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辈的战争

一

据父亲说，我们家在武昌是个经商世家。祖父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在家乡经营造纸业。父亲为“光”字辈，名光辉，曾就读于武昌中华大学。据父亲说，那时他成天跳舞、打麻将。读到大二，当时是1937年，许多同乡、朋友都从军打日本人去了，并从前线写信回来。父亲向祖父要求休学从军，但祖父坚决不许。后来在祖父“至少要当个军官”的让步下，父亲进了黄埔军校（当时称陆军军官学校），成为第15期黄埔军校生。

在父亲口中，以及我对他的记忆中，当年他所经历的那些战争都只是些片断。带车队走滇缅公路，由于任务艰辛，来回一趟便晋升一级。从重庆的防空壕里拖出上千具尸体，每一具都带着咽喉上的抓痕及扯破的衣服，显示出他们死前遭受的窒息之痛。远征军驻印度时，夜晚有印度人摸进军营，从怀中掏出一包橄榄大的红蓝宝石换面包（母亲手指上那个大蓝宝石戒指便是如此来的）。伪装成警察、卫生部队支持东北的四平战场，受到持续一周的猛烈攻击。然后便是，逃难时到处寻找亲人的记忆。

二

来到台湾后，父亲便一直住在南台湾高雄县凤山镇黄埔军校旁的黄埔新村。这也是我出生以及20岁之前成长的地方。是的，我的幼年与青少年时期与“黄埔”无法分割——翻墙进入黄埔军校偷芒果，与卫兵捉迷藏，观看军校学生在黄埔大道上踢正步，对他们扮鬼脸，甚至青少年时眷村朋友们共组的“帮派”也叫黄埔。从小我便在眷村的“抗战剿匪”记忆中长大。南台湾夏天溽热的夜晚，邻居们搬出板凳、躺椅坐在巷子里，摇着扇子，大谈抗战的事。或讲到伤心处引起一阵静默，或几个人扯下裤子、掀起上衣比身上的弹痕，引起旁边妈妈们的窃笑。小时候，听来听去，都是些丛林中作战的故事——他们如何穿过丛林出其不意地突袭日军，如何受蚂蟥、毒蛇、疟疾纠缠，等等。但小孩们更感兴趣的是：“咬人的蚊子大得像鸡，恨不得拔枪打它们”；“比水桶还粗大的蟒蛇，让辗过它的吉普车跳起老高”；“没头的军人鬼魂晚上在旷野里踢正步”。稍微大一些时，我才知道我们整个黄埔新村，住的大多是38师及新一军的军眷，孙立人将军的手下。我在这眷村中的成长经历，便是从幻想着鸡那样大的蚊子、让吉普车弹跳起来的大蟒蛇的童年，到逐渐了解了为何村中都是些在军中“没搞头”的叔叔伯伯。

父亲在1949年大撤退时，托同僚将我奶奶自武昌接来台湾，因此小时候我们家是村中极少数有长辈在的家庭。小时候，只觉得家中有个奶奶唠叨我们，其他也不觉得如何。后来才逐渐知道，什么是战争造成的妻离子散、骨肉分离。小时候过年时，总有三四个军人叔叔伯伯在我们家吃年夜饭，然后打麻将。有一位叔叔经常喝醉了在我家院子里吐，边吐边哭，对来劝的人说，就让我一年哭一回吧。有个孙少将，每次来到村里，便让我们一群孩子挤在他插着将官旗的吉普车上，呼啸着进入黄埔军校的大门，带我们在军区内采芒果、游泳。听说，孙少将的小孩都留在大陆没带出来，所以他特别疼孩子。

父亲对奶奶极孝顺。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只打过我一次，为的是我不听奶奶的话，还对她生气跺脚。在奶奶过世许多年后，母亲才对我们说，奶奶来台湾时带了些金条及火狐袄之类的贵重物品，后来都瞒着父亲卖了补贴家用。的确，那时一个军人的薪水不足以养生送死。我小学一年级时，奶奶过世。父亲只有从军中退伍，拿退伍金办奶奶的丧事。

葬了奶奶后不久，家中经济便陷入绝境。几乎天天饭桌上只有酱菜，后来连酱菜都买不起。卖酱菜的祝伯伯与我们住在同一条巷内，他的儿子阿凤与我同年，我们成天玩在一起。所以每当父亲自己去买酱菜而不是要我去时，我心里总觉得很羞愧，因为我知道他是去祝伯伯那儿赊些酱菜回来。

三

我母亲与母系亲友们，几乎都是台湾的闽南人，他们是我生命、身体的另一半。因此，我在眷村中有时被喊作“杂种”，在台湾闽南人眼中又是“外省人”。小时候，每当父母激烈争吵时，我都会憎恨他们的婚姻，以及我自己。

是的，在我极有限的小学记忆中，一幕辛酸的往事经常缠着我。因要不到钱买糖吃还挨了骂，我哭着上学，走着走着，发现父亲跟在后头。我赌气仍往前走，但不时回头瞄瞄父亲，看他要做什么。父亲走入一家他经常赊欠的小杂货店，一会儿又走出来，然后快步追上来。在离我十余步时，他喊着“小明，给你”，说着将一个五角铜币掷给我。后来回忆这一幕——我逼着落魄的父亲向杂货店借五角钱——经常让我羞愧得痛哭。我还记得一件事，也是当时我太不懂事，看见有些同学带便当中午在学校吃，我也吵着要带便当。吵闹了几次后，有一天父亲终于同意替我送便当到学校。那天中午，父亲送便当来，并在我打开便当时，对我及周围的同学说：“今天起来晚了，菜场买不到肉，所以只给你带个荷包蛋。”当时我为父亲的谎言感动得几乎掉泪，因为一年来，我们家没有人吃得到荷包蛋，更别提吃肉了。后来父亲为了养家，曾在高雄港当码头工人，又在左营的海军废弹处理场工作，但都做不久便辞职。这些都是十分辛苦且危险的工作，但他做不下去的理由仍是：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他无法忍受别人对他的呵斥。

四

在我12岁那一年，父亲终于做了一个决定：到台中“省政府”去找他在军中时的老长官。我还记得父亲出发的那一天，他穿上借来的白衬衫和一双皮鞋。父亲打趣说，他看见老长官们都穿西装结领带上班，“穿了一辈子军服，我才不要在脖子上拴个西洋绳呢！”妈妈、姊姊、弟弟都在笑，我感觉，我们家从来没有这么温馨过。

不久，父亲便在高雄一家“省政府”经营的肥料厂当了个专员。我们家的经济情况因此突然改善。当时台湾的“省政府”，由上到下各级官员大多是由军中退下来的将校官转任。父亲这工作，原是“省政府”官员朋友替他安插的闲职。然而不久，父亲在这公司里的地位重要起来，他也不由得经常要穿西装、结领带。以后几年，父亲便经常到台中出差，与一些“议员”、“省府”官员周旋应酬。他衣橱里的西装领带愈来愈多，抽屉里的名片也愈来愈多，而他的身躯也愈来愈像个商人。这是他最得意的几年。

在我中学二年级那一年暑假，父亲出差到台中，要我和姊姊、弟弟到台中找他。这时我们才见识到他在外面多么有办法，他也有意对我们炫耀这一点。我觉得，经历许多挫折困顿后，父亲一直努力地在我们面前树立他很有办法的形象。

大概是我们到台中的第三天。那晚，当父亲正在问我们想去哪一家餐厅夜总会时，接到了一通电话。放下电话，他对我们说，今天我们去“蓝天”。进了那家夜总会，一位经理迎面而来，与父亲说了一阵悄悄话，我依稀听到“你的老长官……”，然后将我们安排坐在靠走道的一张桌子边。那晚，父亲很少跟我们说话，一直注意着舞台前的一张空桌。节目进行了约半小时，四五个人拥着一位老者进入餐厅，在舞台前的那张桌子边入座。由于气氛特别，我一直关注着父亲。他神色凝重地一直望着那老人，不时有些激动哽咽的表情。节目还未完，那群人就拥着那老人离场。当他们走过我们这一桌时，父亲突然离座，挡在老人身前。他努力地挺直身子，紧并双腿，但他应酬过度的肚子却因此更突出；他高举手臂，以手掌置于额前行军礼，但他的西装却因此拉扯变形。他便以这样滑稽的姿势，在那老人面前喊道：“某团某营营长王光辉报到！”那老人停下步子，口中说：“好！好！”父亲保持着行军礼的姿势，不顾这一幕已引起邻近几桌人的窃窃私语，直到那一群人完全离去。不久，我们也离开了那夜总会。那晚回到饭店，父亲以从未有过的严肃口吻对我们说，那老人是孙立人将军。

孙立人将军，对从小生长在黄埔新村的我来说，这名字是多么的熟悉、亲切，但又似乎是许多不幸的根源。在村上一个朋友家里，我曾看到一本印刷精美的英文杂志，整本都在介绍孙立人将军所率新一军的对日战绩。据朋友的父亲说，这是抗战时所编。村子边的黄埔军校，阅兵台作“立”字形，村上父老窃窃地说，这是大家怀念孙立人将军，才偷偷把它盖成这样子的。

五

那次见了孙立人将军一面后，父亲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家中又开始为了钱成天争吵，父亲还负了不少的债。

此时我已在读高中，忘却这些忧烦的方法是混太保、打群架。高一、高二时，父亲对我在外闯祸不但宽容，还经常“很有办法”地替我解决问题。每当我被一个学校开除时，他就动用关系替我再找学校；当被我打伤的人找上门来，他悄悄地与对方在外面商谈赔偿，不让母亲知道。那时我却很少关心他，直到有一天母亲对我们说，其实父亲早已被肥料公司开除，并陷入一些金钱官司中。这时我才注意到父亲的改变，他变得消沉、静默，忍受母亲对他的数落，他已完全接受自己的失败，也不再想对我们证明他很有办法。

由于没考上大学，20岁时我必须入伍服两年兵役。我刚进入军中，父亲便入监服刑，不久被转入医院。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发到金门，无法回台湾看他。父亲在从狱中寄给我的信里写道：“吾一生戎马，从未做出对不起国家社会的事，今受小人构陷……”我流着泪读他的来信。他说的不是真话，但我更能因此感受他的痛苦。为了生活，为了让妻儿及村上的朋友瞧得起他，他挣扎于做个正直的军人和有办法的大人物之间。

部队回到台湾后，驻地在新竹杨梅，离台北不算太远，我每个周日假期都到父亲的病床边陪着他。自己当了兵，曾站在金门古宁头眺望大陆，曾在营地里捡拾古宁头战役中被同胞就地掩埋的大陆军人枯骨，曾陪着那些归不得家的老兵喝酒高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我这时才能体会父亲那一代人在台湾的挫折与对故乡的想念。他们从来没有离开那战场——即使现实的战场已化为每日柴米油盐的生活压力，即使战场已变为官场、商场上的尔虞我诈，他们还是生活在仁安羌、四平战役的艰苦与荣耀记忆之中，还是以黄埔军人自诩。有一天我进入父亲的病房，病床是空的。一个护士察觉我的惊恐，她对我说，放心，王先生去做检查了。我与那护士坐在空荡荡的病房内。她对我说：“你是王先生的儿子吧，你父亲常提起你，他很以你为荣。”我听了心如刀割。混了几年小太保，又两次考大学失败，除了为赚点零用钱而在报上发了几篇散文外，我有什么可让父亲感到光荣的？在我退伍前半年，父亲终于去了。那晚台北荣民总医院打电话到军营里，营长要他的驾驶员立刻送我到火车站。到了医院，见到父亲容颜安详地躺在床上，我并未感觉特别悲伤，只是觉得，从小以来父亲一直佑护着我们的伟岸身躯，为何此时小了许多。办完父亲的丧事，半年后我在军中服役期满。往后的6个月，我每天至少花上15个小时读书，后来考入师范大学历史系。推动我的，以及后来一直推动我读到哈佛大学的，是我对父亲的感念——他以我为荣。

六

后来在我30年的历史学术生涯中，常狂称自己研究的是“从新石器时代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我，却从不研读抗日与国共战争的历史。对我来说，那是个人记忆中的一片圣土，我不愿学术知识污染了它。在那儿，有像鸡那样大的蚊子，有让辗过它的吉普车跳起老高的大蟒蛇，有孙将军带着他的弟兄脚下踩着蚂蟥、毒蛇穿越的丛林，有摸进军营以橄榄大的红蓝宝石换面包的印度人。在那儿，没有民族战争，没有同胞相残，没有仇恨，没有恐惧。所有的都已成为过去，只有我父亲及眷村中的叔叔伯伯们赖以为生的战争记忆，以及我对他们那一代人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