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府里的那些岁月

第十位首相

1997年3月17日，大选的日期才定下来，定在5月1日。托尼的竞选“战车”是辆旧巴士按竞选需要改装的，空间狭窄，很不舒服。整整6周我和托尼都在全国来回奔波。

投票站关闭那晚，我和托尼在个地方结束演讲，赶了几里路回家。回到家我们大吃一惊，家里挤满了人，武警将外面重重包围，强力照明灯刺眼开着，到处可见晃动的人影和嗅来嗅去的警犬。

当晚大概10点半，我们得去一家娱乐中心统计选票。那里像在举行狂欢节，人人心醉狂喜，托尼到处走动。我和家人则在娱乐中心的一个房间看新闻，当电视里播出托尼赢了的消息时，我和妹妹坐在那里，先是目瞪口呆，然后紧紧抱住对方。

第二天早上，托尼要去白金汉宫谒见女王，这个见面仪式叫做“吻手礼”，是女王正式邀请新任政府去组阁。进门后，我们被带到一楼。女王的私人秘书兼新闻秘书告诉托尼该怎么做，女王的侍女则指点我该怎么做。

托尼进去大概20分钟后，一个男仆为我开了门。女王，这个标志性人物，就坐在托尼的身边，看起来非常娇小。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托尼在亲吻女王的手时，不小心被绊倒在地毯一角，两手撑地跌了下去。不过女王镇静如初，她微笑着告诉他，他是她在位的第十位首相，第一位是丘吉尔。

坐上车朝唐宁街驶去时，我对托尼说：“别担心，我知道女王的第十位首相会和第一位一样棒，即使他的吻手技巧还有待提高。”

唐宁街10号

唐宁街10号是英国的首相官邸。当唐宁街10号的门在我身后徐徐关闭时，我心里有对历史的敬畏，我知道历届首相都在这里待过；有焦虑：前辈们的指挥棒，满载着责任传到了托尼手上；还有股不安的潜流，就像《蝴蝶梦》里那个新娘，当她第一次来到曼陀丽庄园，也是这样惴惴不安。

我们打算等孩子们放期中假时，再搬进唐宁街。可是从托尼当选首相后，我们在原来的家就无法安睡。我们的卧室在第一层，床在两扇前窗之间，外面街上的警察隔两个小时就换班，不停地窃窃私语。

一天周末早上，门铃响了，我拿起内部对讲电话。“有人给您送来了一束鲜花，布莱尔夫人。”一个警察说。“把它放在门边好吗？”“恐怕不能，我已经抱在手上了。”我只好穿着拖鞋去开门，我睡眼惺忪，打着哈欠，头发乱得像鸟窝。

人人都知道门外等着我的是什么。世界上所有小报编辑都知道这张照片做成星期天头条会有什么效果，那个摄影师也发了一笔小财。

鲜花是一个教堂送来的，他们是好意。现在想来我可以坦然地一笑而过了，但当时我关上门后，把前额靠在门后面，双眼紧闭，心想：“哦，上帝，托尼会杀了我。”

这件事后，我决定尽快搬去唐宁街。上任首相梅杰在唐宁街为我们留了一瓶香槟酒，还附了张纸条：“祝你好运。这是项伟大的事业。好好干。”

搬进唐宁街不久，我们才知道住在这里要征税。而且我们原来的家有一大笔贷款要还，我们的经济很快变得拮据。我想把原来的家出租用以抵押贷款，但是出租房子要通过外交部，因为这涉及安全问题。没有办法，最后我只好将房子卖了。

在唐宁街，我们还被告知，我们的住处是政府财产，不能自带家具。我们的住处和托尼的办公室一样，越来越成为公共场所。我和保姆经常轮流做饭，常常我从外面回来，厨房里的碟子堆得像小山。

克林顿夫妇

我们在唐宁街接待的第一位官方客人，是克林顿夫妇。为了配合媒体，我们站在唐宁街的前门台阶上欢迎这对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夫妇。

我们不想在唐宁街举行过分正式的晚宴，就带这对夫妇去外面的饭店。饭店在一座精心装修的商业大厦里，我们到那儿时，人们纷纷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把车停在开阔的人行道上，对托尼和克林顿表示欢迎。

克林顿是那种善于交际的人，他勤于思考，热爱聊天，但这种特点一般到晚上十点才真正显露出来。晚上十点一到，保证他会和你展开一场无比有趣的讨论。希拉里虽然不是那种容易动感情的人，但我发现生活中的她比公众眼中的她更温暖。

饭店的一部分被隔离了起来。虽然老板同意为我们吃了什么保密，但第二天下午，“切丽大食鹅肝”成了头条新闻。我收到洪流般的辱骂信件，都是动物爱好者写来的。

大约几周后，我们去了华盛顿，希拉里带我参观了白宫。她告诉我，白宫有四个厨师，有许多志愿者和实习生，他们喜欢白宫或想亲身体验白宫生活，愿意为白宫免费服务。在莫尼卡莱温斯基之前，看起来这是个好主意。

希拉里给我的一条忠告，至今还在我脑海里鸣响。“你必须承认，”她说，“你不可能每时每刻取悦每一个人，尤其是媒体，只要你认为正确的事，你埋头去做好了。”

1998年1月，莫尼卡莱温斯基性丑闻爆发了，我的心在为希拉里流血。我也在心里说：哦，比尔，你怎么这样傻？

戴安娜王妃

早在托尼当选首相前，我们和戴安娜王妃就见过面。戴安娜比照片上还漂亮，身材窈窕，衣着得体。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她，一种强烈的吸引力扑面而来。她对我谈起她对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的感情，这两个孩子和她非常亲密。她说她不是伟大的知识分子，但我认为她成功地塑造了一种形象，让人觉得她能有所贡献。搬进唐宁街不久，戴安娜带两个王子和我们见了一面。这次见面，我们一起吃了午饭。午饭过后，我们坐在草地上，看托尼和孩子以及两个王子踢球。戴安娜的表现非常放松，不仅说她想在公众生活方面发挥更显著的作用，还说她很喜欢我的女儿凯瑟琳，她也想要一个女儿。

几周过后，有天凌晨，电话响了。托尼接完电话，脸色惨白。电话是警察打来的，戴安娜在巴黎遭遇一场车祸，正在昏迷之中，医生认为她不可能恢复知觉。不久电话又响了，托尼捧着话筒反复说：“我不相信这是真的，我不相信”

那晚托尼没再睡觉，不是打电话，就是看新闻。他和班子成员商量去哪个教堂，应该在晨祷开始前讲些什么。教堂最后定在特里姆登的圣玛丽玛德莲娜教堂，托尼发表了讲话，他说到了全国民众的心坎里：“她是人民的王妃。”

“切丽门”事件

我在唐宁街遭受过无数次外界的猜疑和攻击。最让我受伤的那次，是2002年。

2002年伦敦的房价一涨再涨，我们卖掉的房子已经值100万英镑。活生生的事实是，我们比五年前托尼当上首相时穷了许多。这时我决定买套房子，我不想托尼卸任后，我们连房子都没有。

最后我没有买到房子，反而在买房过程中，认识了一个叫皮特福斯特的澳大利亚人。这个人自称与我们过往甚密，到处行骗，让我卷入到一系列攻击与调查中。机智的八卦小报，将这事称作“切丽门”。

皮特福斯特是我一个朋友的朋友，我和他只见过一面，因为他自称认识一些房产中介，我和他又有了几次电子邮件来往。他行骗被警方逮捕后，最终被驱逐出境。无论是等待被驱逐的日子还是被驱逐出境，他始终和一些八卦小报联系，将诸如我利用托尼的关系要求房价折扣、我试图通过一个离岸避税港转移资金的伪造消息，卖给这些小报。

为了调查这些消息是否属实，唐宁街对我的电脑进行了全面清查，对我也进行了多次盘问，向来跟托尼所属工党相对的保守党，更是要求对我进行公开质询。有人甚至提出，我以前订购衣服时曾享受过折扣，要求我跟所有为我提供衣服的人联系，让他们做出书面保证，证明没有给我特别优惠。我照做了，但还是不行，又有人提出，我得把所有折扣还回去。我拒绝了，我还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从大使的妻子到女王的侍女，没有人觉得我有义务为了官方工作自掏腰包穿着光鲜，还要不断接受媒体的审查。

欣慰的是，这起事件中，我也收到了许多同事、朋友以及我从未见过也永不会见到的人的来信，他们在信中纷纷表示对我的同情与支持。尽管为了避嫌，托尼从未在公开场合就我的事情说过只言片语，可是我感觉得到，他信任我。

离开唐宁街

对于唐宁街10号的房客而言，离开总是件不那么容易的事。

托尼定于2007年6月27日辞去首相职务。那天到来时，我在厨房的桌上留了一瓶香槟，还有送给新任首相戈登和夫人的礼物：我想向他们表达梅杰曾向我们表达的善意。

汽车载着我们离开唐宁街时，我想到了我们全家入住唐宁街的情景。我们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面对和理解这沉甸甸的十年经历，期待着下一段人生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