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爱情也可以

鲁迅先生曾冷静发问：娜拉出走后怎样？他的提问有现实意义，“五四”前后，很多女性忽而觉醒，离异、逃婚者有之，离家出走者有之，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离开家，就能走向光明吗？

似乎是为了给这个问题一个答案，数年之后，呼兰小城里一个名叫张荣华的姑娘，像娜拉一样拒绝了被掌控的命运，离开生活了19年的家，去异乡，走异路，寻找新的可能。

也许是因为张姑娘才情卓然，她没有再回去，也没有堕落，还成了作家。只是那一路尝尽艰辛，被遗弃、遭家暴，经受各种困顿羞辱。31岁那年，她病死在香港，至死不甘地说：“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对，张姑娘就是我们熟悉的萧红，她印证了鲁迅的说法，在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里，女人单方面的勇气，无济于已经确定的命运。然而，世态芜杂，案例繁多，在萧红拎起箱子关上家门的20多年前，也有一个女子，逃出了让她倍感窒息的家，走出了一片新天地。

那个女子名叫吕碧城，安徽旌德人，父亲曾任山西学政。吕碧城12岁那年，父亲去世，两个异母哥哥都早逝，家中没有男嗣，吕家的财产因此为族人觊觎。他们甚至将吕氏母女囚禁，后来在官方的干预下，吕氏母女获得自由，但光景已经大不如前。

吕碧城10岁时，与同乡汪家定亲。按照戏剧里的逻辑，订婚的人家，若有一方家道中落，另一方必然会嫌贫爱富地悔婚，通常是女方嫌弃男方。可到吕碧城这里却颠倒过来，汪家见吕家今非昔比，老实而不客气地提出退婚。

这种单方面的毁约，是一种羞辱。许多年后，吕碧城的同乡胡适之对包办婚姻虽多有腹诽，但怕伤了母亲的心之外，更怕毁了一个女孩的幸福，他放弃了异国恋情，迎娶了“村姑”江冬秀。按照这个说法推想，吕碧城算是被毁掉了，注定要在同乡人的冷眼与白眼里，过她万劫不复的一生。

但吕碧城是不肯认命的，好在命运也肯帮她。她有个舅舅叫严朗轩，当时任塘沽盐课司大使，吕夫人便携带女儿投奔兄弟而去。虽然严朗轩不过是八品小官，但相对于安徽老家，塘沽更得风气之先，能够跃身到一个更大的天地。

她在塘沽生活了7年。1903年，严朗轩官署里有位方秘书的太太要到天津去，吕碧城想要随行，看看有无深造的机会。严朗轩大为光火，那时还是光绪年间，一个女孩子要外出就学，让这个当小官的舅舅实在难以理解。倔强的吕碧城没有被舅舅的怒火吓住，在秘书太太离开的第二天，她不辞而别，一个人来到了火车站。

光绪二十九年的一天，吕碧城一个人出现在火车站，没有娜拉的箱子，甚至连买车票的钱都没有，靠逃票上了火车。还好，在车上，她遇到了贵人，天津“佛照楼”旅馆的老板娘。老板娘与她一见如故，不但帮她买了车票，还把她带到自己家里。

到达天津的第一晚，吕碧城便给住在《大公报》报馆的方太太写信，这封信，凑巧被《大公报》的总理英敛之看到。吕碧城那一纸飘逸的字迹首先入了英敛之的眼，她的才情让他遥生好奇和怜惜之心。他和妻子一道拜访了她，将她接到《大公报》报馆。那晚，这对比吕碧城大了十几岁的夫妇，和这个年轻的女子畅谈到深夜。

他们大概谈到了女权等话题，吕碧城当晚挥毫作了一首《满江红》。第二天，英敛之将这首词作发表在《大公报》上，还以夫人之名写了跋语，称之为“极淋漓慷慨之致，夫女中豪杰也”。他又将吕碧城推荐给严复、傅增湘、方若等津门名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带她出入于老男人饭局。当时的文化名流如铁花馆主、寿春庐主纷纷与她唱和，《大公报》“杂俎”专栏，几乎成了她和她的唱和者的私家花园。

这次离家出走，对于吕碧城真是一趟梦幻之旅，短短几个月，她就在天津成了名。那些文人们的酬唱也许还有对“萝莉”作家的隐秘情结，但秋瑾女侠作为同性也对她另眼相看。秋瑾本人也曾以“碧城”为笔名，一次拜访之后，她表示，此生不再用这个笔名，留给吕碧城专用。

无疑，英敛之是吕碧城最有力的幕后推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何况这个知己，亦非凡人。他是《大公报》的创始人，有一番坎坷奇特的经历，当时他是文化名流，相貌堂堂，最难得的是，和妻子一向感情甚笃的他，几番交往下来，对她竟有了异样的感觉。

在日记里，英敛之自叹“怨艾颠倒，心猿意马”，而他那本来对吕碧城十分热情的妻子，也觉出几分异样。她为之伤感，居然要发奋进学，不落吕碧城下风。

萧红当即就爱上了“救了她”的三郎萧军。可是，从头到尾，没有资料证明，吕碧城对英敛之有过非分之情。

不但对他，她一生遇到的出众男子多矣，袁世凯的公子袁克文、李鸿章的孙女婿杨云等，都算是她广义上的男闺密，但她谁都没有爱上。她甚至认为，包办婚姻都好过自由恋爱，包办婚姻若不幸福，还可以归咎于父母；自由恋爱若是失败，其懊恼悔恨，远甚于包办婚姻。

严复曾说她：“心高意傲，举所见男女，无一当其意者……比平常士夫，虽四五十亦多不及之者……此人年纪虽小，见解却高。”

她自己则对朋友这样解释：“生平可称许之男子不多，梁任公（梁启超）早有妻室，汪季新（汪精卫）年岁较轻，汪荣宝尚不错，亦已有偶。张啬公曾为诸贞壮作伐，贞壮诗固佳，奈年届不惑，须发皆白！我之目的，不在资产及门第，而在于文学上之地位。因此难得相当伴侣，东不成，西不合，有失机缘。”

细看这段话，她其实看得上梁启超和汪荣宝，可见她并不是一个独身主义者，只是机缘不凑巧。有人非要问她袁克文如何，她淡然一笑：袁属公子哥，只许在欢场中偎红依翠耳。她与他是真朋友，所以看他倒比别人都清楚。

清醒孤高如吕碧城，“不遇天人不目成”，她不骗自己将凡人当天人。

因此，当那个呆子吴宓自说自话地为她写推介文章，盛赞她的才华之后，居然以须眉浊气去推想她的“剩女情怀”：“集中所写，不外作者一生未嫁之凄郁之情，缠绵哀厉，为女子文学中精华所在。”他以为的恭维，却是对她严重的冒犯，吕碧城拒绝与他见面，还怒斥他为无聊文人。

但她的决绝磊落，也让她失去了靠在哀怨上歇歇脚的机会。与爱无缘的一生，吕碧城做了太多事情，办女学、做生意、求学美国、游历欧洲，她不觉中以亲身经历证明：即便对于女人，爱情也不是人生的全部。作为一个女学的创办者，她的人生对于女人有更多的借鉴意义：是你自己，而不是别的人，决定你的一生最终会不会是一个泡沫。

若是遇不上，没有爱情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