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史学家余英时逝世 著名史学家余英时个人事迹

余英时1930年出生于天津，先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余英时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师。他深入研究中国思想、政治与文化史，贯通古今，在当今学界十分罕见为了大家学习方便,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著名史学家余英时逝世 著名史学家余英个人事迹内容，以供参考，一起来看看！

著名史学家余英个人事迹

余英时（1930年1月22日-2021年8月1日），生于天津，籍贯安徽潜山，当代历史学家、汉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院士，普林斯顿大学荣誉讲座教授。 

1950-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为新亚书院文史系首届毕业生。1956-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2006年，荣获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荣获有“东方诺贝尔奖”之称的唐奖首届汉学奖。 

余英时在中国历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有开创性研究，是罕见曾获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三校延聘正教授者。他著作等身，凡数十种，包括《士与中国文化》《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朱熹的历史世界》《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等。

据台湾“中央研究院”消息，2021年8月1日，余英时于美国寓所睡梦中逝世，享年91岁 。

有“东方诺贝尔奖”之称的唐奖，20日由前诺贝尔奖得主李远哲公布最受关注的汉学奖得主。史学泰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余英时获此殊荣。据了解，余英时是我省潜山县官庄镇金城村人，在家乡度过了九年的难忘时光。其故居还完好保存，目前已修缮一新。

今年84岁的余英时曾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后远赴美国哈佛大学求学，接受西方学术洗礼，专长以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44岁时当选台“中研院”院士。他早期以英文著书并在美国崭露头角，中年以后为让东方读者也能理解，改用中文，60年间出版中英文著作59本、论文400多篇，许多理论至今仍为学术界称道，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之一。

台湾唐奖6月21日公布完第一届的获奖名单。永续发展奖的得主是挪威第一位女总理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1987年她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布伦特兰报告”，首次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因而被称为永续发展的教母。生技医药奖则由美国德州大学的詹姆斯·埃里森博士和日本京都大学的本庶佑博士共同获得。法治奖颁给了南非的奥比·萨克斯，他早年致力于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并因此遭到种族主义当局的暗杀而致残，后来他参与南非新宪法的起草。汉学奖的得主是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

唐奖是由台湾企业家尹衍梁捐资设立的，共设立永续发展、生技医药、汉学和法治四大领域的奖项，每两年颁奖一次，由中外学术权威共同评选，旨在以华人的视角，面对21世纪的新挑战和新课题，并以此弥补诺贝尔奖的不足，被期待成为“东方诺贝尔奖”。各奖项奖金都为5000万元新台币（约合1038万元人民币），比诺贝尔奖奖金还高。

中国“士”的典型

唐奖评选中尤受瞩目的是汉学奖。“汉学”意指广义之汉学，包括研究中国及其相关之学术，如思想、历史、文字、语言、考古、哲学、宗教、经学、文学、艺术（不包含文学及艺术创作）等领域。本奖旨在表彰汉学领域之成就，并彰显中华文化对人类文明发展之贡献。

唐奖第一届汉学奖颁发给余英时教授的奖词称：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余先生深入探究中国历史、思想、政治与文化，以现代知识人的身份从事中国思想传统的诠释工作，阐发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论述宏阔、见解深刻，学界久尊为海内外治中国思想、文化史之泰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传统学者治史之宗旨，余先生以其研究撰述与人生实践，对此语做了最佳的现代诠释。

芝加哥大学的余国藩教授称：“余英时教授就是他笔下的中国‘士’的典型，一生的研究与经历都在反映这一点。”林毓生与余英时是老朋友。在林毓生看来，在当代历史界没有人的成就能超过余英时，他天资非常高，但光有天资还不行，他还非常注重细节，并且坚持了几十年。“余先生做研究，可以几天几夜几乎不睡觉，他今年84岁了，仍是如此”。

余英时先后任教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培养了许多卓有成就的学生。“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黄进兴表示，余英时最伟大之处，在于很会抓学术史上的重要议题，每每提出一个说法，都能在学界激荡出火花，影响不只局限于史学界，甚至扩及人类学、社会科学界。

“中研院”副院长王森认为，余英时首先是一位杰出的史学家，但跟一般专业的史学家不同，他的研究还有一种文化关怀在里面。20世纪的史学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断代清晰，“很少人会跨越时代，但余先生从上古到民国都有研究，我们常开玩笑地说，他对事情、史实的论断，都有好几千年的历史背景在里面”。

在得奖后，余英时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受之有愧”。他说：“汉学奖不是专门给中国人的，是给研究中国的学者，还有其他三个同样重要的奖项，都是很新的，这是全球化的一种动向。”

2006年，余英时获颁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John W. Kluge Prize）。在60年间，余英时出版中英文著作59本，论文400余篇。今年1月出版了《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是其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

礼坏乐崩带来百家争鸣

时代周报：你在《论天人之际》中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轴心突破时代中政治背景的问题。

余英时：书中的政治背景基本上谈的是周公在周代所起的重要作用，为什么孔子要梦周公，为什么他强调自己继承周公的思想，原因就在这里。要想取得天命，必须靠人的努力。你给老百姓好的生活，老百姓就会拥护你，支持你，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是个很大的突破。但这个突破还没有到“轴心突破”，因为它还是在天命的范围之内。这是第一点。第二，它谈的还是以王朝为中心，到孔子才脱离以王朝为中心，变成以个人为中心，就跟天命发生关系了。孔子只有几个地方谈到天命，都是讲他个人与天的关系的，“知我者其天乎”之类。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周公在这个意义上也很重要，他本身就有很多巫的行为，日本人也讲过，有的人根本就称他为“大巫”。近代章太炎还说汉朝的董仲舒也是“大巫”。所以我并不是用巫来骂人，只是说一种事实的变化，思想史的根源上可以追溯到巫，基本上修改了原来对巫的看法。我认为当时存在着一个巫集团，有可以和天沟通的技能，所以人王（“天子”）任用他们，但其实他们本身没有资格和天沟通，他们是奉人王之命，才能和天沟通的。上古王朝相信巫能够为它取得天的支持，很多甲骨文的记载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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