我留下，说你回去了就回不来了，并且即使你回去了，也回不到原来的生活了。这句话是真的，但当时劝我的好多人后来也离开了横店。我们那帮人，不是没有人混出来，只是少之又少。混得好的都去了北京，混得差的都回了家乡。

离开横店没多久，听说《赤壁》就开机了。

《斗鱼》里面有句话，大体意思是，你一旦踏进黑社会，就出不来了。我感觉这个行当也一样。服务员、技术员转行很正常，但你一旦适应了这个圈子，就很难再适应其他圈子了。

回到上海后，我一直以接散活，拍东西为生，电视栏目、广告、影视剧都干过，中途还去某高校影视学院读过一年，但我看着研二的学生连轨道都不会架，心里觉得很傻，没有继续读下去。

2008年底，我参加横店一个短片比赛拿了奖，得到当地赞助，可以去横店随便采景拍摄。那天采完景回来，碰到一个从前的群演哥们儿，他有些兴奋，以为我又回来了。我说不是来漂的，带了个小团队来拍短片，还有几个小时就回去，住在哪个宾馆几零几室，你如果有空就来坐会儿。

如预想中那样，他没有来。他一定以为我飞黄腾达了。我们那些人，有着本能的防备和抵触，一旦有人飞上枝头变凤凰，距离就会立马拉开，我们不想成为别人成功的参照物，别人也不愿看到我们想起尘埃过往。我曾经有个哥们儿现在是小有名气的导演，微博“粉”他他不回“粉”，电话要几遍才肯给。我知道，我不再是他的哥们儿了。

当年，我们一起在横店拍戏，有一顿没一顿。后来他跟组去了北京，但是横店的费用还没有结，他一天给我打两遍电话，告诉我在北京多苦，没得吃没得住，最后不住地说“哥你得帮我催催啊！”他没有开口向我借钱，但我知道群头的钱希望渺茫，自掏腰包把那三四百块钱给他打了过去。他当天来电话，高兴地说钱终于结了。他从来不知道那笔钱是我打过去的。

似乎是哪部电视剧里有这么个桥段，两个穷人当年共患难，分一个饼吃，说是将来发达了凭着半块饼去找他。后来那个人真的升官发财，但另一个人拿着饼去找他，却只能挨一顿板子。因为，“怎么能被你揭了老爷的老底儿呢！”

所以我也早想开了，别人混好了不理我很正常，谁叫我总在人家最悲惨的时候遇到他们呢。

我回到上海后的生活没有逆袭也没有惊喜，一如既往地跌跌撞撞。

这个圈子在别人眼里光鲜无比，不熟悉的朋友认为我做编导一年二三十万是低估，以为我过着各种令人向往的生活。但他们不知道，有时候录制节目前开会，能从下午2点开到早晨5点。

当然，这也与我的不学无术有关，我没有本科文凭，只能在编制外生存，即使后来带的实习生都是研究生，薪资待遇也远不能和编制内的编导相比。

父亲说，如果我没有辞去那个工厂的技术员工作，现在收入可能快1万5000了。因为那个厂子还在，那个职位还在，现在那个岗位上的人雷打不动地每月拿1万多，福利待遇也都稳定。而我今天撑死也就一月七八千，在上海买房买车想都不敢想，做任何决定都畏首畏尾婆婆妈妈。我知道，自己再也不是青浦当年那个心高气傲的少年了。

有人问我：“你这30年，有没有后悔的事情？”

我说：“有一件。那一年，我去了横店。”

对方问：“还有吗？”

我说：“还有一件。那一年，我离开了横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